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大逃杀案结：用法治制衡人性

2018-02-09 王言虎 新京报评论

只有法治，才能将人性之恶关进笼子里，才能生出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场域。

▲被中国渔政船拖带回港时，船上只剩11名船员。

文 | 王言虎

2月8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刘贵夺、姜晓龙、刘成建、黄金波故意杀人、劫持船只，李承权故意杀人死刑复核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显示，最高人民法院已于2017年3月23日核准该案被告人刘贵夺、姜晓龙、刘成建、黄金波、李承权死刑。

这说的是著名的“太平洋大逃杀”案。2011年6月17日至7月25日，鲁荣渔“2682”号渔船在智利附近海域作业期间，以刘贵夺为首的部分船员因内部争斗等原因，纠集11名船员杀害16名船员，并致6人失踪。

复盘这个案子的经过，一种恐怖氛围始终在萦绕。铁棍击打、持刀捅刺、绳索捆绑、抛入海中……残忍的作案手段，超出常人想象；利益、算计、派别、同盟、背叛，一艘孤悬大海的船上，成了一个微缩版的丛林江湖。我们从中看到最残酷无情的人性。

有人说，这是电影都拍不出来的剧情。或许如此。很多人由此想到韩国电影《黄海》：出租车司机金久南为去韩国寻找妻子，被收买从黄海偷渡杀人，但因为事情败露成为疑犯，幕后指使又前来灭口。虽然反杀成功，他也在回程途中死在船上，被扔下黄海。

同样是充满阴谋、利益、背叛、残酷的杀人情节，但如果用影像一一还原渔船上的杀人场景，一定比金久南跟绵正鹤的生死搏杀残忍。而《黄海》毕竟还只是电影，“太平洋大逃杀”却是现实。

▲“太平洋大逃杀案”时间线示意图。

“太平洋大逃杀”案本质上是一起由秩序失序导致的人性惨案。自从刘贵夺准备劫持船只返回中国时，这艘船上的秩序就失控了。船长李承权的被劫持是一个开始。

这是一艘来自中国的合法渔船，作为船长，李承权是这艘船上唯一合法的秩序权威，当他被刘贵夺捅伤并控制起来，他的权威就消失了。而权威的消失，意味着船上正常的管理秩序失效。

此时，这艘船就类似于王学泰提出的“游民社会”。王学泰总结了游民的四种性格：1、具有天然的反社会性，希望天下大乱；2、有主动进击精神，主动向别人进攻；3、只讲敌我不讲是非；4、趋向返回原始的野蛮。

以此对照船上的场景，完全契合。刘贵夺团伙劫船杀人，十足的反社会性；为防人叛变，对其他船员先下手为强，体现主动进攻；被利益与恐惧遮蔽双眼，自然只能看到敌我；断断续续杀十几个人，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野蛮？

狠、残忍、不择手段，游民文化的灵魂，在刘贵夺团伙身上一一呈现。游民文化导向暴力杀人，也在这艘渔船上应验。

▲最高法刑事裁定书。图片来自来自裁判文书网

很多人在看到这个案子时会说，人性怎么可以这么残忍，所以要反思人性。反思人性是必要的，但人性也是超验的，如果看不到幽暗人性背后的秩序坍塌，所谓深刻反思也就只能浮于表面。

这艘渔船上，人性之恶的显露，就是从刘贵夺团伙对秩序的不尊重以及由此导致的秩序坍塌开始的。当然应该承认，一艘孤悬大洋的渔船，正常秩序的维持可能缺少足够力量，要不然，船员也不会被轻易劫持。

这是个案，但其中体现的人性与秩序的关系，却具有普遍性。我们足以以此为案例反思，如何在日常的社会治理中，更好地以秩序规制人性。

王学泰给游民社会开出的药方是法治，只有法治，才能将人性之恶关进笼子里，才能生出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场域。

确实如此。如果“2682”号渔船上，刘贵夺们心中有对法律的敬畏，知道若杀死船员一定会接受法律制裁，他是否还会丧心病狂？他可能只是以为，在万里之外的大洋，他的恶，不会被揭发。

但他们犯下的恶，终究还是没能逃脱法律制裁。刘贵夺等五名主犯被核准死刑，最终实现了法律对人性、对秩序的规制。而所谓法律规制秩序，根本上规制的还是人心秩序。

不只是太平洋大逃杀事件，保姆纵火案中，涉案保姆嗜赌、纵火、盗窃，也是内心失序，而最终制衡其为恶的，也是法律。

作恶者得到法律制裁，这才是法治社会的“稳恒态”。而今悲剧已远，惟愿所有受到伤害的人都能走出阴影，在一个法治社会里，开启安稳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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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