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范雨素，我是杨晓琦，你是谁？——我所看见的一切都平凡，平凡的一切都在为生存挣扎。

本文是“我是范雨素”，你是谁？——世俗时代的文学与文明的后续文章，欢迎大家阅读

1

我的家在浙江的一个小山村。地理老师曾说：“我们市，是浙江的西藏。而我们县啊，就是市里的西藏。”

也常听到人说，我们县是浙江省的角落疙瘩，公路通到我们这里就到头了。

每次一听到这种话，我总有一种“地球其实是扁平的”的错觉。

而类似的话，我从小听到大。

这些话就像是什么真理一样，身边的长辈饭后乘凉的时候会说，老师上课时会说，上中学时我也经常和同学交流并且在叹气后达成共识。而每次我和同学达成共识，就感觉自己像指点了世态一样满足。

但是事实上，我从小到大没有出过县城。茶余饭后对家乡津津乐道的长辈们，大部分也一直守在这片山区。

我曾经疑惑，第一个批判我们家乡的人是怎样说服那些没有出过县城的人让他们认为自己所在的地方很落后很贫穷？还是说家乡真的有那么落后以至于外出几趟就能把家乡和其他一些地方立马分出个高下来。

明明也还是有很多晚上去钱柜唱歌的年轻人，每天雷打不动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热衷于买保健品的爷爷奶奶。

后来我看了《围城》，发现自己原来是与书里喜欢聚在一起谈论中国落后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共鸣。

不管怎样，家乡落后的确是家乡人的共识，这里是贫困县这也是事实。爸爸妈妈们都希望我们飞出去，大学毕业也不要再回来。

县城里的学校努力引进外边的教学机制。政府更是大刀阔斧地新辟地建房产，植树种花搞旅游，还弄了轰轰烈烈的亮化工程。

家乡的改革在推土机与LED灯中显示出摧枯拉朽之势。

可能是运气好，我们这一代几乎赶上了所有的改革。

我一出生，县里出了政策说县城的户口可以用钱买了。于是农村户口的妈妈连忙花了几千块把她和我的户口转到了县城。

几千块对于二十年前的我们来说算是一笔大开销。但是妈妈说她那时不后悔。她说她和小姨上学时因为是农村户口经常被城里人瞧不起，每个月的月末看着城市户口的人能拿补贴时心里羡慕得不得了。

谁知道几十年后一切都反了过来。城市户口不值钱了，农村户口反而因为能拿补贴分田地而金贵得不得了。

“不过如果我不把你变成城市户口的话，你就上不了县里的小学了。上不了县里的小学你就肯定考不上大学了。所以还是值得的。”她这么安慰自己。

这倒是实话，在当时如果要上县城的小学要达到两个条件，一是要农村户口，二是要划在小学附近的房子。

没有城市户口没有背景的孩子，都只能在所属的乡村上小学。而如果在乡下小学学习的小孩能考到县城的二中，大人都会觉得这小孩是“有灵气”、“很努力”的。

于是城市户口的我就这样上了县里的实验小学。县里的小学一共有两个，一个是相当于当地贵族学校的新世纪小学，一个是实验小学。

在我这届之前，前者的学生能直升我们县最好的初中二中，二中剩下的几个名额才轮得到后者。

但我幸运啊，小升初的时候我又赶上了教育改革。二中开始按比例招收学生了。于是我就踩着名额线的尾巴进了二中。

我在二中一开始的日子还是比较惬意的。但是惬意的日子不长久。二中为了“改进落后的教育面貌”引进了杭州育才的教育机制。

到了初二，育才已经完全把二中吃掉了，二中正式改名为本地的“育才中学”。

育才如狼似虎，育才来势汹汹。学校由开放变成了封闭式管理。

晚饭后闲聊散步的时间用来放英语听力。晚自修由两节课变成了三节课。开始有每天一次每次一门课的周测。周日的下半天也要补课。期中期末还要和杭州那边进行联考。

难度陡然增加的试卷让天赋变得比努力更重要。光荣榜上逐渐列出了一大批不努力但是很聪明的人，一些勤奋的人反而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而我，我就是那勤奋但是被成绩抛弃的人。我变得非常刻苦，班主任说我是她教过的最努力的学生。

然而我踉踉跄跄，我跌跌撞撞，我不停挣扎但还是被绊倒了。我排名依旧下滑。初二对我来说是灰暗的。我后来翻那时的日记常常能看到“绝望”这个词。我的确快抑郁了。

“你看看别人为什么成绩这么好还这么轻松？你光学的累是没有用的，你要找更好的学习方法。”老师和家长常常对那些刻苦但是成绩依然很差的学生提学习方法，这让我感觉学习方法好像是苦海里唯一一根浮木。

后来我成绩慢慢上去了，但我其实不确定这到底应该归因于我持之以恒的努力还是学习方法。

只是我在看到试卷上的分数时还是会想，其实聪明就是聪明，成绩也许和学习方法，没有太大的关系。

就像是有些人成功确实是因为运气好，那就不要硬是归因于努力了。

虽然我不想回顾我的初二，但我也要承认育才的确实了不得。本来二中和三中在高中重点班的名额差距不大，但是育才吃掉二中以后，进二中的前一百名只有一个学生来自三中。

如果说我们县的教学领域是一片草原，本土的中学是懒洋洋吃草晒太阳的的绵羊，那么引进育才就像是引进了一匹狼。狼碾杀了羊，然后生态系统开始变异了。

总之我熬过了那段时光后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然后我又发现我们的学校也在挣扎。

学校说，新的高中快建立了，它要和我们抢生源。学校说，如果再不被列在“全国最具特色中学”名单里，我们就失去竞争力了。

学校说，没办法了，为了更好的成绩，我们要进行封闭式教学。我有点怕学校也会像原来的二中一样变异。还好我多幸运啊，我在高考改革前，在学校进行封闭式教学前，毕业了。

2

我总感觉，我所在的村庄，是中国最普通最传统的村庄。

村里的人家，每家一个儿子是标准配置，没有儿子的家庭在村里是抬不起头的。

我们是村里唯一一户没有儿子的人家。还好爸爸算是倒插门女婿，我们一家一直住在县城外公的房子里，接触不到农村那么多的恶意。

小时候的我对“重男轻女”没有多大的概念。

我只是特别反感每次到农村过年过节，老爸总是会向那些叔叔婶婶吹嘘我成绩多么优秀，醉酒后更是一反常态地当着一群人的面冲我叫“宝贝女儿亲爸爸一下”。

后来我懂了，一个人吹嘘其实是因为他不自信。当众表现出的珍视是故作对外界的不在意。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感谢独生子女政策，感谢妈妈“只要一个孩子”的坚持。

我最终还是在家人的宠爱下天真地长大了，并且成为了村里唯一考上大学的女孩子。

爸爸终于能把村人的恶意当成是泛着酸水的嫉妒了。

村里的人民以农为本。以农为本，其实也就差不多意味着贫穷了。我爷爷那边一直很穷，爷爷觉得这样穷不行，后来就让我爸跟我奶奶姓，认为这样会转运。

而我是也跟我妈妈姓的，据我妈所说，是因为爷爷他们认为我是女孩，不许我随他们的姓。

不论如何，也许爸爸是从小被灌输了“不能穷下去”的观念，所以他不想只当一个农民，他比任何人都敢闯。

我上小学的时候爸爸曾经消失了一段时间。

后来我才知道，爸爸去上海游了一圈。爸爸说他本来“想趁着这几年还有力气”去上海打工的，但因为舍不下我和妈妈所以还是回来了。

不过妈妈说他是因为上海物价太高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才回来的。一般讲到这里他们两个总是要起争执。

后来他又陆续干过很多活，比如倒卖盗版手机，带人旅游，传销，自己做生意之类的。折腾这么些年，倒也真的比村里普通的农民赚的多。

我常觉得自己幸运。我出生在一个不是那么重男轻女并且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我有一个外出打工未遂的爸爸，我有宠爱我的妈妈外公外婆。

我有一个完整且天真的童年。我多幸运啊。

3

我是杨晓琦。可是杨晓琦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在我小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的人。

小孩子都想证明自己与众不同，并且对自己的特点津津乐道，哪怕你只是能更快的找到邻居家的猫，只是在捉迷藏的时候总是最后一个被找到。

我也一样渴望不同，我觉得我是特别有灵气的人。

小时候常常对这世界不解。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夜晚看星星看久了会起鸡皮疙瘩，后来才明白那其实是幼小生命对宇宙的敬畏与崇拜。

也常常不能理解人造世界与自然的对接。一栋楼房，怎么会是一栋楼房？即便是知道楼房是由水泥建筑的是由工人盖起来的，可是还是疑惑它怎么可以从土地里拔地而起。

幼小的生命并不能很快的适应世界。小学时戴着红领巾在一群叽叽喳喳的小学生中间偶尔会从内心深处涌出难以言语的恶心。

这种恶心与我听到大人对我说“你长大后也要结婚嫁人生儿育女”时的感受如出一辙。

我想这可能是一种过敏。对人群过敏，对世俗为一个人定好的未来过敏。

而小时候我就把这种过敏称作是灵气。我觉得有灵气的我很特别很了不起。

后来随着我的长大，我的过敏渐渐好了。我的灵气，也就慢慢的消散了。

而会让我感到现实不真切的星空，后来随着县城亮化工程的推进，也最终不见了。

我终于脚踏水泥地，终于开始挤进这个社会。

我为成绩发愁，为人际关系发愁，为未来就业发愁。

我接受了“我是社会里一个普通的人”的定位。

我就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看着我的小县城为了发展而挣扎，看着我的学校为了进步而挣扎，看着我的爸爸妈妈为了生活而挣扎，而且很快我也要为我的未来挣扎。

我所看见的一切都平凡，平凡的一切都在为生存挣扎。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作者简介

杨晓琦，19岁，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2016中文系。

原文标题：学生习作之五六｜杨晓琦  朱佳乐

来源：作者授权

作者：杨晓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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