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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波兰斯基和评价《我控诉》,这两件事应该分开吗?

吴泽源 虹膜 2020-09-08

导语:


波兰斯基四十多年后又站上了「审判席」,这一次的公诉人不是加州的检察官,而是他的电影业同行和群众。他的答辩词已经预先写好,那就是他的最新电影《我控诉》,此片在刚刚结束的凯撒奖获得最佳导演奖。 


可以把影片的胜利视为一次对他有利的判决吗?看来并非如此。 


尽管对波兰斯基的司法审判已经悬置,但社会性「审判」还将继续,恐怕在他的有生之年、身后之年都不会停止。 


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我控诉》说了什么。



吴泽源


 1  「德雷福斯事件」:法国的反犹之耻
 
《我控诉》的剧情,围绕着19世纪末法国臭名昭著的「德雷福斯事件」展开。所以在探讨这部电影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故事所处的历史语境。
 
在经历了九个月的普法战争后,法国于1871年接受完败结果,屈辱地向德国赔款割地,这对之后四十多年的法国历史,造成了深刻影响,每当经济与政局出现动荡,民族主义热潮就会在法国抬头,这其中最显著的,是反犹主义。
 
普法战争中的法国士兵

民族主义煽动者,将犹太人视作唯利是图的寄生虫,并从宗教中寻找论据——是犹太人出卖了耶稣,所以背叛的本性,深深写在他们的基因里。这种偏见延伸到军队系统当中,就表现为对犹太军官的妒忌和排挤,虽然这与法国宣扬的共和思想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当时的法国军队系统中,官僚主义横行。一部分人对犹太军官抱有敌意,而另一部分人则照章办事,对上级应声附和,丝毫不关心事件的真相。于是在内外原因的合流之下,一封法国情报局从德国驻法大使馆盗出的通敌信,成为了导火索。
 
信件内容证明,法国参谋部军官中有通敌德国的间谍。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则成为了军队中反犹势力所指认的替罪羊。因为只有正在接受参谋部训练的几位见习军官,才有可能掌握信件中透露的全部军事信息,而德雷福斯是这几个嫌疑人中唯一的犹太人。欲加之罪,就这样落到了被蒙在鼓里的德雷福斯身上。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

但德雷福斯其实并非完美嫌疑人。他生在当时被德国占领的阿尔萨斯地区(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的背景地),却一直拥有对法兰西的民族认同,以至于主动选择法国国籍,并入伍军队。他的家境优渥,军饷只是其投资收入的零头;而他的笔迹也与那封通敌信有诸多不符之处。不论看动机还是看证据,德雷福斯都绝无犯罪之嫌。
 
但富有政治野心的军队首长,却急于迎合反犹势力,让德雷福斯成为替罪羊。而参与调查的下属和笔迹专家则顺水推舟,把德雷福斯钉在了十字架上。就这样,德雷福斯被法庭定罪,独自流放到恶魔岛关押。他万念俱灰,但为了妻子和儿女的名誉,他还是坚持活了下来。
 
 2   吹哨人皮卡尔:波兰斯基电影的主角
 
对德雷福斯事件略有所知之人,或许都会想当然地认为,波兰斯基在片中为自己代入的角色,就是德雷福斯本人。
 
毕竟,波兰斯基是从纳粹魔掌中逃脱的犹太人,对族群困境感同身受;毕竟波兰斯基也经历过颇具争议的司法审判,所以他肯定在通过德雷福斯的经历,为自己做辩解。
 
但事实却远非如此。在《我控诉》中,德雷福斯(路易·加莱尔饰)虽是整个故事的由头,却只是边缘角色,出场戏份只有区区十分钟。

《我控诉》

影片的中心人物,是情报局军官乔治·皮卡尔(让·杜雅尔丹饰)。通过调查,他发现了德雷福斯的无辜,却在向上级汇报的过程中触怒了整个法国军事系统,并因此名誉扫地,锒铛入狱。
 
在波兰斯基的叙述中,皮卡尔被塑造成一个未被官僚系统腐蚀,对真相抱有敬畏的义士。他对犹太人并非没有偏见,但情报局系统之腐朽、审判过程之草率,依然让他震惊。


作为影史上最杰出的叙事者之一,波兰斯基仅用几个简洁的跟拍镜头,就表现出了皮卡尔任职的情报局统计处如草台班子一般的荒诞景象:低级官员昏昏欲睡,技术官员对新上司戒心十足,而他的副手,则是个浸淫官场多年的老油条,深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皮卡尔的调查处处掣肘。
 

皮卡尔最终将德雷福斯被冤屈的证据带到了参谋部长那里,然而部长给他的命令,却是将真相封锁。与上级意见不合的皮卡尔被放逐、监视,到最后,无处可逃的他只好选择成为向系统外部求助的吹哨人。于是便诞生了大作家埃米尔·左拉那篇力穿纸背、追讨整个腐败系统的洋洋长文——《我控诉》。
 
 3  「我控诉」中的「我」——谁在控诉?
 
波兰斯基的新片无疑是一部大师之作:不寻求单纯的情绪宣泄,而是用画面来书写人物无路可走的困局。他在四十多年前曾拍过一部名为「Cul-de-sac」的电影(意为「死胡同」,通用译名则是《荒岛惊魂》),而在这部新作中,死胡同的意象依然挥之不去。
 
《荒岛惊魂》(1966)

皮卡尔首次走进自己在情报局的办公室,却发现窗户怎么都打不开;他把即将受审的德雷福斯带进长官办公室,自己却被拒于遮蔽真相的大门之外;他对枪击自己律师的杀手穷追不舍,却在走进一片密林时迷失了方向。通往公义之路,对他来说永远都以死胡同作结。
 
在波兰斯基的《我控诉》中,控诉的对象很明显:一个官官相护、维护面子和权威,毫无纠错能力的官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司法程序只是一出滑稽戏,就像德雷福斯在法庭上的无奈回应所展现的一样:「按您的逻辑,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符,则证明我有罪;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悖,却同样证明我有罪。」
 

但这部电影中的控诉者是谁?似乎是皮卡尔。起码有一点很明显:不论是左拉的《我控诉》还是波兰斯基的《我控诉》,其中的主语都不是无辜的德雷福斯。
 

在波兰斯基的电影中,对德雷福斯的冤屈心态着墨甚少,故事重点更多放在了个人与体制的抗衡上,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这是波兰斯基借助电影对自身遭遇的表态,每个人都可以对此作出评判,最终历史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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