清中期汉学家对唐宋八大家古文的态度
论清中期汉学家对唐宋八大家古文的态度
周游
作者简介：周游，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江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唐宋古文，清代诗文。
摘 要：讨论清中叶汉学家与桐城派的关系时，学者常常会关注二者之间的对立，研究的重点不外汉、宋之争与义理、考据、词章孰优孰劣的问题。而事实上，当时的一些杰出的汉学家同时也是重要的古文创作者，他们并不是置身于古文圈之外的，当时的古文圈也并不纯粹以桐城派为中心。一些兼具古文家身份的汉学家同样会思考如何接受唐宋八大家古文的问题，但他们对待唐宋八大家的态度与桐城派不同：桐城派将八家看作是一个权威的典范加以师法，于八家之外的作者加以青睐的很少。汉学家则倾向于将八家放回到古文发展的历史脉络中，他们不但热衷于考察八家形成的过程，也愿意广泛关注唐宋八大家之外的其他古文作者，希望能够兼收博采而不囿于八家的范围。
所谓清代的汉学家，是指清代涌现出的一批尊崇、归依汉人学术旨趣，以考据为主要手段的学者。这批学者既然被贴上了汉学家的标签，似乎与古文创作关系疏远，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探讨这类学者的古文观念，考察他们对唐宋八大家的态度似乎并没有多大价值。然而事实上汉学家的标签仅仅反映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作为学者的身份，在这个标签下，他们作为文人，甚至是很重要的古文家的身份就被忽略了。本文既然以清中期的汉学家对唐宋八大家古文的态度为研究对象，首先就要对这些汉学家在古文圈的真实地位做一个考察。
一
观察乾嘉古文圈的另一种视角
晚清的曾国藩对桐城派的形成有一段描述。其《欧阳生文集序》曰：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
“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这本是程晋芳和周永年恭维姚鼐之语，姚氏用以入文，始为一般人所习知。曾国藩复宣扬此意，认为“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桐城派隐然成为可以统驭清中期以来古文圈的文章流派。
在曾国藩等人的影响下，后世研究清代古文者亦无不把目光聚焦于“桐城派”。郭绍虞就直言：“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无不与桐城生关系。在桐城派未立以前的古文家，大都可以视为桐城派的前驱；在桐城派方立或既立的时候，一般不入宗派或别立宗派的古文家，又都是桐城派之羽翼与支流。由清代文学史言，由清代的文学批评言，都不能不以桐城为中心。”
然而，如果历史地加以考察，乾嘉古文圈实非桐城派所能统驭。李详曾敏锐地指出：
乾隆中程鱼门曾文正谓周书昌，非是。与姚姬传先生善，谓：“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姬传至不敢承，其《与王惕甫书》但自居宋穆伯长、柳仲涂一流……然鱼门之言，乾嘉时尚无敢以此号召当世。盖去诸老未远，一言不慎，则诘难蜂起。
可见，姚鼐在当日并非是可以号召文坛的古文宗主，当时话语权是掌握在乾嘉诸老手中的，如果他刻意标榜桐城派，则可能遭致“诘难蜂起”。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亦提到：
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内，唯此尤兢兢。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
他也坦承姚鼐与乾嘉诸老存在学理上的较大分歧，在当日是孤立无助的。姚鼐的观念直到五六十年后才在一定程度上为世人所承用。既然这样，《欧阳生文集序》开头所说的周永年（实为程鱼门）对姚鼐及桐城文的恭维和“学者多归向桐城”之间所存在的时间差就被曾国藩用“由是”二字轻描淡写地隐去了。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不追问，在这段被隐藏的时间里，既然学者并未都归向桐城，那么桐城之外的古文圈景致是什么样的？
其实早在乾隆年间，王昶就对当时的古文圈有一个异于曾国藩的描述，其《与门人张远览书》曰：
乾隆初言古文者，推临川李巨来、桐城方灵皋两公。仆生晚，不得见其人。稍长，始识蒋编修恭棐、杨编修绳武及李布衣果、沈秀才彤，乃知古文渊源曲折所在。四君又先后卒，今之有志乎是者，惟桐城刘教谕大櫆、钱塘杭编修世骏、大兴朱中允筠、桐城姚仪部鼐、嘉定钱中允大昕、族兄鸣盛数人而已。
王昶在信中介绍了乾隆文坛上有志于古文创作的十二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既有后来桐城派文人所尊奉的三祖，又有在曾国藩、李详文中均居于桐城派对立面的乾嘉诸老。并且在王氏的描述中，方、刘、姚之间的文脉传承关系并没有被特意点出，桐城仅仅是他们的籍贯，他们也并不显得比钱大昕、王鸣盛等人更能代表古文正宗。
这种描述或许会让习惯于以桐城派视野观察清中叶古文圈的人们多少有些不适应。现有的研究即便是留心到了汉学家的文论，也会刻意关注他们与桐城派古文家之间的区别与对抗。一是会强调二者学术背景中的汉宋之别，二是会夸大双方的文笔之争。在桐城派的视野下，这两种强调的内在逻辑都是将汉学家排除出古文圈，而使得桐城派能够独享古文正宗的地位。当然，汉学家与桐城派的对抗并不纯然是研究者构建出来的，但过度强调对抗，会让双方的壁垒变得明确而固化，让人容易忽视二者内在的融通性。王昶的描述虽然也会带有汉学家的偏见，但毕竟他所认同的古文圈范围比姚鼐、方东树、曾国藩更广阔，也更能反映真实的历史情况。在当时杭世骏、朱筠、钱大昕等人所创作的古文也确实为人所称道。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思路，可以从这些汉学家所具有的另一重身份——古文家角度去考察他们的文论，而不是将他们放置在古文圈之外去讨论。那么，作为古文家的汉学家也会面对桐城派文人常常思考的问题，他们会如何看待“唐宋八大家”这个古文圈的老话题呢？
二
汉学家如何看待唐宋八大家
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可以视作希望复兴宋学的学者对当时正如日中天的考据学风发起的一次猛烈进攻。亲炙姚鼐多年的他在书中也不忘对汉学家的文论展开攻击，他反复强调汉学家对唐宋八家文章的唾弃：
汉学家论文，毎曰“土苴韩、欧”，“俯视韩、欧”；又曰“骫矣韩、欧”。夫以韩、欧之文而谓之骩，真无目而唾天矣！及观其自为，及所推崇诸家，如屠酤计帐。扬州汪氏谓“文之衰自昌黎始”。其后扬州学派皆主此论，力诋八家之文为伪体。阮氏著《文笔考》，以有韵者为文，其旨亦如此。江藩尝谓余曰：“吾文无他过人，只是不带一毫八家气息。”又凌廷堪集中亦诋退之文非正宗，于是遂有訾《平淮西碑》书法不合史法者。
“土苴韩、欧”、“俯视韩、欧”、“骫矣韩、欧”分别出自江藩、段玉裁和焦循的著作，加上下面提到的汪中、阮元、凌廷堪，方东树所提到的学者几乎都来自扬州学派。然而扬州学派仅仅是清代汉学流派中的一支，以扬州学派诸人的观点来代表汉学家的普遍立场，已经存在以小涵大的问题了。更何况，扬州学派中人对八家的态度也并非如方氏概况的那样整齐划一。李贵生就指出江藩所说的汪中“土苴韩、欧，以汉、魏、六朝为则”，实际上是对汪中的误解。汪氏为文不专一体，对唐宋古文亦多有诵习。而凌廷堪崇尚骈俪，确实对八家颇有微词。李贵生认为“扬州学派的文论有两种不同的取向。这两种取向首先体现在汪中与凌廷堪的分歧之上，后来分别由焦循和阮元所继承和发扬。”因此上文举的扬州学派诸人中，真正视八家为别派的只有凌廷堪、阮元。如此看来，方东树所说的汉学家文论实际上是夸大了扬州学派中部分成员的主张。虽然骈散之争也是清代中后期文坛的重要论题，但作为阮元等人前辈的一些吴派、皖派学者，以及如杭世骏、朱筠这样无法严格限定派系的学者，他们对八大家的态度究竟如何，方东树的讨论并没有涉及。
皖派学者以戴震和段玉裁为代表，他们论文喜欢与古文家争辩“考据”、“义理”、“词章”三者的本末先后关系，而不太愿意涉及具体的古文技法，关于唐宋八大家的议论很少。方东树所引的“俯视韩、欧”是段玉裁称颂戴震的话，这里仅反映汉学家心中带有的一种面对古文家的优越感，很难说是具体对八家的看法。可以说皖派学者多是站在古文圈外去谈论古文的，而吴派学者与古文的关系就亲近得多。早在康熙年间，惠栋的祖父惠周惕就曾受业于汪琬，而以古文名世。惠士奇，惠栋虽不以创作古文著称，但至少不会排斥古文，惠栋就曾在《九曜斋笔记》中记录了祖父论古文的心得。当然，后来吴派学者传习古文的风气应主要与沈德潜的影响有关。沈德潜于乾隆十四年（1749）归里后主讲苏州紫阳书院，并于第二年选编了《唐宋八家文读本》，此书问世后即风行海内，王昶、王鸣盛、钱大昕等吴地学者又皆出于沈氏门下，显然也会深受此书影响。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虽然有志经史，不复以文章名世，但其汉学家背后的古文家身份远比皖派学者明显。下面我们就以王鸣盛和王昶的两篇策问为例来看吴派学者对唐宋八家的态度，：
乾隆二十四年福建乡试策问
问：……唐宋八家之目起于何时？八家之所以髙出于诸家者何在？抑其他辅翼八家者，岂别无可取者？元之虞集、揭徯斯、黄溍、柳贯、欧阳玄、吴师道、吴莱、戴表元、明之王祎、宋濂，亦足接武八家否？嘉隆以后，震川号为大宗，王元美称之曰：“千载有公，继韩、欧阳”，推崇至矣。其说可得闻欤？文集之传于世者，指不胜屈，学者不能遍观也，于是乎有选本，而《文粹》、《文鉴》、《文类》、《文衡》，各有专书行世，不特示文家圭臬，并以备一代掌故焉，其法甚善。顾《文鉴》所录，止于汴宋，则建炎以下之文亦有可得而论列者否？
壬子科顺天乡试策问
问：自时文作而有古文之名，源流门迳，綦以纷矣。八家之分始于谁氏？唐昌黎韩氏起八代之衰，柳宗元次之，然如李翺、孙樵、刘蜕、皮日休诸人，岂无可采欤？宋初文体疲苶，自柳开、穆修启其先，欧阳修继之，余如苏舜钦、李觏、非欧阳氏之羽翼欤？三苏父子兄弟同时并起，而曾巩颉颃其间，其黄庭坚、张耒、秦观、苏门诸子，可得议其优劣欤？南宋之文，莫富于朱子，殆所谓有德有言者欤？元代以元好问、虞集为最，此外尚有卓然名家者欤？明初刘基、宋濂为世所推，固已继此而兴者谁欤？李梦阳起北地，踵之以王世贞，侈言复古。归有光力斥之，其说有可述欤？
这两篇策问分别作于1759年和1792年。虽然相隔了三十三年，但其中提出的问题却惊人的相似，我们从中可以略窥吴派学者对这类问题是抱有持续性热情的。一方面，王鸣盛与王昶希望学子们去思考唐宋八家之目是如何形成的，这就是希望他们能意识到唐宋八家框架作为文学典范的成立并非天然的，而是被历史地建构出来的。王昶还特别指出“自时文作而有古文之名，源流门迳，綦以纷矣。”可见古文门径众多，以唐宋八家作为典范入手并非唯一途径；另一方面，二人都提醒大家留意与八家同时和之后的古文家的价值，这其实是将八家放回到他们所处的历史脉络中去。在具体的脉络中，韩、柳、欧、苏与无数人发生着关联，他们既有同时代的辅翼，又有许多的后继者。他们并非绝世而独立，而是作为古文传承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而存在。
三
汉学家与桐城派古文家对唐宋八大家态度的差异
王鸣盛与王昶的这种思路与方苞、刘大櫆以来的桐城派古文家有很大不同。方、刘等人将八家奉为准绳，并建立起从唐宋八家到晚明归有光再到他们的古文传承统序，因此八家在他们心中就多少带有点神圣的宗教意味。既然多少带有宗教意味，他们会尽可能淡化八家之目形成的过程，因为历史地考察一个典范如何被建构起来则会一定程度上削弱其神圣性。同时桐城诸人也不会将八家放在他们所处的历史脉络中去观察，八家是被抽离出他们的时代而成为万古不变的典范的。因此，方苞选编的《古文约选》除了增加了两汉疏、书的内容外，还是以唐宋八家的文章为主体。晋、唐之间无文入选，八家之后更是空白。刘大櫆更加极端，甚至宣称“八家之外无文”。之后姚鼐选编了《古文辞类篹》，该书号称网罗众美，选编范围未尝以桐城派一家之见限之。比如，其中就收录了在《昭明文选》中属于辞赋的文章。但我们发现姚鼐对唐宋文的选择大体仍未超出八家范围，八家之后也仅仅加入了归有光、方苞、刘大櫆这些桐城古文传承脉络中的人物。关于桐城派对八大家的态度，方东树在《书惜抱先生墓志后》总结得很清楚：
自明临海朱右伯贤定选唐宋韩、柳、欧、曾、苏、王六家文，其后茅氏坤析苏氏而三之，号曰八家。五百年来海内学者奉为准绳，无敢异论。往往以奇才异资，穷毕生之功，极精敏勤苦，踊跃万方，冀得继于其后而卒莫能与之并，盖其难也。近世论者谓八家后，于明推归太仆震川，于国朝推方侍郎望谿、刘学博海峰以及先生而三焉。夫以唐宋到今数百年之远，其间以古文名者，何止数十百人。而区区独举八家，已为隘矣，而于八家后又独举桐城三人焉，非惟取世讥笑恶怒，抑真似邻于陋且妄者。然而有可信而不惑者，则所谓众著于天下人之公论也。
其《答友人书》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唐宋以来号能文者，无虑数十百家。日久论定，其卓然不可易者，八家而已。有明一代，独推震川一人，此非后人之敢有所靳许也。
方东树也提到了唐宋八家名目的形成经过了从朱右到茅坤的过程，但他并不会引导读者在八家的形成上多作思考。而是以不容置辩地语气来突出八大家的权威性：“海内学者奉为准绳，无敢异论”。同样地，方东树并非不能意识到“以唐宋到今数百年之远，其间以古文名者，何止数十百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仅仅提取出唐宋八家和桐城三祖作为典范似乎范围太狭窄了，是会引起世人质疑的。但他并不去思考和解释这种疑惑，而是去忽略世人的质疑，甚至以极大的自信认为将八家抽离出历史脉络的选择乃“天下人之公论”，是“可信而不惑”的。
汉学家自然不会认同这是“公论”。关于唐宋八大家的形成，另一位重要的吴派学者钱大昕同样抱有兴趣。他在《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中记载了明成化间李绍关于“七大家”的说法：“李绍序《苏文忠公集》云：‘古今文章作者非一人，其以之名天下者。唯唐昌黎韩氏、河东柳氏、宋庐陵欧阳氏、眉山二苏氏，及南丰曾氏、临川王氏七大家’。”《养新录》中这条记载不只体现了钱氏的博闻，事实上它补充了从元末朱右的六大家到晚明茅坤八大家说法之间过渡的中间环节，让这个从六到八的变化过程展现得更加清楚，也让人们更容易认识到八仍然有可能只是过程中的一环，并非不可再有增损。晚清学者平步青就引用了钱大昕的记载，《霞外攈屑》卷六的“唐宋文选”条曰：
唐宋六家之目，昉自朱右；成化时有七大家见《养新录》；八家增老苏，则定于荆川、鹿门。本非一定而不容增损者。
此外，王鸣盛与王昶提到的第二点，即将八家置于历史脉络中去观察，并发掘八家之外的古文家的价值，也是诸多汉学家的兴趣所在。除了策问中提到的与八家同时和之后的其他古文家外，对于八家与前代的联系也是汉学家喜欢讨论的。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就提出“唐古文不始于韩柳”。他发现《新唐书·文苑传》对大历、贞元间文士传习古文的情况与《旧唐书·韩愈传》的记载有区别，宋祁作为宋初古文运动的代表，在《新唐书》中突出了韩愈作为唐之古文倡始者的位置，而《旧唐书》则指出韩愈之前早有独孤及、粱肃等为先导。赵翼通过考察赞同《旧唐书》的说法。这个说法在今天已成常识，而在乾嘉时期却是发人深省的。之后严可均跋永泰二年（766）的《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纪功碑》时也从风格角度判断其“文体学班、扬，为退之先声。”陈澧在《三宋人集序》中除了肯定柳开、穆修、尹洙三家古文为欧阳修开先的重要性外，还提到他自己“尝以为元次山、独孤至之亦为韩文公开先，欲选二家文上溯至三国之文不为骈俪者为一集，不可尽以八代为衰。”陈澧不满足于仅找到韩愈在唐代的先导，还希望能从三国以来梳理出一条古文传播的路径。
因为汉学家强调要重视八家之外的古文家，所以他们于唐宋古文选本也是推崇选录更广的《唐文粹》、《宋文鉴》而非晚明以来流行的八家选本。又由于多数经学家并不反对骈体，也不尽以八代为衰，所以《文选》也是他们所重视的，他们会关注唐代古文与前代的延续性而非简单的革命性。如赵翼就有讨论过《选》学在唐初的影响。王昶曾从军滇南，在“军营六七载，箧中只带《文选》及《唐文粹》。”戎事倥偬，朝不虑夕，此时随身携带的书定然是他认为需时时诵习的。《唐文粹》在清中叶以来一直颇受汉学家的青睐。顾广圻尝校勘此书，并与金勇同撰《辩证》。同时代的郭麐也著有《文粹补遗》和《文粹考异》。后来浙江藏书家许增约学者谭献重校《唐文粹》并刊行，世称善本，对晚清古文圈影响较大。谭献在《新校本文粹叙》中述说自己校订初衷曰：“但欲为唐贤遗文千数百篇定一善本，而后知振八代之衰，固不独昌黎韩氏一人而已也。”这可谓乾嘉以来学者的共同心声。一直到民国中，黄侃也将《唐文粹》抬得很高，认为“《文选》、《唐文粹》可终身诵习。”他自己直到去世前一天，虽大量吐血，也仍在圈点《唐文粹补遗》的末二卷。从王昶到黄侃我们能大致看出《唐文粹》在学者间所受到的重视。
汉学家们在学习古文时重视《唐文粹》、《宋文鉴》这类涉及面较广的选本与当时他们热衷蒐求稀见文集，汇总一代文章的行为是一致的。既然热衷于求全，希望历史地看待八家，他们就必然不会赞同桐城派为文只学八家，甚至学八家也不去读全集的行为。王昶在《四家文类自序》就对此提出批评：
自明茅氏坤论次古文，取八家为彀率。嗣后甄古文者以十数，斤斤焉墨守厥训，不敢有所进退损益。其于篇帙，茅氏取录外，亦不复采置一二，犹划鸿沟而界之也。
钱大昕甚至从这个角度直接否定了桐城派核心文论——方苞的“义法”说：
盖方所谓古文义法者，特世俗选本之古文，未尝博观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而义于何有！
确实，如果不博观世间古文，而仅仅从选出的一些八家文来归纳其法，这个法又如何具有普遍性呢？这样的义法又如何能代表世间古文的方向呢？钱氏的否定似乎不无道理。但是，我们若顺着钱氏的思路去博观古文以约取义法，则会发现这种约取并不容易操作。当我们不断扩大要考察的文本数量，则它们之间可以被归纳出的共性会越来越少。即便是就八家中的一家要归纳风格，如以曾巩为例，如果我们关注《南丰类稿》中的所有文章，我们很难说他具体是什么风格，他有许多文气舒缓的文章，但也不乏简洁雄健的文章。只有当我们选出认为最具曾巩特色的一些文章，概括其特色才相对容易，但这种选取过程也多少会带有选文者的主观意图。很多时候，选文者认为的最具某位作者特色的文章数量在其文集中并不占多数。但也只有敢于去选，我们才有可能明确地概括出一位作者的文风。从晚明以来重视八家选本的古文家都很重视概括八家的风格，桐城派也不例外。在他们心中八家各具特色，他们风格合起来便可代表所有可以想象的古文形式，也因此他们才会认为八家之外无文。
有一个具体的例子，既能印证桐城派古文家论文有唯以八家限断的狭隘性，又能体现汉学家衡文有多以时代论断，而不落实在具体个人的模糊性。法式善是乾隆时著名的学者、古文家，其《存素堂文集》所收古文后多有时贤跋语。其中以阮元、洪亮吉、王芑孙、秦瀛、陈用光为主，这就既包括汉学家、又有桐城派古文家，与王昶描绘的乾嘉古文圈的构成是相似的。其中又以阮元和陈用光的评语最能体现两派差异，下面先录几则阮元评语：
《同馆试律汇钞序》，阮芸台曰：是虞文靖、杨文贞一派文字。
《同馆试律续钞序》，阮芸台曰：渊雅，是东汉人手笔。
《重刻己亥同年齿录序》，阮芸台曰：此文安章宅句，无一不合古人，其疏畅渊雅，真北宋人文字也。
可以发现，阮元会用相对模糊的东汉、北宋来界定文章风貌。即便是涉及到虞集、杨士奇，也会强调是他们这一派文字。而且我们能感觉到阮元心中的古文范围很广，东汉和元明人的文风也会被他拿来作对比。洪亮吉也有类似眼界，他在《西魏书书后》评曰：“似南宋人文字。”与之相比，陈用光的评价则非常具体，他会用具体某个人的风格来比附集中文章，而且他的参照对象被严格限定在八家和归有光。他似乎暗示了这样一种观念：八家古文各有特色。而后世文人所创作的古文但凡有可取处，一定不出八家的范围，一定与八家中的某一家有较大的相似性。陈用光还是参与题跋者中唯一臧否过他人评价的人。如《明大学士李文正公畏吾村墓碑文》后，洪亮吉曰“笔力简峭，似合南丰、半山为一手。”陈用光则加以否定：“此文是欧阳，非曾、王也。”在《道镜堂记》后，秦瀛认为：“极似《唐文粹》中杂家文字。”虽然秦亦是桐城派中人，但陈用光并不赞同他的观点。陈用光判断：“于设色处淡以出之，便是柳州文字，非杂家文字矣。”在这里我们除了能看到陈用光性格中强势的一面外，也能体会到他力求将一篇文章的风格具体而准确地与八家中的某家捆绑起来的苦心。
四
结语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或许会有一个印象，即汉学家将八大家放置在历史脉络中看待多少带有贬低其文章典范地位的意图，这或许是事实，但不意味着他们反对学八家文，他们对是否师法八家大多持一种无适无莫的态度。杭世骏在《小仓山房文集序》中说“鹿门八家之说承袭真西山《读书记》中语，虽非定论，要为不失文章正宗，后世尊之者弱，悖之者妄。”强调既不要过度尊奉，也不宜过分贬弃。焦循在《与王钦莱论文书》中也说为文：“不必昌黎、梅庵，不必不昌黎、梅庵，不必琐细佶聱，不必不琐细佶聱也。”晚清的广东大儒陈澧借郑献甫之言将此意说得更为透彻：
道无所谓统也，道有统，其始于明人所辑之宋五子书乎！文无所谓派也，文有派，其始于明人所选唐宋八家文乎！自道之统立，文之派别，遂若先秦以来之贤人君子、东汉以来之鸿篇钜制皆可置之不论……然则宋五子不足宗，八家文不足法乎？曰否。知贤人不止五子，则何病乎宗五子？知古文不止八家，则何病乎法八家？余恶夫徒知有五子、八家者耳，而况问以五子书、八家文，而亦未全寓目也。
在他看来，如果能够历史地看待八家，并广泛地阅读八家选本外的其他文章，那么学习八家文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本文原发表于《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为了阅读流畅，注释与参考文献已删。
（图片部分源自网络，感谢原创者）
7.钱基博与桐城派
2.桐城派，接着讲
1.毛泽东与桐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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