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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就该让企业“当主角”| 新京报专栏

万喆 新京报评论 2024-05-02
让各类所有制企业在市场化、法治化的环境内发展,给予更多宽松包容的政策条件,也都是此时所需。

▲某地一家电子企业内,工人在生产线上工作。图/新华社

| 万喆


据新华社报道,2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时强调,加快产品更新换代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要鼓励引导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消费重新成为经济增长主动力


当前,宏观经济总体向好,但也面临几个方面的压力和挑战。一方面,当前的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与产业的转型升级一脉相承,同时居民的消费升级意愿也较强烈,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更有力的支撑和丰富的供给。


另一方面,全球治理处于二战后长期和平以来的变革期,既有的国际秩序、国际范式、国际机构等都受到不同程度挑战。世界各国近年来也出现了明显分化,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推动所谓“逆全球化”,全球政经关系复杂多变,大环境处于风高浪急之中。


因此,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要进一步畅通内循环,提升内需。


从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看,2023年,中国在极其不易的状况下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复苏,消费是其中的亮点。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47万亿元,总量创历史新高。


而且,消费重新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最终消费支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4.3个百分点,比上年提高3.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82.5%,提高43.1个百分点,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更加显著。为了稳中求进、以进促稳,需进一步巩固消费复苏态势。


以旧换新与产业升级相辅相成


众所周知,“家电下乡”“以旧换新”是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后提出来的。彼时,次贷危机使全球处于衰退危险之中,消费性电子产品外销需求急速衰退,中国决定积极应对扩大内需市场,财政补贴家电下乡在2009年全面铺开。


商务部2010年全国家电以旧换新数据显示,累计销售新家电3222.4万台,实现销售额1211.1亿元,回收旧家电3344.6万台。


这项举措不仅很好地提振了国内消费,并且将市场需求下沉,让更多乡镇居民享受到了消费升级,同时对于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效应,也十分明显。中国的白色家电行业本来就处于转型升级期,在内需市场的强大带动下,一些企业进一步跨越,成为全球的家电龙头。


因此,在新冠疫情后,有必要抚平市场和消费的疤痕效应。事实上,在去年美联储加息的大背景下,我国出口也面临一定程度的压力,当前的重要目标是促进市场活力、加强消费动力,这次的以旧换新应该也是其中一个重要项目。


▲“绿色+智能”成为家电家居新风尚。图/新华社


当然,时移世易,此次的以旧换新与上次很多方面并不相同。2022年7月,商务部下发的《商务部等13部门关于促进绿色智能家电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掀起了新一轮家电下乡的热潮。2023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继续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鼓励地方开展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发展迅猛,在多项技术、产品、人才、管理、品牌上都位于世界前列。因此,促进消费市场的以旧换新实际上也是与产业转型升级相辅相成的。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产品和设备的市场占有率日渐升高,本身就有其市场规律。此时提出设备更新,也是在顺应经济发展逻辑。


要让民营企业更好地参与进来


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上次的以旧换新更多的是政府主导、财政支持,而这一次是以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方式开展。此次会议也强调,要坚持市场为主、政府引导,坚持鼓励先进、淘汰落后,坚持标准引领、有序提升。


让企业“当主角”的市场化基调能够让供需对接更有效率,但也要注意的是,从前两年的运行情况看,缺少财政支持之后,部分举措的实际效果仍然有待提升。


企业主导给了一些企业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一些经营压力,尤其是对于大量民营企业而言,它们还承载着保就业的重任。此时,或也需要给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更多支持,来完成逆周期和跨周期对冲中的流动性扩展,助力其更好地参与进来。


与此同时,构建良好、友好的营商环境,让各类所有制企业真正在市场化、法治化的环境内发展,给予更多宽松包容的政策条件,休养生息、慎言处罚,也都是此时所需。因此,未来财政政策能否进一步发力,在促进消费上给出更多补贴和支持,或也是市场期待。


当然,高质量发展也需要更加注重提质增效。会议提出,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筋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物流业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一环。近年来,我国物流体系建设取得长足发展,但相对而言,物流成本依旧偏高,也存在物流与产业链供应链融合不够、仓储和管理运行成本较高、物流大市场规则不统一、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等问题。


制度性交易成本带来的市场不统一、流通不顺畅、消费不实惠问题,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将统一大市场的细项走深落实。而取消、调整部分不合理罚款规定,定向降低沿海港口引航费、阶段性降低货物港务费和货车通行费等举措,也就尤为必要。


居民消费的扩大和升级,从来都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所共同希望的,这既是国家发展所需要,也是民生保障所必须。当此时刻,面对国际上的诸多不确定性,我们要办好自己的事,而保障民生、提振内需就是重要任务。


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进一步完善顺畅市场化、法治化机制体制保障,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质增效外,也需要政策层面的包容和支持。当然,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发力也必不可少。


撰稿 / 万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现代金融学会常务理事)

编辑 / 马小龙

校对 / 吴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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