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我在美国研究中国 | 新京报专栏
从1978年考上北大研究生到后来出国深造，一直到现在，40年来我往返国内外，一天也没有离开高校。我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对我自己人生所留下的深刻烙印。
文 | 赵穗生
1978年，是中国命运转折的一年，也是我人生中转折的一年。从1978年考上北大研究生到后来出国深造，一直到现在，40年来我往返国内外，一天也没有离开高校。我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对我自己人生所留下的深刻烙印。
再回北大
1973年，我在北京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考上了北大经济系，那时候在班里我的年纪最小。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化工部下面的第三化工建设公司的一个化工学校教书。虽然教书的日子还算清闲，但我一直没有放弃过深造的念头。
1978年，当时我本科的系主任胡代光教授提前跟我透露，北大要重新恢复硕士研究生招生，叫我做好准备。听到这个期待已久的消息，我欣喜若狂，随之而来的就是一段难忘的恶补生涯。因为考研，需要考英文和专业课，而在这之前，我都没有系统性地学过。
幸运的是，结果是好的。1978年，国家正式恢复研究生考试，我考上了社科院和北大合办的南亚研究所。
其实，刚开始我报考的是经济系的研究生，当时北大经济系招收3个研究生，我是三、四名。领导问我愿不愿意被调剂到北大和社科院合办的南亚所，因为他们没来得及去招生，所以就把报考录取分数线之内的人调剂过去。我欣然应允。
就这样，我就被调剂到南亚所，研究印度经济。当时南亚研究所是1978年北大与中国社科院联合创办的，一半北大编制，一半社科院编制，我是北大编制的。当时我们所十几个人，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哲学等不同的方面研究印度，所长是季羡林，副所长是黄心川。我的导师叫孙培钧，当时是中联部调过来的，是世界经济，尤其是印度经济研究领域非常顶尖的学者，后来做过中国南亚学会的会长。我师从孙先生，开始了印度经济的研究之旅。
1978年对我来讲，是一个人生中很重要的转折点——我又回到北大了。
在我们这一批人毕业后，我就留在北大了。集中于我的研究领域，同时我还做了一些政府兼职工作。
我当时研究印度经济，印度是利用世界银行贷款最多的国家，而且很多都是非常优惠的低息或无息贷款。而且，我写的毕业论文就是《印度怎么利用世界银行贷款》。
由于当时中国还尚未加入世界银行（中国是1980年替代台湾进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内懂世界银行的还很少。当时，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打交道，是归在财政部下面的窗口。改革开放之初，各方面都很需要人才。所以，财政部的外事财务司在我还在上学的时候就把我借调过去。财政部当时有一个世行处，我在这里参与跟世行谈判的工作。
除了优惠贷款之外，世界银行有很多国别研究报告、发展报告，还有我们国家当时急需的一些国际发展经验，这些都可以通过世行了解到。当时我们的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这些，因为这是改革开放的中国开始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有幸参与了这方面的工作。
除此之外，因为研究印度如何利用外资，我还被当时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下面的对外经贸组借调过去，参与研究怎么利用对外经贸。
1978年的改革开放，给了我们很多年轻人参与改革开放决策过程的一些机会。
留学美国
1985年，我有幸参加北大交换项目出国访学。当时没什么钱，只从北大借了50块钱，做了一身西服。
此前因为客观条件限制，我一直没机会接受完整的教育。来到美国之后，想上学的念头再次涌现。阴差阳错之下，我在密苏里大学的社会学系念了研究生，拿了社会学硕士学位。
从那儿开始考博士，然后我就去了加州大学的圣地亚哥分校的政治学系。我的导师Susan Shirk，可能很多中国人都很熟识。她的中文名叫谢淑丽，之后做过克林顿政府的亚太事务副助理国务卿，是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我是她的开门弟子。她这一生中招的研究生并不是很多，我是她的第一个研究生，也是第一个外国研究生。她对中国问题的研究非常严谨，我就跟着她在加州大学念了6年。
1988年，我去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做国家研究员，其实是博士后位置，在那儿做完以后，我就又请了一年假，去了马里兰州的华盛顿大学教书。从那儿我到了现在的丹佛大学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当时，他们刚刚成立一个中美研究中心，面向全球招聘中心主任。我就很幸运地得到了这个位置。
1992年，在我的博士快毕业之前，我创办了一个刊物，叫《当代中国研究》。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知识界、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了解需求越来越多。当时，全世界研究中国的刊物，最有历史的在英国，叫China Quarterly（中国季刊）；其次是在澳大利亚，如今叫China Journal，当时叫澳大利亚中国事务。美国很多人也想要创办，但都没有成功。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机会，创办了这个刊物，没想到竟然成功了。
其实，我当时创办这个期刊也是阴差阳错。因为中国季刊和China Journal都是比较传统的汉学研究，重视语言文化社会历史研究，对于当代政策问题关注比较少。我当时办刊想要架设三座桥：一是传统汉学研究与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国问题相结合的一个桥梁，二是把学术研究中国和政策研究中国的桥梁架设起来，第三就是把西方研究中国与非西方研究中国，尤其是中国人自己研究中国的桥梁架设起来。
现在，这个刊物成为全世界研究中国问题的英文刊物、学术期刊当中的前三名。在全世界国别问题和区域研究英文刊物当中，我们去年排名第五。
从这方面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我个人的发展，我的学术发展，我的事业发展，都是密不可分的。
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
这些年，我每个月或者几个月都要回国一趟，中国的变化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
当年我离开中国的时候，北京三环路还没建起来，刚建了一个三元立交，我骑着自行车上上下下。刚去美国的时候，发现美国到处都是高速公路，基础设施非常先进。没想到，如今中国在这些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上面，不仅已经完全可以与美国比美，而且有些方面还超过了美国。
基础设施，尤其是高铁、高楼大厦，尽管美国也在发展，但是设施都是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所以，现在需要一个重新再现代化的过程。而中国现在有后发优势，虽然基础很低，但是起点很高，这些年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高速公路四通八达，高铁里程在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
从我到海外去的这些年，这些变化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即使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差距在缩小，但与美国相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些表象的东西中国的确与美国的差距在缩小，但是一些深层的东西，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因此，中国必须要继续完善自身的政治经济制度，改革创新，继续和国际社会接轨。
中国改革开放不会停止，也不应该停止。尽管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一些反全球化的声音此起彼伏，但是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发展的这些年，和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社会的进步以及自身的改革开放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中国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作为国际社会的参与者和贡献者这样一个发展方向不应该偏，也不该变。
这些年，中国给世界做出的贡献，一是在于中国参与国际社会，为继续推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改革作出贡献，二是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也是在为国际社会做贡献。现在很多人不讲这个，但是，中国国内很多深层次的矛盾还是要通过改革开放加以解决，如环境问题、社会分配不公问题等。
总之，改革开放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传统发展中国家进入到一个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不能停留在已经达到的成就上。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是因为这代人努力上进、求知。就算中国发展起来了，这种精神不该丢，也不能丢。
□赵穗生（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中合作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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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冰冰 校对：郭利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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