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岁还在拍电影，真是影坛的续命传奇
本文首发于虹膜公众号（IrisMagazine）。
大约从上世纪末开始，曼努埃尔·德·奥里维拉（Manoel de Oliveira）不知不觉地成为了影坛的一个传奇，他以百岁高龄，平均每年推出一部长片，偶尔还夹杂几部短片。
人们为他旺盛的生命力和创作力感到惊叹，但长寿所赋予他的传奇性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掩盖了他的艺术成就。奥利维拉是一位「纯电影」的追求者，在这点上他和小津安二郎、德莱叶等巨匠并无二致，他也是称得上是过去三十年中欧洲艺术电影的代表性作者之一。
奥利维拉将个人化视野转化为葡萄牙民族文化的一种独特表达，对这个人口只有1000万的国家来说，他就好比路易·布努埃尔之于西班牙，英格玛·伯格曼之于瑞典一样重要。
奥利维拉出生在葡萄牙波尔图的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这座城市不仅是他的家乡，也是他许多电影的取景地。奥利维拉从小就喜欢艺术，尤其是对表演情有独钟。他参加过意大利导演里诺·卢普创办的表演学校，在还不到二十岁时，就在电影里扮演了角色。
他独自导演的第一部电影是纪录波尔图河上船夫生活的短片《都鲁河上的苦工》（1931），这部无声电影只有18分钟长，具备一些先锋电影的特征。
通过纪录片的拍摄磨练手艺，奥利维拉于1942年推出个人的首部剧情长片《点指兵兵》，影片在葡萄牙获得不错的票房。正好那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问世的一年，而奥利维拉的这部处女作也带有一些新现实主义的风格，这可能不是巧合。
他拍了很多街头实景，片中的业余儿童演员也奉献了生动的表演。结果这部影片被葡萄牙秘密警察盯上了，他们认为奥利维拉利用影片煽动颠覆，在调查了十天后，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警察只好放了他。
不过奥利维拉随后的电影生涯变得非常坎坷，文化审查机构每次都将他的剧本枪毙，在投资上也为难他，因此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奥利维拉没有一部作品问世。
奥利维拉只好把时间投入到家族工厂的经营中，业余时间就参加赛车比赛。直到五十年代中期，他先是到德国学习彩色摄影的技术，回国后拍了纪录片《画家和城市》，这部影片由他自编自导自拍自剪，从此才算是恢复了电影创作，不过他仍以拍摄纪录短片为主。
如果说奥利维拉漫长人生的前半段因为萨拉查独裁政权耽误了艺术生命，但在专制政府垮台后，他仍然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获得祖国人民的认可。尤其是来自左翼阵营的批评者，总是认为他的电影不够自然，太精英主义，和普通观众距离太远。
奥利维拉不是一个热衷政治的人，不论在台上的是独裁者还是民选政府，他都处理不好和他们的关系。他家里开的工厂在1974年「康乃馨革命」后被工人占领，很快就破产了，这令奥利维拉一下就失去了生活来源，这也是他后来将更多精力放到电影制作的原因之一。
奥利维拉在七十三岁之前创作很不规律，经常几年才出一部作品。自从《弗兰西斯卡》之后，他的创作频率变得和伍迪·艾伦一样稳定，几乎每年都会推出一部新作，偶尔还夹一部纪录片，以示不忘老本行。
也许是为了弥补失去的岁月，年过古稀的奥利维拉，像是把一年当成三年过。他的电影生涯虽然从默片时代就开始了，但真正进入黄金时期却是在很多导演宣告退休的年纪之后。
曾经有一段时间，奥利维拉特别迷恋在压抑的社会中无法成就眷属的悲惨爱情故事，有人将类似主题的四部电影归为他的四部曲。这四部曲恰好也是奥利维拉获得国际认可的起点，渐渐地他成为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常客，通过这种方式，他终于反过来得到了本国的承认。
另外一个有趣的转变是，当奥利维拉还是资产阶级富家少爷的时候，他热衷于拍摄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可当家里工厂破产之后，他却转而将镜头对准了贵族和富豪之家。
奥利维拉经常在电影中结合运用其他艺术的技巧，尤其是文学、戏剧和音乐。他喜欢改编文学作品，然后让时间占领它，拍摄时多用固定机位镜头，摧毁文学的叙事，重新依靠电影剪辑来组织。
《亚伯拉罕山谷》是奥利维拉的代表作之一。这部长达三个小时的影片稀释了时间，用电影里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搭建构图，优雅地处理了美和病态之间的关系。同时这部电影也是对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某种全新的解读。
奥利维拉晚年作品启用了很多大明星，比如《爱欲修道院》是由凯瑟琳·德纳芙和约翰·马尔科维奇主演的，后来他找法国传奇影星米歇尔·皮寇利演了《我要回家》，又执导了马塞洛·马斯特罗亚尼的遗作《世界源头之旅》。
奥利维拉的最后一部长片是《哥柏和阴影》，因为场景单一，台词冗长，有些评论认为这部影片过于沉闷。
之后他又拍了两部短片，一部是让堂吉诃德和葡萄牙历史上的几个伟大诗人一起来探讨人生，另一部则是威尼斯电影节的宣传片。这个电影节在十年之前曾授予奥利维拉终身成就奖，当时恐怕没人能想到，那之后他又拍出了七八部长片和十几部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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