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职业打假，认定恶意投诉还是合法维权需慎之又慎 | 新京报专栏
文 | 柳宇霆
最近，“职业打假人”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据《武汉晨报》报道，日前，四川德阳什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对恶意投诉举报行为的告诫书》，提出对于利用投诉举报进行敲诈勒索、威胁恐吓等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将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恶意投诉举报人的责任等，引发热议。
而在此之前，湖南株洲晏姓父子利用餐企销售“拍黄瓜”等凉拌菜无冷食类食品制售许可证这一由头，通过频繁举报要求餐企高额赔偿，则遭到当地众多餐饮商家联名抵制。
从早期王海似的“打假侠客”，到专挑小微店铺、作坊以及经营副业的农民下手的“碰瓷者”，“职业打假人”的社会风评似乎在下降，其本身存在的合法性也成了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
认定“恶意投诉”须慎之又慎
不可否认，近些年随着打假人的职业化，其打假手段和目的也与立法初衷出现了一些偏差。
部分“职业打假人”为求高额赔偿，以举报威胁对方，或涉嫌侮辱诽谤、诬告陷害，甚至威胁他人人身安全，这些都超越了法律红线。也有一些“恶意投诉”使生产经营者付出了不菲代价，引发公愤。比如，此前，重庆农妇网上卖自家做的扣肉，有人下单150份之后，又起诉其为“三无产品”，法院判农妇赔偿5万元，便引发了巨大争议，后来法院启动了重审程序。
不仅如此，“职业打假人”的“恶意投诉”，也容易造成公共资源浪费。据报道，近年来，全国以“打假”“维权”为名发起的恶意投诉举报每年超100万件。从投诉到申诉、信访、复议、行政诉讼，这些貌似合规的投诉行为耗费着大量公共资源。
但即便如此，对于“恶意投诉”的认定也须慎之又慎。
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投诉”是指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与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请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解决该争议的行为。
从立法精神上讲，消费者的正常投诉应该受到保护。且目前我国法律中并没有关于“恶意投诉”的定义。
虽则，什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告诫书中，列举了“恶意投诉”的禁止种类，包括“明知或应知商品或服务存在质量问题仍然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再以提起投诉举报、向媒体曝光等方式，要挟生产经营者索要赔偿金”“因购买商品或服务获得惩罚性赔偿后，继续购买相同商品或接受相同服务”“通过‘夹带’‘调包’‘造假’等手段进行欺诈式投诉索赔和不实举报”等。
其中所指通过“夹带”“调包”“造假”等手段进行欺诈式投诉索赔和不实举报，确实超过了消费者合法维权的范畴，的确可以纳入禁止范围。但对于其他种类，包括“知假买假”“获赔再买”等，法律其实都没有禁止。
退一步说，即便告诫书中所列种种，可视为法律禁止范畴，但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说，认定“职业打假人”“明知或应知”“非生活消费需要”，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而且，将“恶意投诉”纳入法律禁止行为，也很容易误伤正常的投诉行为。而这正是不少民众所担心的——一旦消费者的投诉被认定为“恶意投诉”，将难以维护合法权益。
不断提升法律精度
从四川德阳什邡市的告诫书中，认为“职业打假人”的投诉行为，“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查到最后证据也不充分。”不难看出相关部门对“职业打假”群体的憎恶与排斥。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职业打假人”的影响并不全是负面的。事实上，当年以王海为代表的一批“职业打假人”，便通过依法索赔，打击假冒伪劣乱象，为市场经济健康运行作出了贡献。时至今日，“职业打假人”仍活跃在公众视线中，对其作用也不能一概否认。
在法律层面上，“职业打假人”也并非“过街老鼠”。目前，并没有具体条款明确，应当对“职业打假人”予以取缔或惩罚。相反，有关部门为这个群体留出了发展空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明确了在食品、药品领域，消费者即使明知商品为假冒伪劣仍然购买，并以此诉讼索赔时，人民法院不能以其“知假买假”为由不予支持。
当然，对于“职业打假人”这个群体的“弊病”，也要正确对待。从长远看，则需要平衡好企业、消费者等各方诉求，做出仔细甄别，不断提升法律实施的精度，适时借助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形式，逐步遏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不能被别有意图的“职业打假人”牵着鼻子走。
撰稿 / 柳宇霆（法律学者）
编辑 / 刘天红
校对 / 吴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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