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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城送别红嘴鸥:万人围观“云喂鸥”,回来一定好好款待你|电讯特稿

庞明广 新华每日电讯 2020-10-28

2005年,昆明市出台文件,准备解除禁放爆竹令,王紫江马上和多位专家联名给市委、市政府写信,请求否决这一决定。“红嘴鸥的听觉比人敏锐100倍,燃放鞭炮会直接影响红嘴鸥的栖息。”正由于王紫江的据理力争,时至今日,昆明市仍禁止在红嘴鸥栖息地燃放烟花爆竹。

首发:“新华每日电讯”《调查·观察》周刊

本报记者:庞明广

责任编辑:黄海波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也让许多与人类和谐相处的野生动物受到牵连——比如,从遥远的西伯利亚等地,飞来春城昆明过冬的数万只红嘴鸥。


1月27日一大早,红嘴鸥和往常一样,成群结队飞往滇池草海大坝、海埂大坝、翠湖公园……等待人们的投喂。


但眼前的景象,或许让小家伙们发懵:以往人山人海的“老地方”,居然空无一人。正当它们“左顾右盼”时,景区工作人员正扛着一袋袋鸥粮赶来。


2月2日,昆明草海大坝综合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投放鸥粮。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尽管疫情期间景区公园关闭,不能与红嘴鸥相见,但春城人仍挂念这些老朋友。许多市民背来一袋袋鸥粮,请工作人员代喂。


在投喂点恢复开放之后,被疫情阻挡在家的市民,甚至千里之外的热心网友,还委托快递小哥,给这些小家伙们送上一份份鸥粮“外卖”。


自1985年冬天第一次大规模造访春城以来,红嘴鸥便与昆明人结下了不解情缘。这场疫情非但没让人鸥疏远,反而让彼此更加亲密,不离不弃。


红嘴鸥疫情期间不断粮


近两个月来,张强干了一份令昆明人艳羡的工作——喂鸥。


25岁的张强,是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草海大坝的保安。作为红嘴鸥在昆明的主要栖息地之一,草海大坝为防止人员过度聚集,从1月27日起暂停开放。从此之后,不让在此栖息的红嘴鸥挨饿,便成了张强最重要的任务。


和市民游客拿着小包鸥粮投喂不同,张强的喂鸥方式十分“硬核”。每天上午9点和下午4点,他和同事先把300斤鸥粮扛到大坝上,然后拖着麻袋,把鸥粮均匀地铺到地上。


空旷的大坝上,成千上万只红嘴鸥围在张强身边,上下翻飞抢食鸥粮,场面十分壮观。“我在大坝工作两年多,这样的场面还是第一次经历。”他说。


张强第一次“硬核”喂食时,红嘴鸥还有点儿不适应。后来,几只胆子大的先试着飞下来吃,确认没有危险后,其它红嘴鸥才争先恐后地扑过来。


几天下来,红嘴鸥完全习惯了这样的喂养方式。“早上我们还没到,它们就在大坝上等着了。”张强说,有些红嘴鸥甚至会跟在拉鸥粮的面包车后面飞,“它们聪明得很,知道车里有吃的。”


在喂食时,有的红嘴鸥还会调皮地站到张强头上,等着他亲手把鸥粮喂到嘴里。


张强的这份儿美差,让其他同事十分羡慕。有的同事原本在其他岗位,特意来找张强商量,希望能替他去喂一次。


在草海大坝封闭的一个多月里,最让张强感动的,是许多专程来给红嘴鸥送食物的市民。


“很多人惦记着红嘴鸥,怕它们饿瘦了。”张强说,有的市民一次就送来几百斤鸥粮。


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3月3日,草海大坝再次开放。当天,大约1.6万人前来看鸥喂鸥。


市民游客再次“接管”投喂任务后,张强就回到了本职岗位,继续负责维持大坝上的秩序。


张强不善言辞,但对红嘴鸥却格外热情,对伤害它们的人也毫不手软。这个冬天,他在大坝上制止了20多起游客伤害红嘴鸥事件。


“有的游客第一次看见红嘴鸥很激动,想抓住它们拍照。”张强不止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处理起来已经很有经验,“第一时间视频取证,然后马上报告森林公安,请他们依法处理。”


3月底,养得膘肥体壮的红嘴鸥,开始陆续离开昆明,飞往遥远北方繁衍后代。“还是喜欢有它们在的日子。”张强说这话时,眼神里满是不舍。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鸥粪


许多赏鸥人曾有过这样的恐惧:成群的红嘴鸥在头顶上飞舞,生怕一不小心,成为被鸥粪砸中的“幸运儿”。


但对47岁的环卫工人李刚来说,鸥粪砸到衣服上,甚至砸到头上,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每天,他和同事不仅要清扫草海大坝上的垃圾,还要当红嘴鸥的“铲屎官”——负责清洗落在地面上的鸥粪。


每年10月到次年4月,是红嘴鸥来昆明越冬的日子,也是李刚和同事最忙碌的时间。早上6点,他所在的云南京环海洁公司,就要派出几十名环卫工人,先清扫大坝地面,然后清洗护栏、垃圾桶、雕塑等,把上面的粪便、污渍擦干净。


“到了8点钟,游客陆续来了,看到的是一个干净整洁的赏鸥环境。”李刚说,在所有清洁工作中,清扫鸥粪最辛苦。


白天,鸥粪被太阳晒得又干又硬,普通扫把根本扫不动,只能等到夜里游客离开后,用高压水枪一点点地冲刷。


草海大坝受疫情影响对外关闭后,李刚的“铲屎”任务反而更重了——没有游客,长达2.5公里的大坝,迅速被成千上万只红嘴鸥占领。


它们每天在大坝上散步、休息、吃鸥粮,地面上留下了大量粪便。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鸥粪,白茫茫一片。”李刚颇为无奈地说,以前鸥粪不多,一个礼拜用高压水枪清洗两次就行。疫情期间每天都要冲洗,经常忙到夜里十一二点。


除了帮红嘴鸥“铲屎”,李刚还承担了很多消杀任务。因为会开车,每天都要驾驶环卫车,到辖区各家单位收废弃口罩。


连续高强度作业,李刚看上去十分疲惫,但说到替红嘴鸥“铲屎”,语气一下子变得温柔。


“我从小生活在滇池边,对红嘴鸥感情很深。”李刚说,前几年开旅游大巴时,外省游客一上车就问,“草海大坝在哪里?我们要去看红嘴鸥”。


“红嘴鸥是我们昆明的城市名片,我们要保护好这张名片,把它越擦越亮。”他说。


“比我自己吃的还贵”


79岁的退休老人张恒礼,在新闻里看到今年有专人投喂红嘴鸥,坦言心里踏实了许多。


3月3日,一位市民在昆明草海大坝投喂红嘴鸥。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今年的疫情,让我想起了2005年的禽流感。”老人说。


自1985年红嘴鸥第一次造访昆明以来,张恒礼、王鉴沔夫妇,经常带着馒头去喂食。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张恒礼还经常给红嘴鸥拍照。


2005年冬天,禽流感暴发,很多人不敢去喂。一个下雨天,天气异常寒冷,张恒礼在翠湖公园看到红嘴鸥没人投喂,小家伙们缩成一团,十分可怜。“我当时就急了,赶快回去叫上老伴来喂它们。”老人回忆说。


喂完带去的馒头,根本填不饱这么多红嘴鸥的肚子,老两口更着急了。


不久,张恒礼从一位朋友处听说,昆明市鸟类协会在圆通山上有个鸥粮厂,只要加入协会就可以免费领取鸥粮。朋友还专门叮嘱他,喂鸥是志愿的,没工资。


“我心想,只要能让红嘴鸥吃饱,还要啥工资?”张恒礼说。


当时,夫妻俩刚退休不久,身体还十分硬朗。于是,两人便加入了协会成为志愿者。


那段时间,每天天还没亮,老两口便赶去圆通山领鸥粮,然后兵分两路,张恒礼骑摩托车,王鉴沔坐公交车,各带两袋鸥粮,赶往草海大坝。


“我们家在北市区,坐车到草海大坝要一个多小时。提着那么重的两大袋鸥粮,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王鉴沔回忆说。


此后,只要红嘴鸥来到昆明,老两口基本每天都要去投喂。越是遇到刮风下雨,去得越勤。


“下雨天喂鸥的人少,更要去啦!”王鉴沔说,为了加快速度,两人都用双手投喂,也就没法打伞了,“整个大坝上经常只有我们两人,等喂完红嘴鸥,我们也淋成了落汤鸡。”


不光喂鸥,老人还救助受伤的红嘴鸥。有一次,张恒礼看到一只红嘴鸥的脚,被渔线缠住。心急如焚的老汉,马上从坝上冲下去解开渔线。


救出红嘴鸥后,张恒礼才发现大坝太陡,自己已经爬不上去了。幸好旁边有几位热心的游客,一起用力才把他拉上来。


再后来,当地林业部门开始牵头管理红嘴鸥,张恒礼夫妇才结束“专职”喂鸥的使命。现在,老两口还在参与给红嘴鸥戴环志、统计数量等工作。


在老两口的影响下,家人都喜欢上了这些小家伙。前几天,得知红嘴鸥要陆续离开昆明,女儿在网上买了几大袋猫粮拿去喂食。


王鉴沔笑着说,平时都是喂些馒头、面包,这个猫粮是牛肉、鱼肉、骨粉做的,150元一袋,“比我自己吃的还贵,红嘴鸥回家要飞很长的路,得吃些有营养的。”


“你不要觉得它们只是小鸟,其实非常有灵性。”曾多次救助受伤红嘴鸥的王鉴沔说,“每次放飞伤愈的红嘴鸥,它们总会依依不舍地回头看我。”


护鸥至今春节不许放鞭炮


80岁的云南大学退休教授王紫江,是云南最早研究红嘴鸥的学者之一。


“有昆明人的悉心守护,红嘴鸥不太会受到疫情影响。”老教授笃定地说。


回忆起与红嘴鸥的初次相见,王紫江记忆犹新。1985年冬天,正在省外开会的王紫江,听说有一群陌生的水鸟飞到昆明城区,一直研究鸟类的他,急匆匆赶了回来。


“红嘴鸥第一次进城时还很胆小,不敢靠近人类,但昆明市民对红嘴鸥非常热情,把自己吃的油条、馒头拿来喂。”王紫江回忆说,初次相遇,昆明人就让这群“陌生来客”,感受到了满满的爱。


自此之后,王紫江便开始潜心研究红嘴鸥。为了解红嘴鸥的种群结构、生活习性等,他追随红嘴鸥的迁徙轨迹,最远到达过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畔。


红嘴鸥每年如期而至,数量也逐年递增。但在1992年,红嘴鸥在昆明城区仅逗留54天便匆匆离去,这让当时担任昆明鸟类协会理事长的王紫江心急如焚。


红嘴鸥不辞而别,成为昆明人的“心病”。昆明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千方百计把红嘴鸥留下来。


为了探明红嘴鸥匆匆离城的原因,王紫江和其他几位专家乘坐快艇,进入滇池腹地探察。因为风浪太大,整船人翻落水中,王紫江差点丧命。


老人回忆说:“当时我以为自己活不成了。”


翻船事故没有让王紫江停下追问的脚步。他带队考察得知,这一年红嘴鸥提前离城,除了气候干旱等原因外,也和保护重视不够,红嘴鸥觅不到食物有关。


在王紫江的带领下,科研人员摸清了红嘴鸥的食性,决定在云南大学校内面包房,生产红嘴鸥专用饲料,并在翠湖、南大桥等地投喂。红嘴鸥最终被留住了,而且数量越来越多。


2005年,昆明市出台文件,准备解除禁放爆竹令,王紫江马上和多位专家联名给市委、市政府写信,请求否决这一决定。


“红嘴鸥的听觉比人敏锐100倍,燃放鞭炮会直接影响红嘴鸥的栖息。”正由于王紫江的据理力争,时至今日,昆明市仍禁止在红嘴鸥栖息地燃放烟花爆竹。


因为年事已高,王紫江渐渐淡出红嘴鸥研究保护的一线。他培养的一大批科研人员,已经接过他的衣钵。


“红嘴鸥给昆明带来了生气。有它们在,冬天也是暖的。”王紫江说,像昆明这样,几十年来人与红嘴鸥和谐相处,全世界都很少见。


万人在线围观“云喂鸥”


昆明人与红嘴鸥的感人故事远不止这些。每天写日记,记录红嘴鸥活动的退休工人刘震,热心于红嘴鸥科普宣传的中学老师杨明,双眼失明仍坚持在大观楼拍红嘴鸥的无名老人……


在昆明市中心的翠湖公园内,有一尊老人与红嘴鸥的铜铸塑像格外引人瞩目:老人倚石而坐,深情注视着红嘴鸥,几只小鸥围在他身旁扇动翅膀,好像是在回应老人的关爱。


塑像中的老人名叫吴庆恒。老人在世时,每到冬天,他几乎每天都会从城郊步行10多公里,到翠湖边投喂红嘴鸥。每月300多元的退休工资,一半以上都拿来给红嘴鸥买食物,而自己却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


“海鸥老人”吴庆恒已去世20多年,他和红嘴鸥的感人故事,写入了小学语文课本。他对红嘴鸥的呵护关爱,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传承。


在草海大坝、翠湖公园、海埂大坝等恢复开放之后,仍有不少市民,甚至千里之外的热心网友,因为疫情阻拦,遗憾未能在红嘴鸥即将返回北方前,亲自去投喂。


于是,昆明不少快递小哥,收到了许多“云喂鸥”的订单。不少人在线下单,委托快递小哥购买鸥粮“外卖”并帮助投喂。


还有一位外卖小哥开了“云喂鸥”直播,现场接单,在大坝上直播买鸥粮投喂……一度吸引了一万多人观看。


依依不舍的心情,还写在一张张订单的备注信息和一条条留言里:“人在上海,这单外卖是给我鸥兄点的”“希望明年能够自己来喂,辛苦了”“下次回来,一定好好款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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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刘荒 | 校对:朱静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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