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妄的科波拉，把自己当成了戛纳的皇帝
本文首发于虹膜公众号（IrisMagazine）。
第69届戛纳电影节正在进行中，为期十二天，虹膜将在期间推出内容丰富的戛纳专题，帮助影迷了解这件影坛盛事。
本文内容主要出自担任戛纳电影节主席多年的吉尔·雅各布的自传《公民戛纳》。
《现代启示录》的拍摄过程是世界电影史上最宏伟、最混乱的冒险之一，此处不必细表。雅各布和全世界电影人一样，都对科波拉的的这部新作翘首以盼，期待它会带来某些革命性的变化，并且希望它参加1979年的戛纳电影节。但它的后期制作花了很长时间，谁也不知道它能否赶得及电影节的开始。
在电影节开始前不久，联艺公司在加州某个小城举行了一次小型秘密试映，《快报》驻美电影记者Catherine Laporte听说了这个消息，跳上飞机就赶去了，她戴上假发和墨镜，偷偷混在排队的人流里，终于看到影片，她向雅各布提供独家情报说，这是一部让人难以忘怀的影片。于是雅各布更加确信和渴望了。
几天后，联艺公司的人打来电话，说可以把这部影片给戛纳的非竞赛单元展映，因为可能要到电影节开始时才能做完。
这届戛纳电影节已经集中了三十年来最强的阵容，《天堂之日》《铁皮鼓》《我的光辉生涯》《勃朗蒂姐妹》《匈牙利狂想曲》，还有参展的《好血统》《曼哈顿》等。如果《现代启示录》能来，那它就是皇冠上的明珠。
《铁皮鼓》（1979）
五年前，科波拉曾凭借《对话》拿过一次金棕榈，根据规则，他只能进入非竞赛单元，除非取消有关的规定。雅各布决定破例，让它进入竞赛单元。就在万事俱备的时候，4月24日，一封电报来到雅各布的办公桌上，说：「很高兴你们还没有宣布我们要去戛纳的事，因为弗朗西斯决定我们不去了。」
雅各布急坏了，决心补救。他给科波拉的秘书打电话，约好下午5点，也就是法国时间的凌晨2点谈一下。在等待的过程中，雅各布非常紧张，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对话》（1974）
「弗朗西斯？」
「是我。」
雅各布此前已经把要说的话写下来，然后翻译成英语，现在开始照着念。开门见山，你背叛了我，我们已经宣布出去了，千万拜托了，别放我鸽子！
「我不想参加就是因为你的缘故。」
「什么意思！怎么是因为我？」
「是你不让我参加竞赛单元！」
「误会！是联艺的人说的！」
「我还在粗剪，这部片子有多条独立的声轨……」
「我们会搞定的。」
「我拍了两个结局。」
「两个都放！」
「我要在主礼堂开新闻发布会。」
「可以！」
「让Michel Ciment主持，让Lucius Barre翻译。」
「都给你！」
「那好吧，电影节我去。」
定下来了也不省心，《现代启示录》的片方向电影节官方发去许多彼此矛盾的要求，工作人员疲于奔命。做字幕的时间不够，还要在银幕后加装喇叭，要安排私人飞机和私人游艇，要以最高规格接待科波拉一行，包括他的家人、律师和经纪人。
从左至右：马丁·斯科塞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乔治·卢卡斯
24小时电话不断，稍有不如意就会面对取消参赛的威胁。科波拉甚至还要像在美国举行试映会那样向媒体发放问卷调查表。这些闻所未闻的要求，雅各布全都答应了。
他把《现代启示录》的参赛当作戛纳历史和自己职业生涯中最重大的一件事，但评审团主席Françoise Sagan似乎不这么看。
选择作家担任电影节评委会主席是戛纳的传统，Sagan最属意施隆多夫的《铁皮鼓》，不惜一切代价要把金棕榈给它。
《铁皮鼓》（1979）
因为《铁皮鼓》是她喜欢的那种文学式的电影，作为作家，她觉得热爱文学的施隆多夫天然的亲切。尽管《现代启示录》某种意义上也是康拉德的改编，但已经全盘美国化了，欧洲人并不喜欢。
在前几轮投票中，《铁皮鼓》一直领先。这时，评审团中的」自己人「Maurice Bessy开始发挥作用，他说服评审团，选择科波拉的电影最符合电影节的利益。
所以最后的结局是《铁皮鼓》和《现代启示录》并列。施隆多夫在颁奖礼上说他很高兴，他甚至毫不委婉地用大卫和歌利亚的比喻来描述自己的胜利，而科波拉一语未发。
《现代启示录》（1979）
六个月后，Sagan宣布说《现代启示录》的获奖其实是阴谋，电影节的人则反击说她连宾馆住宿的额外开销都没有付……
雅各布认为：几十年之后再来看，《现代启示录》的确无愧于经典之名，相反《铁皮鼓》则老态毕现。对雅各布个人来说，获奖结果有两个意义，科波拉作为「双金棕榈俱乐部」的第一位成员，成为电影节的活广告，可以劝说其他获奖者将来再次参加竞赛单元；另外，一个教训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永远不要干涉评审团的决定。
就在电影节刚结束那天，雅各布在街上碰到一辆黑色豪华轿车停在面前，科波拉从车上走下，把雪茄从嘴上拿开，说：「我只得了半座金棕榈。」
外两则：
1996年科波拉接受邀请出任评审团主席，尽管他仍然非常难伺候，但在执行主席工作时，他非常称职，他发明了一个判断影片的方法，根据影片的总体平衡、原创性、观影愉悦感、是否真诚、国际意义，和观众印象的强度和持久度等多方面标准进行判断。
每个人都喜欢他的这套办法。他是个真正的民主派，尊重每个人的意见，即使他自己不喜欢某部影片，他也乐于按照大家的意见发奖给它，比如柯南伯格的《撞车》。
《撞车》（1996）
1997年是第五十届戛纳电影节，雅各布又在尼斯的机场见到了科波拉。他躺在豪华的沙发上，正等人接他到宾馆。这时库斯图里卡走了过来，向他自我介绍，和他谈自己两年前刚得到金棕榈的《地下》。
科波拉此时显出他是一个标准的美国人，因为他对《地下》毫无所知，他对库斯图里卡其人更加无知，所以连站都懒得站起来。
《地下》（1995）
可怜的库斯图里卡拼命找话题：南斯拉夫、战争、萨拉热窝……他就像个等待签名的粉丝，还说能否给您寄我的影片的录像带？最后科波拉终于回想起，他曾去过贝尔格莱德一次，这也许是他们惟一的交集。
这么说来，他没把库斯图里卡赶走，还浪费时间闲扯真是慷慨大方。临分别了，库斯图里卡还说：「希望我们入住的是同一家酒店。」
2005年，库斯图里卡担任戛纳评审团主席，有记者问他，八年前科波拉曾经怠慢过你，你原谅他了吗？
库斯图里卡说：「我在美国生活过，我知道他们的教育真是有一点问题。我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授课，那里电影系的学生竟然不知道费里尼是谁。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我就一直喜欢科波拉的电影，他是一位伟大的电影人，但是我觉得他有点嫉妒我，因为我前后得到过两座金棕榈的奖杯，而他只有一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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