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得过两次奥斯卡的大师导演，竟然是好莱坞最卑鄙无耻的告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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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亚·卡赞，他的导演作品包括《君子协定》《欲望号街车》《码头风云》，曾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1999年，奥斯卡又授予他终身成就奖。
一般来说，若你正当红时得过很多次奥斯卡奖，老了之后未必会再发你一座终身成就奖，因为有更多的人需要「补偿」。那凡是之前得过多次，后来又得终身成就奖的，就绝对是好莱坞超级大咖，为电影做出过极大的贡献。
伊利亚·卡赞就是这样的超级大咖。
然而，在他的终身成就奖颁奖礼上，很多人坐着一动不动，拒绝为他鼓掌，甚至发出嘘声。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曾背叛朋友，选择当一个告密者。很多人永远没有原谅他。
一切要从头说起。
1932年，伊利亚·卡赞加入了团体剧场（Group Theater），这一年，是华尔街股票市场崩溃之后的第三年，也是罗斯福总统上台的前一年，他的前任胡佛用四年的时间证明了自己的无能，从而为新政埋下伏笔。那时候数万家企业已经倒闭，失业人数逾千万，所有救济处门前都排了几公里的长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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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共产党诞生于1919年9月1日，由原社会党左翼领袖鲁登堡发起创建，不久与劳工党合并。30年代是美共最兴旺的一段日子，他们提名威廉·F.福斯特竞选总统，有53名艺术家连署支持，不少知识分子都认为，能够结束经济危机拯救美国的，不是共和党也不是民主党，只有共产主义。
但福斯特在选举的最后时刻退出了，历史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把拯救美国的任务交给了轮椅上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3年3月就职后的100天里，罗斯福政府以极高效率出台了一揽子新法案和新政策。
在纽约，剧场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1931年，也就是团体剧场成立的那年，三分之二的剧场关门了。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刺激了文化活动，当时主要的左翼刊物上涌现出一批讽喻时事的戏剧剧本，年轻知识分子的俱乐部和文化团体从冬天的沉睡状态里苏醒。
不能说当时所有活跃的知识分子都和美国共产党有什么瓜葛，但诗人马尔科姆·考利概括得很精辟：「当左派是最经典的一条叛逆之路，1933年许多年轻的左派如果在20年代，一定会成为活跃的达达主义者，要是在1945年就是存在主义者，1950年呢，那就是禅宗或者泼洒派画家。」
“Every fighter has one fight that makes or breaks him.”
Elia Kazan
24岁的卡赞，是剧团里年轻的演员和导演，他频繁参加了许多小剧场，这些剧场生命力旺盛而短暂，后来许多人成为1935年成立的联邦剧场的主力军，Lee Strasberg在剧场里开导演课。
卡赞也给工会剧团的人上课，所有这些剧团组织，无论是业余还是专业的，都因为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而有了共同的话语。那时候很多剧场都排演从苏联和德国传入的政宣形式剧目（agit-prop），所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也是在这段时期进入了美国戏剧界。
1934年，对卡赞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他将在18年后，面对HUAC正式承认这一事实，他还第一次正式执导了话剧，第一次出演电影。
从左至右：Jason Robards, Arthur Miller, Elia Kazan & John Steinback.
他导演的话剧——据卡赞向HUAC供述，讲德国国会纵火案发生后，除了纳粹党以外的政党和工会都被取缔，盖世太保四处抓人，流亡德国的共产国际领导、保加利亚共产党主席席格·季米特洛夫被关押的事，戏只演了两三场就匆匆收场。
1935年，罗斯福新政如火如荼，团体剧场也在壮大。政府改革的一个结果是成立了联邦剧场，目标是争取为17000多个失业剧场工人提供就业。但该剧场一直为左派把持，遂成为保守势力的眼中钉，1938年成立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简称HUAC，请不要把这个委员会和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混为一谈）向政府施加压力，终于在1939年关闭了该剧场。
卡赞并没有参加联邦剧场，在那里排戏的包括奥逊·威尔斯和约瑟夫·罗西（Joseph Losey）。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罗西多年后也没有忘怀，他回忆三十年代的美国确实洋溢着革命的气息，但作为过来人也感叹理想主义和政治上的幼稚让他们吃了一辈子的苦。
1936年见证了罗斯福的又一次大胜。同年，卡赞加入了由一群纪录片爱好者成立的小公司Frontier Films，他仍活跃于剧场，逐渐尝试电影，对卡赞来说，这是一段闪烁着理想主义光芒的时期。
但战争的到来结束了热情似火的30年代，罗斯福的政策随着法西斯的摊牌也发生了变化。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后，纽约戏剧圈的生态发生剧变。
1939年，联邦剧场关门，1941年，团体剧场关门，1942年，Frontier Films关门，一个接一个，当年活跃在纽约舞台上的演员都跳槽到好莱坞电影公司。奥逊·威尔斯、约瑟夫·罗西、尼古拉斯·雷，以及卡赞正式成为电影业的造梦者，40年代初，他们都卷入了一场国家与国家的战争，为大量战争宣传片的撰写、摄制或演出。
而这时整个西方世界，正处于和共产主义的蜜月中，好莱坞电影也不吝于歌颂伟大的苏联，美国许多知识分子都幻想苏联是实现了社会公平的乐土，而且那时候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德国和日本，所以卡赞没有觉得曾经的共产党员身份有什么不对。
然而冷战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局面。10多年前对马克思的短暂迷恋注定会成为卡赞一生的症结，虽然在政治上，他已放弃了共产主义，但在电影上他却承认对他产生影响的人只有爱森斯坦和杜甫仁科。甚至可以说，Viva Zapata（1952）就是他爱森斯坦式的作品，而Wild River（1960）是他的杜甫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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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C虽然早早就成立了，但战时并未显山露水，等到政治气候陡转，登时露出狰狞的面目。对赤色政权的恐怖，早在1919年的美国也曾发生，当时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美国国内工会运动往往夹杂着激进的恐怖活动，着实令美国人心有余悸，造成5000多名政治犯被关押，大量外国侨民被驱逐，媒体言论自由空前压缩。
但二战结束后的情形和当年又有所不同了。国际上，所有国家被划分为两个阵营，非此即彼。HUAC开始鼓吹发掘隐藏在内部的敌人，1946年有11名美共领袖被捕。即令有总统杜鲁门反对，塔伏特－哈特里法案也被通过了，该法案严厉限制罢工，并要求工会领袖签署非共宣言。
1947年，HUAC将目光投向加利福尼亚州。他们认为加州是赤色分子泛滥的重灾区，尤其是好莱坞已成为共产主义宣传基地，所以HUAC的听证有三分之一发生在加州。
Richard Conte,Humphrey Bogart & Lauren Bacall - HUAC Hearings, 1947
9月，41张传票发出去了，其中19个「不友好的」证人拒绝出席。好莱坞很快组织了一个抗议团体叫做「第一修正案委员会」，由约翰·休斯顿和威廉·惠勒领衔，通过广播、报纸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为盾牌展开反抗，卡赞正是这个委员会的首脑人物。
但是，一个月后，十九个不愿合作的证人最终都出席了听证，被问到那个著名的问题「你现在是或曾经是共产党员吗？」
约翰·霍华德·劳森第一个拒绝回答，还有九个人和他站在一起，他们是Alvah Bessie、Herbert Biberman、Lester Cole、Ring Lardner Jr.、Albert Maltz、Samuel Ornitz、Adrian Scott、爱德华·迪麦特雷克、道尔顿·特朗勃，史称好莱坞十君子，最终十人都被控藐视国会罪，入狱一年。一切才刚刚开始。
1950: Dalton Trumbo and John Howard Lawson, two of the Hollywood Ten
好莱坞真正恐慌了。11月底，电影公司高层开会，达成共识，他们不再雇用有红色嫌疑的雇员。从那以后，不少编剧发现突然没人找自己写剧本了，演员总是被告知「不适合某个角色」，「第一修正案委员会」也随之土崩瓦解。
1951年春，杜鲁门罢免了企图将朝鲜战争扩大到中国的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权，开始与朝中方面谈判接触。
对于好莱坞来说，镇压赤色分子的浪潮第二次来袭，之前顽固的十君子之一爱德华·迪麦特雷克已屈服，大多数被传召的艺人都老老实实去参加质询，有的当了叛徒，有的保持着沉默。
就在这次调查接近尾声的时候，一份被划为共产党员的324人名单泄露出来，12月，右派刊物《美国军团杂志》又拟了一份包括66人的新名单。各家制片厂诚惶诚恐，写信给这份杂志为旗下雇员辩白，言辞谦卑到了极点，争先恐后展开自我批评。
American Legion Magazine, 1951
1952年白色恐怖的气氛没有好转，HUAC减少了主动出击，但召集嫌疑人到华盛顿问讯并没有减少。从彼时起，即便是再迟钝的人，也能感觉到这是在妄图清算整整一代人——大萧条和新政中的青年一代。
布莱希特本来为躲避纳粹流落美国加州，此时他又不得不躲到瑞士，在50年代初，无数演艺界人士步其后尘离开了美国，卓别林、约瑟夫·罗西、Cyril Endfield和Carl Foreman去了英国；Jules Dassin、John Berry和Ben Barzman去了法国；约翰·休斯顿去了爱尔兰；奥逊·威尔斯居无定所。
Michael Wilson、Paul Jarrico和Herbert Biberman，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自筹资金拍出了《地球之盐》，这部影片反映了40年代工人的生活处境和工作条件，以及工人为争取权利同资本家进行的斗争，是受迫害者对右翼势力的反击。
《地球之盐》（1954）
留在美国的黑名单人士很难得到工作，他们只有匿名为以前的同事效力，得到很少的一点薪水，Ring Lardner Jr.、约翰·霍华德·劳森、道尔顿·特朗勃等等隐姓埋名许多年，还有更多的人改行了。
还有一些人，因为政治压力身体崩溃了，John Garfield和J.Edward Bromberg英年早逝与黑名单脱不了干系。
还有一些才华横溢的影人被毁了，罗伯特·罗森、爱德华·迪麦特雷克、Clifford Odets。如果像Abraham Polonsky和Dashiell Hammett那样选择做硬汉，吃的苦头也不小，Polonsky仅仅昙花一现拍出黑色电影经典Force of Evil（John Garfield主演）之后，余生碌碌。
在1951-1953年间，有110人被面召讯问，其中有58个成为告密者，其中名望最高的有四个导演：弗兰克·塔特尔（拍过《This Gun For Hire》）、爱德华·迪麦特雷克（十君子中的「犹大」，《爱人谋杀》）、罗伯特·罗森（《当代奸雄》的导演，检举了57个人），以及最杰出的卡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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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月14日，卡赞出现在HUAC面前。他承认了自己19个月的共产党员历史——从1934年夏到1936年春。但他拒绝了告发他认识的党员。他的坚持没有超过三个月，4月10日，在藐视国会罪的威胁下，卡赞主动找到了委员会，终于决定合作。
卡赞的自白书分为三部分，1，老老实实交代自己身为共产党员时的「罪行」；2，陈述离开党后十六年来参与的政治活动；3，一一剖白自己所有参与过的戏剧和电影都是清白、爱国的。之后，他交代了团体剧场里8个同志的姓名，包括3个党内官员，其中有两个人已经死了，还有两个已经退出（其中有Lee Strasberg的妻子）。
在卡赞曾经的朋友和同事们看来，背叛之举无疑是人生的奇耻大辱。
《天涯何处觅知音》（1961）
一位密友透露了卡赞的心声：「我一年能挣40万美元，但是20世纪福克斯的老板威胁我如果我不同委员会合作，永远也不要想拍电影了⋯⋯我得为我的孩子们考虑」，朋友劝道：「现在的一切都会过去，但你一旦检举，将来你的子女会怎么看他们的父亲？」卡赞无语。
或许1952年的一则日记有助于了解卡赞最终选择告密的动机，日记记载了卡赞和阿瑟·米勒的一段谈话，卡赞说：「我本已做好一段时期没电影可拍，没经济收入的准备，但我这么做到底为了什么呢？为了捍卫我不再信仰的东西（共产主义）？为了保护已经被检举或将要被别人检举出来的人？为此牺牲我的职业生涯，我觉得不值。」
有的人告完密心怀愧疚，比如斯特林·海登，渐渐人们也原谅了他，但卡赞一直是这一事件中遭到批评最厉害的一位，原因是他试图将自己的行为正义化，看看卡赞怎么说，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为自己辩护道，同共产党的间谍斗争迫在眉睫，必须把他们曝光，交给全国人民公审。
白兰度和卡赞在《欲望号街车》片场，1951
他还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则声明，将共产党诋毁一番，想让人觉得他揭发同僚并非出于利己，而是为了爱国。
Frank J. Donner在他制作的反麦卡锡主义的纪录片中说，那些放弃信仰的前共产党员为了保住饭碗和前程，不得不踊跃地和过去恩断义绝。
很多被列入黑名单的人根本不是共产党员，有的仅仅是和有关人士出席过同一场合，也被错杀一千，所以到国会作证其实考验的是一个人的勇气，跟他是否真的和共产党有瓜葛没太大关系。
罗伯特·罗森1951年第一次被传讯时以有违道德而拒绝告密，但1953年他就没有扛住，他吞吞吐吐地解释说「那种时候再谈个人道德实在过于奢侈」。
卡赞最终选择了保护自己得来不易的社会地位，但他的声名却在更长的时间内被玷污了，这恐怕令他始料未及。
1953年，他拍了影片《Man on a Tightrope》，捷克马戏团投奔联邦德国的故事。
《绳上人》（1953）
1954年，面对前老友阿瑟·米勒的指责，他又拍了《码头风云》作为回应，本片的重要演员Lee J. Cobb以及编剧Budd Schulberg都在HUAC面前做了和卡赞同样的事。
阿瑟·米勒岂肯干休？
但文人打嘴仗自然不同凡响，米勒旋即在第二年搞出一部话剧A View from the Bridge，对卡赞的《码头风云》作出反应。
这也是一出码头工人的戏，甚至几年前卡赞也曾参与过创作，不料到头来却成为攻击自己的武器。卡赞在《码头风云》里把告密者处理成英雄，米勒截然相反，他在A View from the Bridge的最后狠狠地惩罚了叛徒。
阿瑟·米勒绝非光说不练，1956年他也被HUAC传召，要求提供共产党员的名字，但他一个字也没说。
卡赞做出了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但他的后半生，都在为这个选择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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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才是我眼里世界电影最辉煌的一年，而不是什么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