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错案追责打通“正义梗阻”

应当承认，现实中鲜有责任人员因为办理错案被“追偿”或追究刑责。迟来的正义，依然还有“最后一公里”等待打通。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社论

据报道，近日召开的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上，明确提出统筹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和综合配套改革，要坚持问责和免责相结合，构建科学合理的司法责任追究制度，研究出台错案责任追究具体办法，完善法官检察官惩戒机制，防止制度空转。这引发法学界关注。

所谓“错案”，是指各级法院对原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失实、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明显不当，按审判程序改判的案件，以及发生其他执法错误的案件。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对当事人来说，错案降临于己，既是个体正义的湮没，更是司法正义的崩塌。

所以，要让民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避免佘祥林、张氏叔侄、聂树斌等错案重演，就必须从司法实践和法律制度两个层面，真正堵住错漏之源。

近年来，尽管司法实践层面的大力纠错，一批尘封已久的错案陆续得到平反，很多地方不乏省市法院院长登门道歉、获得当事人或亲属谅解的报道。赔偿义务机关根据《国家赔偿法》作出的经济赔偿，也让许多蒙冤者得到法律救济，有助于重归社会、重新生活。

但应当承认，现实中鲜有责任人员因为办理错案被“追偿”或追究刑责。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后，应当向有关工作人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有关机关应当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因为对错案中的责任人未追责或追偿，迟来的正义，仍还有“最后一公里”亟待打通。

举个例子，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冯志明，2016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处罚金人民币110万元，罪名是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但冯志明也是当年一手制造“呼格吉勒图案”的公职人员，可其罪名对其铸成错案的责任并无体现。而制造浙江张高平叔侄冤案的“女神探”聂海芬未被追责，也让许多人感到费解。

遭遇这样的“正义梗阻”，既有执行层面的曲解成分，也与法规制度的“零散分布”、“过于抽象”不可分割。

当下的错案责任追究规定，散见于《刑法》《法官法》《检察官法》《国家赔偿法》等，缺少统一的追责措施；《国家赔偿法》中确定的追偿原则，应该如何追偿，比例多少，办案人员办了错案，应当如何启动调查、怎样惩戒，还需要更具体可行的规范。

在统筹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和综合配套改革的大背景下，研究出台错案责任追究具体办法，完善法官检察官惩戒机制，从法规制度完善“微观一环”，有助于提升制度的系统性；将错案责任追究的主体、程序、标准等内容“融为一体”，有利于增强制度的整合性。

落实院庭长办案制度、将办案绩效作为院庭长考核重要指标、加快建设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全流程网上办案体系，这些司法改革举措“同步启动”，与研究错案责任追究具体办法“同频共振”，能更好地体现司法公正性和公信力。

从本质上看，错案乃是部分司法权力失范的产物。研究出台错案责任追究具体办法，在规制司法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上迈出了关键一步。相信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化，责任制度全域覆盖、全程贯穿，法治终究会将“错案之虎”束缚于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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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易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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