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级单位高官出庭应诉，看点不止“级别”

Original 2017-12-20 社论新京报评论

让行政首长出庭，最主要的考量标准不是级别等，而是有利于法庭调查、提高案件审理质量。

▲证监会主席助理黄炜出庭应诉。

文 | 社论

19日上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欣泰电气欺诈发行、虚假披露证券处罚上诉案，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黄炜作为被上诉人出庭应诉。据了解，这是欺诈发行“退市第一股”欣泰电气第二次“状告”证监会，黄炜是首位在行政诉讼中出庭应诉的中央部级单位负责人。

作为部级单位负责人的黄炜出庭应诉，无疑有其积极意义。尽管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实施至今，行政诉讼案件中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的越来越多，可此前止于地方层面的行政机关。

可以预见，这样的部级单位负责人出庭应诉，能更有力地彰显行政诉讼中“官民平等”的理念，也减少了行政诉讼中“告官不见官”的质疑。特别是省部级领导干部能出庭应诉，和企业、普通民众对簿公堂，示范意义更易彰显。

值得一说的是，黄炜应诉，在外界舆论看来，最大看点可能是“级别”；但从法律逻辑上看，更重要的，或许还是黄炜出庭跟行政机关高效应诉之间的“适配性”。

需明确的是，在行政诉讼中，被告一方是“行政机关”，而非“行政机关负责人”；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并非代表本人，而是代表行政机关参加法庭调查。而法院开庭审理案件的核心目的，是让原告和被告双方在充分陈述观点、展示证据、辩论质证的基础上查明案件事实。

因此，参加庭审的，原则上应当是有利害关系的，而且是有助于帮助法庭查明事实的人。

对于一个具体的行政诉讼案件，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委派直接参与案件处理和事实调查的人出庭，自然是最容易达到法院开庭的意图。在多数情况下，并非行政级别高的人对案件事实了解最清楚。恰恰相反，一线执法人员可能是最了解案情。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可能仍需要一线执法人员到庭去和原告辩论质证。

在该案中，黄炜了解内情和股市监管规则，出庭应诉合情合理。

所以，肯定黄炜等出庭应诉的意义，不是说遇到这类案子必须得高级别行政首长出庭，而是要鼓励更多了解案情的行政首长出庭，重点是“了解案情”。

比如在土地承包问题上，土地承包工作一般是在乡镇政府指导下，由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但土地承包证却由县政府颁发，不仅县长，县农业局工作人员对具体情况可能都未必了解。如果一个农民对县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证有异议提起行政诉讼，县长出庭应诉，都未必能阐述清楚政府发证理由。

现实中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由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具体工作人员没有多少机会发言，案件反而没能调查清楚，以至于不得不再次开庭调查。

此前在一些地方，有的行政机关被起诉后，不仅行政首长不出庭，法庭上连工作人员也见不到。该情形如今已大有改观，这是好事，但行政案件是否就得行政首长出庭应诉，仍需审慎考量。

黄炜出庭应诉，也是一面镜子：在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不仅要出庭应诉，而且行政首长有义务派熟悉案情的工作人员出庭应诉，如果行政首长对案情最了解，也该履行出庭应诉义务。至于有无必要让行政首长出庭，最主要的考量标准不是级别等，而是有利于法庭调查、提高案件审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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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