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奥斯卡影后，我赌是她

作者：Guy Lodge

译者：易二三

校对：Issac

来源：Little White Lies

影评人有一个习惯，并不是好的那种，把传记片的表演描述成一种魔术，一种消失的行为。我们惊叹于在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内将一个名人变成另一个名人的「变形式的」过程。我们把他们巧妙的、化妆辅助的模仿行为描述为「不可思议」，一种超自然的通灵。我们说演员「消失」在这些角色中，就好像一场伟大表演的真正标志是我们看不到背后的艺术家。

这是一种遍及整个电影行业的观念，几乎每年都会为极有辨识度的演员赢得金光闪闪的奖项，他们竭尽所能地让自己不那么容易被辨认出来：加里·奥德曼饰演的裹着胶乳的温斯顿·丘吉尔、梅丽尔·斯特里普饰演的上了浆、修饰了面型的玛吉·撒切尔、拉米·马雷克饰演的长着龅牙、对口型的弗莱迪·默克里。

《铁娘子：坚固柔情》

然而，一些最生动的传记片中的转换根本不关乎消失。想想费·唐纳薇在《亲爱的妈咪》中饰演的一度遭到诋毁的、穿着高级的琼·克劳馥：这是两位传奇人物的挑战性极强的傲慢与硬汉魅力之间非凡的、乳化般的融合，彼此的辨识度不相上下。或是黛安娜·罗斯在《女士唱起布鲁斯》中扮演的比莉·哈乐黛，这位摩城天后的青春容貌和坎德尔式（Canderel，译者注：坎德尔是一个人造甜味剂品牌）的嗓音完好无损，与饱受折磨的爵士乐女神相差甚远——然而，观众在情感上可以真实地感受到她的痛苦。并不是每个演员都需要在自己扮演的角色中消失；有时候，发现自己身在其中也无妨。

这个观点在我观看鲁伯特·古尔德执导的苦乐参半的传记片《朱迪》时不停浮现在脑海里，复苏的蕾妮·齐薇格挑起了复活朱迪·加兰的重担。她的表演勇敢、有趣、激动人心：作为一名演员，齐薇格可能原本不是许多人心中扮演好莱坞最伟大（也是最受折磨的）的表演者（show-woman）的第一选择。这是一场不寻常的政变。尽管服装、发型和化妆团队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贡献，但这绝对不是一种盲从的模仿行为：齐薇格可能巧妙地模仿了加兰刺耳的、橘子酱般浓烈的音色和闪闪发光的舞台形象，但这幅画像的许多细节——眨眼、探询的目光、短促而坚定的步态——都是她独有的。

《朱迪》

如果这些姿态很容易被认作是她的，那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见到过了。齐薇格已经正式「复出」三年了。2016年，她结束了长达六年的沉寂，以其标志性角色——倒霉的伦敦日记作家布里吉特·琼斯——活跃回归，仿佛时间从未流逝。当然，时间的确溜走了。她的缺席对自己的职业生涯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从90年代中期开始，她不间断地通过一些奥斯卡青睐的电影积累起了声誉，包括大众的喜剧和另类的独立电影，都以不同的方式展现了齐薇格接地气的、德州甜心式的魅力，即使她早已远离了德州。

作为一个电影明星，齐薇格似乎太过令人舒适、太过始终如一、太过可靠，以至于让人无法相信她离开大众视线有五年之久。粉丝和记者都被这段短暂的休息弄得很困惑，当她回归的时候，人们又残酷地审视她的不同之处——头发、身体、脸——仿佛她是某个冒名顶替者。

然而，在《单身日记：好孕来袭》中，她又轻松地找回了原来的节奏：当然更年长了，但还是像以前一样顽皮笨拙。这是一个谨慎、精明、让人安心的回归方式，但《朱迪》才让人觉得是真正的、硬碰硬的回归。这是一次由她的缺席、以及她在那段时间里对自己的了解而生发的演出。

《朱迪》

当我去见齐薇格的时候，刚好碰到她失去平衡的一幕。她在骑士桥酒店的一间地板光滑的套房里单脚跳，穿着一只明亮的、恨天高的细高跟凉鞋，试图穿进另一只鞋——但那色彩强烈的橙色带子并不配合，她做了一个不好意思的手势，放弃了单脚跳的快步，坐下来调整那只不听话的鞋子。

这种出场方式——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失态，淡化了整洁无暇、香槟色的华服带来的观感——看起来像是为布里吉特·琼斯写的剧本，或是一位影星想要表现得更真实一点的尝试。但是齐薇格，一个私下亲切而严肃、和声细语的人，并不是那种搞怪的类型。

「恐怕我要再过四个小时才能真正醒来，」她故作严肃地说，前一天晚上才从洛杉矶抵达伦敦。「我希望我知道该说什么。」她冷冷地笑着，环顾着宽敞豪华的酒店房间，仿佛在寻找灵感。

这种豪华的房间用来采访可能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空荡的空间，但这一次感觉是合适的：《朱迪》中的很多故事发生在加兰同样铺满毛绒毯的伦敦套房，一个为破产天后准备的看似豪华的避难所，她不愿承认没有自己的家。齐薇格很难产生共情。她自称是一个宅女，在洛杉矶有一个家，在离开演艺圈的六年里，她一直在那休息。（她告诉我，她喜欢做一些木工活。）

《朱迪》

在那段时间里，不用常年呆在片场，也不用时刻带着行李箱，改变了她的生活；她现在所参与的项目都会打破这种平静。「我现在拍片只是更严格了一点，」她说。「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会想我的生活应该如何适应电影事业，而现在正好相反。」

这让我们又回到了加兰身上，她从来没有自己决定过什么。影片不断闪回这位影坛新秀的少女时代，当时她受电影公司老板路易斯·B·梅耶所控制，受合同压迫。古尔德呈现了一个女孩在1969年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一直被置于令人精疲力竭的演艺圈之中，无法从单调的工作中脱身。齐薇格展现了她多变的、充满挑衅的表演。

「当时的体制显然很不一样，」齐薇格说，「所以她没办法决定自己的职业命运。甚至也不知晓她的财务状况，以及她是如何被商品化和剥削的。当然，她认为鉴于其他一切都已经为她安排好了，也就意味着她的财富和幸福都得到了妥善的管理。可惜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朱迪》

她还提到，这种情况与艾米·怀恩豪斯的悲剧类似，我点头表示同意，但她在一分钟前说的话又在我们耳边回响。今天的体制有什么不同呢？弱势的演员——尤其是女性——难道不是还在被掌权者剥削到毁灭的边缘吗？「是的，当然。」她叹了口气。「对于任何进刚入这个行业的人来说，情况都很陌生。你会发现自己在一些从未预料到的事情上需要帮助。以前生活中完全可控的事情，变得难以找到平衡和安全，尤其是自我照顾。你不知道周围的人是不是都把你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与此同时，你可能也不总是做出正确的选择。」

《朱迪》讲述加兰的故事的方式，与MeToo时代的反思与改革非常契合：它表明了这场运动背后的不公正和不平等是多么根深蒂固。十几岁的加兰（达茜·肖 饰）被描绘成一个受到冷默微观管理的公司财产，她的看守者不停地批评她不够漂亮或不够瘦，她不断地服用药物以控制情绪和腰围。

《朱迪》

这是一个关于虐待的故事，与后韦恩斯坦时代出现的证据略有不同，但不难将两者联系起来。正是考虑到这一令人不快的遗留症，齐薇格将好莱坞目前的调查视为酝酿已久的宣泄，而不是令人吃惊的灵光乍现。「当然有些让我震惊，」她说。「因为一些人浮出水面、并且被指控——你知道，我很惊讶。但这其实一直发生在这个行业里，也发生在其他所有行业。」

随着人们对加兰所遭遇的压迫有了更多的了解，她的堕落也开始受到指责。从加兰到怀恩豪斯，许多八卦小报都把被毁掉了的女明星称为「自毁」，而《朱迪》像是对这种说法的反驳，影片没有剖析导致她死亡的个人和体制虐待的各个层面，也没有剖析她试图与之抗争的方式。我认为，这是对于她的故事的一种矫正，就算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

「除了她自己的失误，这个故事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齐薇格表示同意。「大多数关于所发生的事情的回忆都没有被恰当地置于背景中。相比于说，『等一下』，看看她的人性，并承认导致这一切的环境并不仅仅是她自己一手造成的，人们似乎觉得谈论负面事件或灾难要有趣得多。」

《朱迪》

齐薇格对于将加兰演绎成纯粹的受害者没有兴趣。「在出演这个角色之前，我并不知道她是这么敏锐——机智的人，」她说。「我想，如果没有这么敏锐的智力，她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我真的很喜欢看她的老电影，因为她给予的反应独一无二。所以我不知道用脆弱这个词是否合适，但在我看来，她想要和脆弱有所关联。当然，总有人会利用这种需求。在《朱迪》的故事中，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这不是齐薇格第一次以悲伤和同情的口吻讲述加兰的经历了。尽管齐薇格对她的生活和工作做了很多研究，但很难不去怀疑，在好莱坞打拼了25年多的时间里，她为这个角色所做的准备的方式无法查阅，也无法在模糊的档案录像中找到。「当然我有过一些不幸的经历，让我更容易理解加兰的处境，」她平静地说。「台词之外有很多东西是评论她的人很少提及的：那些你在成为名人和作为普通人之间摇摆不定的私密时刻。而这些我都知道。」

《朱迪》

齐薇格26岁的时候，已经拍了几部不错的独立电影以及《德州电锯杀人狂4》这样的乏味作品（一同出演的还有同样事业刚刚起步的马修·麦康纳），这时卡梅伦·克罗给了她第一个重要的角色，在1996年的大热影片《甜心先生》中扮演单身母亲多萝西·博伊德——作为汤姆·克鲁斯饰演的与片名同名的自负体育经纪人的真诚且朴实的助手。那时她还很年轻，但追逐梦想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明星身份对她来说还不是一个既成事实。（加兰26岁时，好莱坞耀眼的聚光灯已经把她推向了精神崩溃和自杀的边缘。）

《甜心先生》

成功就像滚雪球一样到来了。九十年代末，她与梅丽尔·斯特里普、金·凯瑞等人一起出现在演员表的前列，并因与后者的恋爱吸引了狗仔队的注意。21世纪的头十年更加繁忙。《BJ单身日记》为她带来了独挑大梁的影响力，这让她获得了连续三次奥斯卡提名中的第一次——在第三次提名奥斯卡时，她终于凭借安东尼•明格拉《冷山》中的农场女孩鲁比•特维斯一角获奖。这些都不是她想要的发展。谁能想到呢？齐薇格苦着脸。「一开始对我来说很困难，因为我最珍视的东西一夜之间消失了。所以我必须学会适应拥有一个公众『形象』的新现实。」

《冷山》

她把最后两个字用引号括起来，我好奇她现在适应了没有。我现在看到的就是「公众形象」吗？面具已经戴上了吗？她笑着说：「与其说这是一种伪装，不如说这是一套与生俱来的技能，让你能够驾驭你所处的特殊环境，以及这项工作的独特性，其实从内部看起来很正常，而且外部的投射非常棒。但它在不断发展，总是让人惊喜。」

然而，到2000年代末，这份工作并没有发展到齐薇格喜欢的程度：她的工作日程一如既往的繁忙，但工作本身并没有给她带来多少自豪或快乐。讲究的主流电影，例如2002年的《芝加哥》和2003年的《随爱沉沦》——令人愉快的、令人联想到多丽丝·黛的浪漫喜剧，齐薇格深情地说自己最希望观众重温的电影就是这一部——渐渐让位于彻头彻尾的垃圾电影，例如2009年的《初来乍到》，以及失控的恐怖片《第39号案件》。（其语义不祥的标语写着：「有些案件永远不应该被打开。」）与此同时，她更加投入的一些独立电影很少得到曝光，比如2010年的《我自己的情歌》。

《我自己的情歌》

齐薇格主动选择了一段空档期，尽管剧本不断找上门。「这是绝对必要的。是时候了。我的意思是，我拍《芝加哥》的时候就已经筋疲力尽了。我当时就需要停下来，但我好几年都没有休息。因为你也会想，『在盘子里还有冰淇淋的时候赶快吃掉吧。』这些冰淇淋真的很棒。一生中只有一次梦想成真的经历，而我却没有停下来……」她停顿下来，思考了一会儿。「嗯，这在当时更重要。」

她身体前倾，对自己的空档期表现出异常的兴奋。「有那么一刻，我开始意识到我不认识自己了。身体上，我看到了外部和内部的混乱。我没有休息。我没有固定的住所。我没有恋爱。我最亲密的朋友——或者说我可以分享最私密经历的朋友——大多是和我一起工作的人。这不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我需要停下来。」

齐薇格感觉自己的演技和个人生活一样遭受着折磨。「我厌倦了自己，」她耸耸肩。「15年来，我一直过着其他角色的生活，生活在别人的空间和服装里，看起来也像是另外的人，没有停止过。当你不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的时候，你就没有什么值得借鉴的生活经验和值得讲述的人性故事。坦白地说，这不仅会让表演变得无聊——你作为另外的角色已经生活了一百万次，所有的情感都被不断地反刍——我也对自己作为一个人感到无聊。」

我提起她之前说的关于加兰的一个词：自我照顾。她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休假的吗？「哦，当然，身体上和情感上都是如此。」她找到了一间房子，并亲自动手装修。她自己开车去看望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家人，从她的德州老家到凉爽的东北部。她写了一部电视剧《肉桂女孩》（Cinnamon Girl），讲述20世纪60年代好莱坞年轻女孩的成长故事：最后没人投资，但她开心地声称这个故事是不错的。她还开始上私人学习课程，并且救助狗。（我问她救助了多少狗时，她笑着说：「大概有两百磅吧。」)她逐渐意识到，自己是幸福的。

齐薇格很清楚是什么特权让她有了这样空闲的机会，带着这种意识，她最终还是回到了工作中去。「我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的罕见性，以及我被赋予的机会的特权：我不会对它们漠不关心。这种空闲是以巨大的代价换来的。但现在我认识到，有些界限可以被允许打破的。或是我主动让它被允许。」她说，她已经学会了说不的力量，并因此感到更强大了。

那么，她会对什么点头呢？「噢，还是一样的。」好角色总归是好角色。但她是否已经从荒野中脱胎换面，成为了一个不一样的演员呢？「我想是的，」她回答说。「但那也有年龄的关系。对于每个人来说，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会成长、学习、包容，或者驾驭那些你原本不会选择的事情。但我想我确实带着一个稍微不同的视角回来了。因为在这个行业里有很多人依靠着你，你不想让他们失望。现在我意识到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我对他们负责，同时还能让自己参与其中。并且保证自己的健康状况。」

尽管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她认为，与她暂时离开的时候相比，好莱坞正在逐渐成为一个对女性更友好的地方。「嗯，这是不可避免的，」她说。「你知道，年轻一代的女性已经开始付诸行动了。互联网让很多人不再等待被邀请。所以她们会继续创造出精彩的作品。人们会从中发现价值。」与此同时，她也有自己的制作计划。「我对所有的事情都很积极，」她说，对细节保持沉默。「一切还没确定下来，到时候了我自然就会说出来。」

放松让齐薇格对于其他方面的风险更为开放了：2019年她第一次主演了电视剧——网飞出品的、质量平平的、滑稽的肥皂剧《假/如》，她在剧中饰演唯利是图、善于操控的风险投资家安妮·蒙哥马利，穿着剪裁利落的商务时装，冷漠地毁掉别人的生活。「这不是最有趣的吗？」我提到这部剧时，她咯咯地笑了起来，高兴地轻轻跺着脚。是的，尽管你会怀疑她有更多的想法——这是她所玩过的最反类型的游戏。

《假/如》

朱迪·加兰与齐薇格最受人喜爱的许多银幕角色有着相通的共性：《甜心先生》中谦逊的多乐茜，她觉得自己与情人高高在上的世界格格不入；《芝加哥》中努力奋斗的新星罗茜·哈特，当才华不够时，她决定通过臭名昭著来赢得聚光灯；或者是永远跌跌撞撞的布里吉特·琼斯，她必须经历一连串笨拙的屈辱，才能得到别人的爱（或者是非同寻常的喜欢）。

齐薇格擅长扮演这样的女人，要么是对自己的外貌不太满意，要么是对别人强加给她们的形象不太舒服，无论如何她们总能找到胜利的方法——对于加兰来说，痛苦和荣耀是分不开的。

我问齐薇格是否弱势的角色更吸引她，她惊讶地眨了眨眼。「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那样想过，」她想了一会儿说。诚然，这个问题在齐薇格目前的情况下显得有些愚蠢：她看上去对自己的形象感到十分满足和舒适。

她在《朱迪》表演出来的痛苦既令人信服、又非常迷人，看到她这样真让人松了一口气，虽然当我说在她饰演的朱迪·加兰身上看到了很多蕾妮·齐薇格的影子时，她拍了拍手：「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并继续解释说，她和古尔德都对模仿的主意都嗤之以鼻。「我们担心，你越偏离真实的自我，你就越不可能与你所饰演的人交流。」

《朱迪》

朱迪·加兰对于聚光灯有着更为筋疲力尽的理解——崇拜和苛责同时进行——能让一个明星累垮，尽管她从来没有被允许离开它一秒；久经沙场的齐薇格以一种可感知的理解力诠释了这个角色，她深知被人注视太久是多么的困难。

为了让朱迪·加兰这个角色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都保持可信，她做了很多复杂的化妆工作，但如果以相貌几乎一模一样的标准来看，她的表演并不是「变形式的」：这里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这位女演员在镜头前勇敢无畏的决心。蕾妮·齐薇格从我们身边消失了六年。她不会再在我们眼前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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