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对骈文的态度
论桐城派对骈文的态度
吕双伟
作者：吕双伟，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辞赋骈文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主要从事辞赋骈文与湖湘文学研究。独立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30多篇，出版专著《清代骈文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清代骈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2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清骈文文献整理与研究”与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共4项；获得“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础研究项目，入选湖南省121人才工程，获得湖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课堂教学比赛二等奖等。学术兼职有中国骈文学会（筹）副会长、湖南省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理事、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理事等。
摘 要：在文学观念和学术思想等因素的影响下，桐城派对骈文的态度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先驱者戴名世、方苞等关注时文对古文空间的挤压，主张复三代秦汉经史类“古文”，对诗词、四六等“艺”都比较轻视、冷漠。创始者姚鼐在乾嘉汉学兴盛与骈文复兴的背景下，关注骈文，虽然对六朝藻丽俳语颇有微词，但对骈文文体本身并不轻视，对好友的骈文成就加以肯定。桐城后学，包括姚门弟子和曾国藩等，理解并接受骈文，他们不仅在骈散对举的话语体系中探究骈文的功能、特征、风格等，有的还喜爱骈文，创作骈文。整体上，桐城派主张文章以“道”、“理”、“气”而不是以骈体之“辞”来定高卑优劣。桐城派对骈文态度的演变，为现代文章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参考。
如果文学史上“诗的唐朝”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桐城古文的清朝”，似乎也顺理成章。桐城派是清代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和效果最显的散文流派。自然，桐城派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不管是在综合论述、散文理论、散文创作、作家个案方面，还是关于桐城派的产生、发展、与八股文关系及其学术思想等方面，都有深浅不一、精粗不等的研究。
但因为政治、历史因素的影响及骈文本身的限制，学术界对桐城派的骈文态度研究极少。本世纪以前，多为整体性的简要概括，灵光闪现但主观臆断明显，如吴孟复先生以“‘桐城文派’与骈文”为题，指出“自唐朝韩愈到清代‘桐城派’，一直反对骈俪，菲薄六朝”。事实上，桐城文派未必一直反对骈文与六朝文章。
近十年来，学术界对桐城派的骈文态度有所涉及，有的观念较为通达，如王达敏先生以“汉宋与骈散”为题，既指出姚鼐与姚门弟子大多“尊散而抑骈”的事实，又强调“姚门深具宏通之识者对于骈散也多平情之论”，辩证地说明了桐城派对待骈文的态度。
最近彭国忠先生则对嘉道间桐城派领袖梅曾亮的骈文态度、骈文功能、援散入骈的创作特征及其纵贯一生的骈文创作等作了详细深入的分析，代表了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的最新思考。本文拟以方苞、姚鼐、刘开、梅曾亮为中心，对桐城派的骈文态度加以整体性观照，以期了解桐城派因时而变、因人而异的文章思想，说明桐城派对骈文多通识之论，有践行之举，并不能笼统地说其反对骈文。
一、先驱者的轻视
自从唐宋“古文运动”以来，从东汉末到中唐韩柳以前的骈体文章，就被冠以文衰道蔽的帽子，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排斥甚至批判。魏晋六朝骈体文学之所以被排斥，不仅仅是它绮靡、华丽的对偶形式，更主要的是它丧失了明道、载道的功能：内容上淫靡空洞，甚至侈情纵欲，违反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打破忠孝节义的儒家信条。所以，“古文”自从被韩愈借用到文章学领域的那天起，它就注定了具有打破骈俪形式与追求明道、载道的双重功能。
如果说在中唐和宋代，“古文”针对的潜在对象是“骈偶之文”或者“四六”的话；那么在元明和清初，随着科举对士人命运的决定性功能上升到极点，四六衰微不振，影响甚小，此时“古文”的潜在对象便是科举时文了。清初顺治、康熙和雍正期间，古文与时文划界而立。在理论话语中，它们或疆域分明，或泯灭界限，共同构成了文章学的主体。文集序跋和书、论中，时时可见对两者关系或者文体特征的论述，而“四六”、“骈体”、“俪体”依旧处于弱势地位，要么被忽视，要么被歧视。
戴名世、方苞、刘大櫆等为桐城派的先驱，他们不仅没有开宗立派的动因，也无建构流派的意识与实践，桐城派的真正创始者为姚鼐。戴名世和方苞对时文和古文有深刻评价，甚至主张以古文之法为时文，借以提高时文的文体地位和思想价值，为古文、时文理论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如戴名世《己卯行书小题序》提出制义三要素：道、法和辞，即以孔孟之“道”、运用御题、行文之“法”及古“辞”而不是今辞撰写八股文；又在明代艾南英的“制举业之道，与古文常相表里，故学者之患，患不能以古文为时文”的基础上，提出时文乃古文之一体，从而主张以古文之法，即“根柢乎圣人之《六经》，而取裁于左、庄、马、班诸书”的方法，来写时文，则“时文莫非古文也，而何为必欲举古文、时文区画而分别之也耶”。希望在泯灭时文和古文界限的基础上，以古文之法来救被竖儒老生腐坏的八股时文。
方苞则在《左传》、《史记》叙事之文的基础上，在程朱理学的熏蒸下，在文集中反复提到“义法”，建立了古文创作的重要纲领—义法说，为后来桐城派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然而，在清初骈文领域出现了陈维崧、吴绮等名家的背景下，在理论界已有较多四六、骈体评论的情况下，方苞对骈文比较冷漠——无心骈文创作，也不关注骈文批评，只是表达了对六朝藻丽俳语的否定以及对“四六”按照格式“填词”的不满。
据笔者查阅，《方苞集》中，“四六”仅仅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查公墓表》中出现一次：
当长洲韩公（韩菼）既殁，长南书房为圣心所注者，无如声山（查昇），而声山推挽后进，无嫉心，然终为争者所困。声山以诗、词、书法、四六名，然古之人弗重也，故为《揭时论》。
此外，苏惇元在为方苞撰写年谱时，也记载了方苞曾对他人说到“四六”一次：
文，所以载道也。古人有道之言，无不传之不朽。文所以佳者，以无肤语支字，故六经尚矣。古文犹近之，至于四六、时文、诗赋，则具有墙壁窠臼，按其格式，填词而已。以言乎文，固甚远矣。
前文为乾隆十一年（1746）正月方苞为南书房同僚兼朋友查昇所写的墓表。提到“四六”，只是为了介绍查昇的文艺才能；然而方苞志不在此，诗词、书法和四六，在他看来，古人并不重视，他自己也反复强调这些只是末流之“艺”或“技”，不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道”。后文为苏惇元所转述的方苞言论，姑且不论其真实与否，即使方苞确实说过，从中也可见方苞重视载道的、不枝蔓冗杂的六经之文，“古文”勉强接近六经之文，至于四六、时文、诗赋，都是依样画葫芦，以“文”标准来衡量，还相差甚远，更不必说接近六经之文了。
除了对“四六”不重视外，方苞还对六朝文章，主要是骈体文作了隐性的否定。苏惇元记载方苞训导门人沈廷芳曰:“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
其中的“六朝人藻丽俳语”不是指六朝骈文，而是指六朝文人所用的华丽词藻和排偶句式，如同文中的语录语、隽语、佻巧语一样，都是指语言句式特征，指向语体而不是文体；同时，方苞反对各种“语”入古文，是为了保持“古文”的雅正，实际上是要坚持“古文”的六经本位，其前提是在古文范围内选择表达语言，而不是在文章学领域内排斥其他文体，故我们不能据此就认为方苞反对六朝骈文。
但是，毕竟六朝文章多骈体，是六朝人“藻丽俳语”的主要载体。因此，从中至少可以看出方苞对六朝骈文心存芥蒂，不能认同。方苞认为用“藻丽俳语”纪事、议论，芜杂重复，没有遵守“义法”规则，违反清真雅洁的文风标准，所以其助编《古文约选》时，只选录两汉书奏及唐宋八家之古文，不选魏晋南北朝藻绘之文。
另外，方苞对六朝“藻丽俳语”文风的反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当时文人立身行事无操守、品行的厌恶。方苞推崇程朱理学，更敬仰理学开创者居敬慎独，品行卓越，人格高尚，故他对六朝文人无行，气节堕落十分不满：“学不明，则性命之理不顺。汉代儒者所得于经甚浅，而行身皆有法度，遭变抵节，百折而其志必伸。魏、晋以后，工文章垂声于世者众矣；然扣其私行不若臧获之庸谨者，少遇变故，背君父而弃名节，若唾溺然。”因人废言，“恨”屋及乌，是古代文士评文论史的通病，何况六朝文章自中唐以来就饱受诟病，方苞也难超越流俗。
方苞的古文禁忌之说，深刻影响了桐城后学。清末吴德旋在此基础上作了补充、修正：“古文之体，忌小说，忌语录，忌诗话，忌时文，忌尺牍。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国初如汪尧峰文，非同时诸家所及，然诗话、尺牍气尚未去净，至方望溪乃尽净耳。诗赋字虽不可有，但当分别言之。如汉赋字句，何尝不可用？六朝绮靡，乃不可也；正史字句，亦自可用；如《世说新语》等太隽者，则近乎不可说矣。公牍字句，亦不可阑入者。”
方苞之论，相比乾隆三年（1738），御选《唐宋文醇》选录唐宋骈文，区分骈句与骈体，并为骈文地位呼吁：“夫十家者，谓其非八代骈体云尔。骈句固属文体之病，然若唐之魏郑公、陆宣公，其文亦多骈句，而辞达理诣，足为世用，则骈又奚病?日月丽乎天，天之文也；百谷草木丽乎土，地之文也。化工之所为，有定形乎哉?化工形形而不形于形，而谓文可有定形乎哉？顾其言之所立者何如耳。”就显得拘谨多了。即使和朋友李绂（1673-1750）相比，方苞(1668-1749)对骈文的态度也较为消极。
29岁时，李绂在其《秋山论文》中就多处点评四六骈体，见解深刻，如：“四六骈体，其派别有三种：平仄不必尽合，属对不必尽工，貌拙而气古者，六朝体也；音韵无不合，对仗无不工，句不过七字，偶不过二句者，唐人体也；参以虚字，衍以长句，萧散而流转者，宋人体也。体不必拘，惟性所近，然调不可弱，意不可乱，词不可堆垛，一气浑成，读去似散文乃佳。”将四六骈体分为六朝体、唐体和宋体，分别对其对偶、平仄、句式及风格特征作了精确概括；又以“调”、“意”、“词”和“气”来论四六文，以“似散文”来褒扬四六骈体，开骈散交融之先河。
（李绂像）
方苞为人严谨，究心经史之学，为文崇尚雅洁，讲究义法，敛才于气。而其门生刘大櫆（1697-1780）则是典型的才子型文人，好为辞章而不是经学，为文重音节才气而不拘泥于义法。其《徐昆山文序》有云：“余性喜为辞章，昆山亦舍是无以为好。余于今之号为能文者多所称许，而昆山独少可多怪。”他为文任才使气，不拘常规，为人爽朗重义，方苞《与魏中丞定国》、《与双学使庆》中对其赞赏有加。可以说，刘大櫆展示了方苞较为缺乏或因天性所拘不愿意外露的才情气概，又由于刘大櫆的同乡后学背景及坎坷不平命运，让方苞对之关爱推举，奖掖有加。
刘大櫆和乾隆骈文大家胡天游（1696-1758）基本同时而年寿较永。袁枚（1716－1798）在《胡稚威骈体文序》中认为胡天游骈文水平当世第一，本朝第一。1773年开始撰修的《四库全书》中，对唐宋四六及清代骈文家陈维崧、吴绮、章藻功、邵齐焘等都有客观详细的评论。这时候，骈文的“生存”环境，与方苞时之“冷遇”已大有不同了。但《刘大櫆集》中却没有发现“四六”、“骈体”等与骈文相关的材料，仅仅在其《论文偶记》中提到了“排比之文”和“偶俪”：
文贵参差。天之生物，无一无偶，而无一齐者。故虽排比之文，亦以随势曲注为佳。好文字与俗下文字相反；如行道者，一东一西，愈远则愈善。
文贵去陈言。……人谓“经对经，子对子”者，诗、赋、偶俪、八比之时文耳。若散体古文，则六经皆陈言也。
语言整齐偶俪和喜欢使用典故陈言，正是骈文的两大特点。既然文贵“参差”与“去陈言”，那么刘大櫆不可避免地要提到“排比之文”——骈文。他强调骈文应该随着情势转化句式，要摆脱以经子陈言为对偶的行文模式，这样才是理想之文。
此外，刘大櫆还对六朝靡弱文风从华美的角度作了史的梳理：“文贵华；华正与朴相表里，以其华美，故可贵重。所恶于华者，恐其近俗耳；所取于朴者，谓其不著脂粉耳。……天下之势，日趋于文而不能自已。上古文字简质。周尚文，而周公、孔子之文最盛。其后传为左氏，为屈原、为宋玉，为司马相如，盛极矣。盛极则孽衰，流弊遂为六朝；六朝之靡弱，屈宋之盛肇之也。昌黎氏矫之以质，本六经为文。后人因之，为清疏爽直，而古人华美之风亦略尽矣。”
在“文贵华”的前提下，刘大櫆强调华与朴相生，与俗相反；承认文字由简质到文饰是必然之势，楚骚与司马相如的大赋达到了文饰的高峰，但六朝文过于华丽而走向靡弱，故韩愈复古，本六经之旨以为文。然而，后人效法韩愈为文，清爽疏直有余而华美不足。对此，刘大櫆感到惋惜。
刘大櫆在理论上漠视甚至批评骈文的偶俪句式与陈言典故，但在创作上，他的文章特别是论辩类文章，多用对偶或者排比句，铺陈扬厉，才情洋溢，其骈俪性质远超方苞及姚鼐。《天道上》、《天道下》、《雷说》、《观化》、《养性》、《辨异》等都堪称代表。
如《天道上》有云：“祖有功矣，而功可恃乎？宗有德矣，而德不刊乎？为粥糜以食饿者，而己且啼饥；分缊黂以衣冻夫，而己且号寒乎？刳像设之肠，而神不能加之罚；掘陈人之冢，而鬼不能肆其残乎？御人于国门之外，使之抵罪；而贪惏以逞者，世守其官乎？大武之下，蚁或亡矣，而人不顾也；大祲之下，人多弊矣，而天不怜也。”
全段语气词丰富，情感强烈，句式上主要是排比和骈偶，最后几句更是宋四六文中常见的长联对；结构上注重句意的回环往复，讲究宛转相承。骈体文的对偶、排比，运用得当，气势恢弘，一泄如注，更加适合发挥才情。这比较吻合刘大櫆的个性与才情，故他创作中并没有接受方苞的古文辞禁忌观点。
吴定《海峰先生墓志铭》有云：“其才之雄，兼集庄、骚、左、史、韩、柳、欧、曾、苏、王之能，瑰奇恣肆，铿锵绚烂，足使震川、灵皋惊退改色。”“瑰奇恣肆，铿锵绚烂”确实道出了刘大櫆的文章特色。后来桐城派刘开、张裕钊等人的文章，铺张扬厉，词藻华丽，与之可谓是一脉相承。
二、创始者的关注
姚鼐（1731-1815）生活的乾嘉时期，正是汉学兴盛，宋学处于低谷的时期；也是骈文中兴而古文相对衰微的时期。姚鼐1775年自京师回到南方，利用在书院讲学的机会，广收门徒，宣扬孔孟程朱以来的儒学道统，倡导先秦盛汉及韩欧以来的古文文统，创作了义理与考据兼采，内容与形式兼善的古文，培养了梅曾亮、方东树、管同、刘开、姚莹等著名弟子。正是因为姚鼐本人的用心培育，加上姚门弟子的追踪师风，桐城派才被文坛和学坛所接受，桐城派才具备自觉性和自足性，姚鼐也成为桐城派的开派宗师。
乾嘉时代为骈文的复兴期。乾隆五十四年（1789），孙梅（1739-1790）《四六丛话·凡例》云：“圣朝文治聿兴，己未、丙辰两举大科，秀才词贤，先后辈出，迥越前古。而擅四六之长者，自彭羡门（彭孙遹）、尤悔庵（尤侗）、陈迦陵（陈维崧）诸先生后，迄今指不胜屈。”擅长四六的人“迄今指不胜屈”的“今”，就是指乾隆时期。
李迈唐《国朝文录序》则云“嘉庆朝骈体盛行，古文予不多见，所见者惟陶萸江（陶必铨）先生，文存不多而迥绝流辈”。尽管实际情况未必如上所述，但相对来说，此时为骈文的复兴期当之无愧。和桐城派先驱者戴名世、方苞相比，姚鼐不仅仅留意《左传》、《史记》等史书纪事之义法，也不是简单地将古文局限在六经内，而是重视文辞之美，以神理气味、格律声色来评价古文，引导古文创作。
因此，姚鼐能在古文的文学性、审美性方面实现突破。其编撰《古文辞类篹》，将铺采摛文、藻饰纷纶的辞赋纳入“古文辞”的范畴，这对有古文禁忌的方苞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对于“四六”、“骈体文”，姚鼐虽然没有积极宣扬，但是没有排斥反对，而是加以关注。在《惜抱轩诗文集》中，姚鼐没有专门的骈文评论文章，但有三篇墓志提到“四六”、“骈体文”：
君（侍朝）少孤好学，无师友之助，而于古文辞、诗歌、四六诸体，皆习而能之，始冠得乡举。（《翰林院庶吉士侍君权厝铭并序》）
君（袁枚）古文、四六体，皆能自发其思，通乎古法。于为诗尤纵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达者，悉为达之。（《袁随园君墓志铭并序》）
君（张汝霖）博学多闻，尤工骈体文及诗。（《广州府澳门海防同知赠中宪大夫翰林院侍讲加一级张君墓志》）
在上述文章中，姚鼐对于骈文的态度比较平和，对其朋友的骈文加以肯定。三位墓主的骈文在姚鼐看来，都属于当行之作，值得在墓志中指出，以广流传。反之，如果姚鼐对于侍朝、袁枚和张汝霖的骈文不满意或者笼统反对的话，那么他是可以略而不说的。在这里，“不说破”对墓主没有任何不利影响。
姚鼐不反对骈文，还可以从他的朋友中多骈文名家，姚鼐肯定他们的骈文成就中窥见端倪。对袁枚的骈文评价毁誉参半，但他被吴鼒选入《八家四六文钞》，被曾燠选入《国朝骈体正宗》，为清代骈文史上的重要人物。朱一新既肯定其才情，又惋惜其根柢不深：“袁简斋才笔纵放，胜于荔裳（杨揆）诸人，惟根柢不深，偶用古语，多成赘疣，若《修于忠肃庙碑》之类，故是杰作。”袁枚为姚鼐在南京讲学时的好友，姚鼐将其古文和四六并列论及，以“自发其思，通乎古法”来点评，已属不易。
乾嘉时代才子王芑孙（1755-1817）骈文体雅气畅，陈康黼《古今文派述略》以之为乾嘉时的骈文名家，特别推崇：“其专以骈文名者，吴锡麒榖人、曾燠宾谷、吴鼒山尊、刘嗣绾芙初、乐钧莲裳、杨芳灿蓉裳，而以彭兆荪甘亭、王芑孙惕甫风格为最适，气体为最雅。”他也是姚鼐的朋友，对其骈文，姚鼐也从“美文”的角度加以肯定：“先生文章之美，曩得大集，固已读而慕之矣；今又读碑记数首，弥觉古淡之味可爱，殆非今世所有。夫古人文章之体非一类，其瑰玮奇丽之振发，亦不可谓其尽出于无意也；然要是才力气势驱使之所必至，非勉力而为之也。”不仅肯定王芑孙文章（骈文）之美，而且提出文章体裁不止一类，瑰玮奇丽的骈文，只要是才力气势驱使而成，就不愧为好文章。
对于门生，清代骈文八大家之一的孔广森，少年时爱好骈文，后来转入考据，但不管他的文章、学术兴趣何在，姚鼐一直赏爱有加。在《陶山四书义序》中，姚鼐更认为文体高卑由作者才华决定，而不是由文体自身造成，继而肯定陶山的八股文。连一般人看来地位更卑的八股文，姚鼐都认为其体不卑，更不必说优秀的骈文了。
（姚鼐像）
“古文不取六朝人”、“六朝骈俪绮靡”等评语不代表，更不等于说话者反对骈文。“古文”得名的直接原由是反对六朝骈俪绮靡的文风，正如曾国藩所说：“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弃六朝骈俪之文，而返之于三代两汉。”
因此，文章学领域内的“古文”，成立的前提——题中之义就是排斥六朝骈俪绮靡文风。但是，“古文”文体排斥六朝骈俪绮靡之风，不代表作家反对骈体之文。作家与文体，两者不能等同。古文作家，可以追求古文的雅洁，从而排斥其他文风；但他也可以写作骈文，以散文之气，运排偶之文，接受骈体。
因此，以作家或者流派的古文创作方法来决定其创作主体的文体取向，如以追求雅洁古文的桐城派为基础，进而推导出桐城派反对骈文之类的观点，理论上就难以成立，实践中更是扞格不通。在古文领域，后世不管是古文选本还是古文理论，多轻视、忽视六朝骈文，这是由其含义决定的；但是，在文章学领域，古文家并不是始终、全部轻视骈文，反对骈文，相反，乾嘉以后，多主张骈散融合，强调两者相辅相成。
姚鼐继承自中唐古文运动以来的前代文人陈说，包括方苞对六朝“藻丽俳语”的轻视，也表达了“古文不取六朝人”的观点。乾隆四十四年（1779），姚鼐编《古文辞类篹》成，有曰：“古文不取六朝人，恶其靡也。独辞赋，则晋宋人犹有古人韵格存焉。惟齐梁以下，则辞益俳而气益卑，故不录耳。”
但正如前所论，这里“不取六朝人”的前提是“古文”，而不是姚鼐本人，故这不能成为姚鼐轻视骈文，反对骈文的依据。六朝文章浮靡，内容空洞，不能称为“古文”，所以《古文辞类篹》不选；齐梁辞赋辞俳气卑，无雅正之风，所以也不录。这只是涉及到了文风，而没有牵连到作家的文体取向问题。何况，在古文选本中表达轻视六朝浮靡空洞的文风，是古文家的“集体无意识”，这不等于古文家本体轻视六朝骈文或者反对骈文。
管同《重刻古文辞类纂序》认为《昭明文选》、《文苑英华》等书都是皆六代隋唐骈丽绮靡之作、陈用光《寄姚先生书》、《与梅伯言书》等认为六朝绮丽绝不足贵，梅曾亮《古文词略凡例》也认为文衰于东汉，等等，都只是在古文系统中否定骈俪绮靡之文，而不代表作家本人反对骈文。
三、后学者的认可
正是由于姚鼐对骈文加以关注，态度平和，加上乾嘉骈文尽管繁荣，但是还没有达到笼罩文坛，给古文造成压抑逼仄的局面，更没有像乾嘉汉学那样引领时代潮流，左右学术风尚，所以姚门弟子对骈文也多包容，认可，有的还创作骈文，成为清代骈文名家，如梅曾亮、刘开等。
正如王葆心《古文词通义》云：“桐城文家多骈散兼工。梅氏始工骈文，继工散文，与刘孟涂辙迹绝同，而孟涂骈文尤特有名，皆亲受学于姚氏者也。”也如王达敏先生所指出，“在汉宋与骈散两大问题上，姚门弟子一方面与汉学派相驰逐；另一方面也吸收汉学所长。他们在尊宋抑汉的同时，不废考据；在尊散抑骈的同时，也不排斥引入骈体文的表现手段，甚至直接写作骈体文。”
和方苞、刘大櫆、姚鼐对“四六”、“骈体”关注不够，在文集中出现频率屈指可数不同，姚门杰出弟子，如刘开、梅曾亮、方东树、管同、姚莹等，简单提及骈文对他们来说意义已经不大，重要的是评论短长，甚至亲自创作，以“骈体”命名文集。他们对骈文学的贡献，超过桐城三祖。
其中，刘开（1784－1824）去世较早，对骈文最早也最为关注，相应的理论和创作成就也最高。可以说，清代骈文理论的重要命题，如骈文渊源、骈文地位、骈文历史、骈散优劣及骈散交融等，刘开都有清晰明了的判断，观点成熟、周全。
刘开非常重视文学的修辞与才情、气势，完全不同于方苞的重道轻文，也不同于姚鼐的敛才于气。其对文辞的重视，可以媲美刘大櫆，甚至超越之。刘开的文学创作年代主要在嘉庆至道光初。
嘉庆末，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篹》刊刻问世；道光元年（1821），李兆洛编的《骈体文钞》刊行。阮元推崇骈文，卑视古文的系列文章，如《文言说》、《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与友人论古文书》和《四六丛话序》已经问世。此时的文坛，尽管没有像学坛上的汉学和宋学那样公开对立，针锋相对，但文士尊散抑骈或者扬骈抑散的倾向已经是非常明显。
刘开通过《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书文心雕龙后》等文章充分而深入地表达了自己对骈文的态度。其观点主要有：追溯骈文的肇始与形成，指出骈文形成的自然属性；文章优劣、高卑在乎人，而不在乎辞章体制；文辞不分古今，文体不分疏整，骈散地位相等；楚辞的辞采和情韵，为古文和骈文的共同渊源；骈散各有短长，骈文重辞，散文重理，无高卑之分；《文心雕龙》为六朝骈文极则，理论内容丰富；唐宋八大家、归有光、方苞古文各有缺点，但都是文章正宗，值得学习。
道炳而有文章，辞立而生奇偶，从周迄于汉初，为骈文的萌芽期，西汉赋家为骈体肇基者，东汉文章闳丽，南朝骈文大盛，这些对刘开而言，都属老生常谈。至其《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曰：
是知词者，依骚以命意者也；赋者，托骚以为体者也。后人知赋体之必宜宗骚，而文辞则置骚不论，惑矣。夫辞岂有别于古今，体亦无分于疏整……夫骚人情深，犹能有资于散体；岂芳草性僻，不欲助美于骈文？……夫文辞一术，体虽百变，道本同源。经纬错以成文，元黄合而为采，故骈之与散，并派而争流，殊途而合辙。千枝竞秀，乃独木之荣；九子异形，本一龙之产。故骈中无散，则气壅而难疏；散中无骈，则辞孤而易瘠。两者但可相成，不能偏废。……世儒执墟曲之见，腾埳井之波，宗散者鄙俪词为俳优，宗骈者以单行为薄弱，是犹恩甲而仇乙，是夏而非冬也。夫骈散之分，非理有参差，实言殊浓淡，或为绘绣之饰，或为布帛之温，究其要归，终无异致；推厥所自，俱出圣经。……一以理为宗，一以辞为主耳。夫理未尝不藉乎辞，辞亦未尝能外乎理。
指出楚辞辞采和情韵为散体与骈文的共同来源；骈散只是语言体式不同，道本同源，各有利弊；散体以理为宗，骈体以辞为主，两者无尊卑、高下之分，在创作中可随性而适。这在当时骈文与古文争文章正宗地位的背景下，在历代古文家多轻视或者忽视骈文的环境下，作为桐城派重要作家的刘开，能够作如是观，已属不易。这既是骈文影响增强的自然结果，也是刘开性情通达和视野开阔的表现。
在《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中，刘开对阮元非议方苞古文以及唐宋八大家的观点加以委婉反驳，指出：“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有也。”较早指明了韩愈实集八代之成，并没有摒弃六朝骈俪之文。
刘开还从骈体的角度对《文心雕龙》作了全面分析，认为其理辞与文质兼善，道丰、义肥、词丽、理富，为六代骈文之极则，不能因为其用骈体就屏弃不理：“以骈俪之言，而有驰骤之势，含飞动之采，极瑰玮之观，其惟刘彦和乎”“示人以朴，探骊得珠，华而不汩其真，炼而不亏于气，健而不伤于激，繁而不失之芜，辨而不逞其偏，核而不邻于刻。文犀骇目，万舞动心，诚旷世之宏材，轶群之奇构也。……夫文亦取其是而已，奚得以其俳而弃之不重哉。然则昌黎为汉以后散体之杰出，彦和为晋以下骈体之大宗。”这在《文心雕龙》接受史上十分罕见，也为后来者从骈文角度研究《文心雕龙》开启了方向。
作为嘉道年间京师古文领袖，少年时代酷爱骈文的梅曾亮（1786-1856），对骈文怀有深厚感情。管同（1780-1831）轻视文艺，曾认为制义、骈文、古文都是“形”而不是“本”，都不能充分地表情达意，其《赠汪平甫序》有云：“文也者，在外者，在外也者，春华而云丽，钟铿而琴和，炳然訇然皆形耳，而岂情也哉！是故科举之文，凡物之形也；骈丽之文，佳物之形也；司马迁、韩愈之文，异物、尤物之形也。虽然，皆形而已矣，以言情则未也。”
1833年，梅曾亮在为管同和马韦伯文集作序跋时，都提到了约二十年前年在南京学习时，与管同关于骈文表情达意功能的争论。管同认为骈文形式虽美，但文胜于质，形式遮蔽了内容，因而主张弃而不作；梅曾亮则以庾信、徐陵的骈文代表作表情达意酣畅淋漓，形式并没有影响内容的表达为例，证明管同轻视骈文的不合理。管同依然不承认徐庾骈文的达意功能，以先秦诸子和司马迁文章来反衬徐、庾骈文的辞不达意，言不尽意。梅曾亮在管同的影响下，“稍学为古文词”，但其中并无放弃骈文之意。同年，梅曾亮作《马韦伯骈体文叙》再提往事，不过对是否放弃骈文创作，表述有所不同：
余少好为诗及骈体文，君皆好之。余苦故实遗忘，弃骈体不作，君独勇为之。故吾两人诗异趋，文则君壮浪雅健，余不及也。……异之色独庄，盛言古文。余曰：“文贵者，辞达耳。苟叙事明，述意畅，则单行与排偶一也。”异之不复难，曰：“君行自悟之。”时韦伯在坐，亦右余言。
在此文中，梅曾亮说自己苦于典故遗忘而放弃骈体创作，目的是衬托马韦伯坚持骈文创作的不易，也为下文的“余不及也”及懊悔自己“骈体文遂不复有所成就”作铺垫。同时，为朋友文集作序，自然流于抑己扬人：贬低自己在骈文方面的决心与成绩，目的是为了突出马韦伯骈文的成功。
事实上，梅曾亮并没有“弃骈体不作”，只是少作而已。而“文贵者，辞达耳。苟叙事明，述意畅，则单行与排偶一也”更是对骈文地位的积极呐喊，是对刘开骈散合一理论的回应。稍早的方东树以推崇宋学，批评汉学著称，但其骈文态度也非常通达，和梅曾亮观点一致。其《小谟觞馆文集·跋》有云：“俪偶之文，运意遣词，与古文不异。椎轮既远，源派益歧。悼先秦之不复，则弊罪齐梁；陋骈格之无章，则首功萧李。自是而降，殊用异施，判若淄渑，辨同泾渭。嗟夫！……孰辨其波澜之莫二，妙谛之无上哉！”
梅曾亮不仅认为骈文与古文只要叙事明，述意畅就没有高低之分，而且进一步探讨骈文的行文特征。他对文气凝滞而不畅通的骈文加以批评。1843年，梅曾亮作《方彦闻墓表》，对方履籛骈文“气逸不可止”加以肯定：“君性豪迈，博学能文章。病为骈体者气弱不能持论，故其文独震荡飘忽，气逸不可止，不复以骈体自囿。”1851年，其《与孙芝房书》有云：“尊意欲变骈体为古文，而来书词旨明健，已绝去六朝媕婀之习，此天姿高胜处，坐进于古人不难。夫古文与他体异者，以首尾气不可断耳。有二首尾焉，则断矣。……其能成章者，一气者也。”也主张学习周秦汉及唐宋古文之气来写骈文，这样才首尾连贯，意思紧凑而不中断。
在乾嘉年间骈文兴盛的影响下，桐城后学对骈文的态度和方、刘、姚相比，要深刻全面多了。曹虹先生有云：“由于在乾嘉之时骈散互竞形成了新的格局，骈文在崇尚宏博的汉学氛围下达到了中兴的高潮，褒赏骈文的呼声进一步提高，这也有助于对古文的反省，并为融通骈散提供了条件。受桐城派影响而别开生面的阳湖派，在打通骈散方面颇为致力，李兆洛选编的《骈体文钞》是其理论上的标志。”其实，此时不仅是阳湖派在打通骈散，桐城派也主张骈散合一。他们对华丽浮靡的六朝文风反感，对凝滞呆板的骈文反感，但是，对于骈文文体，他们整体上能够理性对待，客观分析其和古文的优劣长短，认可其文章学地位。咸同以至晚清是桐城派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其文章学理论的总结期。曾国藩及曾门弟子、林纾、姚永朴等桐城后学，对于骈文，虽然有批评，但较少否定和摒弃。特别是曾国藩、对于骈文多加推举，甚至可以说有所偏好，这正是嘉道间桐城派认可骈文的延续。这里不再赘述。
桐城派以古文名家，又有“义法”、“清真雅正”、“义理、文章、考证”等为文主张，加上巨大的创作实绩，在清代散文史上地位显赫。通过对桐城派主要作家的骈文态度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不同时期，由于学术思想、文化背景、作家才情等的不同，导致对骈文的态度也不同。
方苞、刘大櫆时代，八股文特别盛行，四六文衰微，导致方、刘对八股文多有评论，而对骈文漠然置之，甚至轻视。处于乾嘉时期的姚鼐，面对骈文中兴的事实，加上其好友中有袁枚、孔广森、王芑孙等骈文名家，所以他对“四六”、“骈体”加以关注，同时肯定朋友的四六文创作。
嘉道至晚清，姚门弟子及曾国藩等人，整体来说，不仅认可骈文与古文对等的文体地位，探讨骈文的文体功能、风格特征，还将之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重要参考，有的甚至大力创作骈文，如刘开、梅曾亮就存有骈体文别集。同时，姚门弟子和其他桐城后学对骈文文体自然性、正常性和功能、风格等的探讨，多放在与“古文”或者“散文”对举的话语系统内，这为今天构建古代文章学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具有持久的价值。
此外，桐城派古文排斥六朝藻丽俳语或者绮靡文风，不等于就是他们反对骈文，歧视骈体。当然，桐城派对骈文的思想、观念，受到同时代或者前人骈文理论或实绩的启发；但作为古文的代表流派，乾嘉以后，桐城派能够接受他人对骈文的观点并行之于文，变先驱者的冷漠、轻视为他们的关注、接受，这本身就是值得思考、探究的文学史现象。
（此文原刊于安徽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BZW069)；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0YJC751062)。
（部分图片源自网络，感谢原创者。）
原文脚注变尾注，仅留简注与参考文献：
1.关于桐城派的研究成果，参汪龙麟撰著《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清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裴效维、牛仰山撰著《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近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宁俊红著《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散文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
2.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
4.彭国忠，《从重古轻骈到援散入骈——古文大家梅曾亮的骈文创作》，《文学遗产》2012年第2期。
5. “四六”、“骈体”、“俪体”最初不是同一概念，唐、宋、元、明时，四六主要指制诰表启等运用四六隔句对行文，讲究声韵的公牍、应酬文章，包含文类不广；“骈体”或“俪体”则多指骈偶行文的文章，可以包括近体诗，范围比“四六”要广。但在清代文章学领域，“四六”“骈体”含义逐渐相同，经常混用，都指以对偶句式行文的文章，即骈文。参拙著《清代骈文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19页。
6.艾南英，《金正希稿序》，蔡景康编选《明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7.戴名世，《甲戌房书序》，贾文昭编著《桐城派文论选》，中华书局2008年版。
8.关于义法的来源、内涵及其与古文的关系等，参许福吉《义法与经世——方苞及其文学研究》，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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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吴德旋撰，吕璜整理《初月楼古文绪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11.弘历，《御选唐宋文醇》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3.刘大櫆著，吴孟复标点，《刘大櫆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4.刘大櫆著，舒芜校点，《论文偶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15.孙梅编著，李金松校点，《四六丛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16.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7.朱一新著，吕鸿儒、张长法点校，《无邪堂答问》，中华书局2000年版。
18.曾国藩著，王澧华校点，《曾国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19.姚鼐纂集，《古文辞类纂序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0.刘开，《刘孟涂集·骈体文》，《续修四库全书》，第1510册，。
21.管同，《因寄轩文·二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504册。
22.梅曾亮著，彭国忠、胡晓明校点，《柏枧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
23.方东树跋，彭兆荪著，《小谟觞馆诗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92册。
24.蒋寅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清代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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