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电影被外国「审查」，这可是由来已久
文 | magasa
前两年有一起重大的事件，应该还没有被遗忘，那就是震惊世界的「索尼黑客门」，最开始这像是一个关于商业信息窃取和隐私泄露的案件，随着各种内部通信记录曝光，索尼影业被搞得灰头土脸，颜面无存。
索尼黑客事件
但事件的迅速发展，很快远远超过了信息安全的范围——也许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变成一个关系到言论自由和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事件，并引起了白宫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起因是索尼影业拍摄了一部以刺杀金正恩为题的喜剧片，这引起了朝鲜政府的严重不满，美国政府相信宣称将发动恐怖袭击的黑客与朝鲜官方有密切的关系，当然朝鲜否认了这个指控。
刺杀金正恩喜剧片《采访》（2014）
对好莱坞来说，电影审查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老黄历了，何况是来自外国的审查？简直闻所未闻。在美国人眼中，恶搞金正恩是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电影在美国获得言论自由的主体地位，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才有的事，这来自不易，好莱坞对此倍加珍惜。
因此在电影里针对宗教圣人或是政治领袖展开攻击，美国人并不把这当回事，即使是虚构的行刺，也是合理尺度之内的一种政治讽刺，它不会构成煽动和真实的危害。当然，我们知道世界上至少有一半的国家接受不了这一点，这是政治传统和对自由的理解的巨大差异。
作为言论自由的电影表达，它不只是一种抽象的理念，它需要切切实实的制度保障，以及社会观念层面的集体认同，才能把它变成现实。在好莱坞的历史上，面对形形色色的外国审查，妥协和交易是时常存在的，但表达自由仍然在曲折中前进。
外国政府试图影响好莱坞电影的手段，不外乎有两种，一种是经济手段，一种是暴力手段。
大片厂时代的好莱坞电影激怒外国政府是家常便饭。最常见的情况是某国政府禁止引进发行这部影片，但这种做法的效果往往不好。因为好莱坞电影的市场在全世界，尤其以本土为重，失去某个单一国家的市场，并没那么可怕。于是又有的国家，威胁封杀所有美国电影。
如果出现这种蛮不讲理的连坐政策，制片人和发行人协会（MPPDA）高薪雇请的威尔·海斯（Will Hays）就有了用武之地，他会出面代表好莱坞电影产业和外国政府谈判，双方各自妥协让步，都时有发生。
威尔·海斯
如前文所说，二战前的电影在美国尚未获得第一修正案的保护，电影制作人也不太从言论自由的权利这个角度去考虑审查问题。电影拍摄是对市场量体裁衣，如果有某国观众对影片内容不满，修改就是了。视问题的性质，可以在拍摄时一并处理，也可以后期时针对性修改，
1934年，米高梅打算根据弗朗茨·魏弗尔关于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小说《穆萨山四十天》拍摄电影，土耳其政府闻听非常关注，令驻美大使向美国国务院反复交涉。米高梅一开始不屑一顾，执意要拍，直到土耳其政府宣布将在全世界发起对影片的抵制，路易·B.梅耶才决定让步。
亚美尼亚大屠杀
1939年，华纳兄弟公司拍摄了反映法国殖民地的监狱电影《魔鬼岛》，引起法国政府的抗议，华纳想息事宁人，于是将正在公映期的影片撤映，美国舆论大感错愕，媒体要求美国政府向法国提出交涉。第二年，法国陷入对德国的战争自顾不暇，于是华纳重映了影片。
根据赛珍珠小说《大地》改编的同名电影也在中国引起了类似的反应，国民政府认为原小说丑化了中国人，对拍摄一事本是极不赞成的。米高梅或许是为了扩大发行市场，对中方要求尽力迎合，剧本提交审改多次，最后拍出来仍没有令中国政府十分满意，但还是勉强通过审查，允许在中国上映了。
《大地》（1939）
好莱坞与外国政府之间最严厉的冲突是发生在和纳粹德国之间，德国人抵制好莱坞的手段也从经济封杀升级，暴力和恐怖的阴影开始笼罩在电影院的上空。
战争爆发前，德国在好莱坞派驻有全职代表，负责向电影界传达德国政府的声音，所以三十年代的片厂电影中反纳粹的很少。直到1939年，华纳的《一个纳粹间谍的自白》捅破了那层心照不宣的窗户纸。
《一个纳粹间谍的自白》（1939）
拍摄期间，许多工作人员都受到亲德组织的死亡威胁。但华纳的两个老板杰克和哈里·华纳都是坚定的反纳粹者，他们雇佣配备武装的保安守卫片场，首映礼上有警察巡逻，各地的放映也有许多热心人自告奋勇地出来维护影院治安。
但纳粹势力还是造成了一些破坏，他们用刀划破个别影院的座椅，还向观众席扔臭弹。的确有一些影院老板被吓住了，但这部电影仍然在美国得到大规模公映。欧洲的情况就严峻许多，被德国占领的波兰有电影院偷偷放映这部影片，老板最后被吊死在自家影院里。
在华纳的示范效应下，二十世纪福克斯随后也拍了反纳粹电影《万里追踪》，导演是德国人弗里茨·朗。当然最著名的是卓别林自导自演的《大独裁者》，当时美国还没有正式对德国宣战，有人说，如果希特勒敢往放《大独裁者》的影院里扔炸弹，那么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一年，美国就加入战争了。
《大独裁者》（1940）
和五六十年前相比，电影在今天获得的表达自由度，肯定是提升了很多。但作为一项资本高度集中的工业化创作，电影在它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必然受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因素的巨大影响，这是不用怀疑的。因此自愿或非自愿的妥协与退让，从来都伴随在电影表达自由的进步过程中。
与此同时，干涉电影表达自由的力量也在随着技术飞速前进。比如互联网就在索尼黑客事件中成为了「帮凶」。因为互联网的存在，才让力量完全不成比例的恐怖分子，从此有了偷袭大国或跨国大公司并成功的可能。索尼以及全美几大院线，在恐怖袭击的威胁下中止发行计划，其实是可以理解的策略。
独立院线在这种时候往往会表现得更加勇敢，于是就有独立的影院经营者站出来，自告奋勇要放映此片。还有人提议，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最好是分布式的P2P技术）来发行影片，这样恐怖分子就失去了目标，这叫做从人海中来，到人海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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