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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40年,多少人的命运被改变

2017-08-08 杨耕身 新京报评论

无论是仍然未能改观的应试化趋势,还是仍然存在的招生配额的地域不均衡,都表明高考制度仍有进一步优化空间。


▲ 高考考生在做最后的考前准备 新京报记者 高玮摄 


文/杨耕身


1977年9月,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中断了10年的高考。当年12月,全国高考恢复,在那个冬天,有大约570万人走进高考考场,27万人被录取。迄今40年矣!最近,很多朋友都在朋友圈回忆自己的高考,一些小文章,读来感触颇深。


40年来功名,决非尘土。若说恢复高考的意义,自可去问那“开花的大地,解冻的河流”。而当我们每一次回首总能看到的是,当时间重新开始,一个国家的命运也柳暗花明。


在过去40年里,我国有1.2亿人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我们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5.7年提高到11.9年,人均GDP则从186美元增长到8866美元。


事实上,历史上没有哪一次考试制度的改变,不曾意喻着一场更大的思想与变革。而我们尤其珍视的,是高考制度恢复以来,一个国家所能够获得的对于进步的补偿,对于历史的启示。正如一名学者所说,“恢复高考是在‘两个凡是’还没有打破的情况下进行的,它的意义远远超出教育本身,成为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导,也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声。”


而具体到微处,则是一个个个体生命与家庭命运的重大转折。不过,与其说是高考改变命运,不如说是知识改变命运。与其说是对高考制度的恢复,不如说是对蒙昧与迷茫的摒弃,对教育与知识的尊重,以及向公平、理性与科学的回归。


40年来家国,无数人的青春记忆,一个民族的价值方向。我们尚可有幸以我们亲身的经历,来清晰地讲述并深味。一方面,世界上的确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着一个把国家与个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考试制度。另一方面,我们也的确在不停地反思,更好的高考制度是什么?


从1983年面向农村或农场、牧场、矿区、油田等艰苦行业的定向招生,到1985年“双轨制”和“自费生”出现,再到1996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从2012年开始面向贫困地区实施国家扶贫定向招生计划,到2015年对残疾人参加高考提供平等机会和合理便利做出明确规定……


40年来,高考制度从恢复、巩固到完善、变革,几乎从未停止调整的脚步。但在40年后的今天,高考制度同样面临更深层的价值追问。必须追问的是,时至今日,高考所给出的,到底是一把尺子,还是一个机会?当考试变成择优汰劣的机器,那么教育的功能以及知识的价值是否也随之被轻慢?


无论是仍然未能改观的应试化趋势,还是仍然存在的招生配额的地域不均衡,各种加分、保送生背后的特殊政策的黑洞,都表明高考制度乃至国家的人才选拔制度仍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高考制度恢复40年之际,高考制度的改革任务日显急迫。这是高考制度本身的进步性使然,亦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历史使命。


显然,我们需要一种更加公平、更有效率的高考制度,需要为这个国家寻找一个更加充满活力与自由的未来。


 □杨耕身(资深媒体人)

 

编辑:梁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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