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当疫忾同仇地，瓯城无惧不孤悬｜温州战疫观察
编者按：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今天，我们将目光投向浙江温州——这里是湖北省外，国内确诊病例人数持续位居首位的地市。我们以普通人物为视角，见证并记录下温州人民果敢坚毅、共克时艰的故事。在过去的两个月里，这绝不是温州人独有的经历。全国人民抗疫的战斗历程，注定写入中华民族的历史，也必定成为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戴建义医生为杨轩新进行复查。受访者供图
口述：杨轩新｜46岁｜私企业主｜温州永嘉
整理：李坤晟｜本报记者
编辑：黄海波
直到转到温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我才知道自己是浙江首例确诊新冠肺炎患者。说起确诊这个事，得从我摔断一根肋骨说起。
5年前，我和爱人来到武汉，做老旧小区电梯加装生意。往年都是临近除夕，我们才回温州。今年读大学的儿子放假早，我和爱人决定提前回家过年。
1月3日，我们从武汉开车出发，直奔老家温州永嘉。路上好像有点受凉，总感到后背有冷风吹来，当时以为只是普通感冒。
第二天凌晨，到了永嘉县城后，在卫生院打了两天点滴。结果不见好转，体温一度烧到39℃。
后来，我洗澡时摔了一跤。感觉胸口这块特别疼。当时并不知道，是肺炎闷到出不了气才晕倒的。
我怀疑是肋骨骨折，就到温州市人民医院拍CT。骨折是真的，但同时查出肺里有阴影。
我有点纳闷：过去肺没什么毛病，哪来的阴影呢？难道是……医生听说我从武汉回来，赶紧给我做核酸测试，结果呈阳性。
由于具有传染性，我爱人也被一起收治入院了。
1月17日，我俩都被转到温州市第六人民医院。一开始我不理解：治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转院？每天被穿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围着，看着都吓人。
与他们的交谈中，我才知道自己竟是浙江省第一例确诊新冠肺炎患者。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这也是我们被转到六院的原因。
从17日转院到24日出院，治疗刚好一个星期。我和爱人每人一间病房，她在我隔壁。让我欣慰的是，爱人和我一起从武汉自驾回来，一起吃、一起睡，但她的检测结果呈阴性。
更安心的是，目前还没听说我传染了别人。
身体最难受的时候，我以为挺不过去了。现在我自己总结，能顺利康复可能得益于心态好。在医院，我俩自始至终照样吃、照样睡，没有成天去惦记。
当然，也可能是我发病早，不知道疫情这么严重，心里没那么重的负担。
详细的治疗过程，我真说不上来。只记得一边打吊针，一边吃中药西药，应该算是中西医结合。
印象最深的是每天都要吸氧。如果不吸氧，呼吸非常困难，胸口像压着块大石头。
我每天关注疫情新闻，尤其是武汉的消息。当地的朋友听了我的治疗过程，有点羡慕——武汉医疗资源比较紧张，吸氧打吊针都要排队。
在武汉，我住汉阳归元寺附近，和华南海鲜市场隔着一条江。我没去过那里，不知道怎么就被传染了。
我出院那天正好是除夕。医院让我回家继续隔离。
我让两个孩子到县城我哥家暂住，我和爱人则回农村老家隔离。
刚出院时，胸口仍有些压抑。居家这段日子，我每天躺在床上测五六次体温。镇上卫生部门和六院的医生，每天打电话询问我的恢复情况。
说来好笑，有几天眼睛充血，我打电话问医生。医生说，“手机看多了”。
我挺注意身体锻炼，提高自身免疫力。在家没事干，我就从一楼爬到五楼，再从五楼走到一楼。
亲戚朋友免费送来饭菜，需要什么由村里负责购买。他们都知道我要补身体，经常捎些鸡鸭鱼鹅放在门口。
居家隔离满14天。2月8日，我去六院复诊，结果一切正常。
按说该解除隔离了，但农村人还是害怕，我懒得出去讨骂，干脆就安心待在家里。说实在的，眼下到处封闭管理，真想动弹，哪也去不了。
在农村，有些事避免不了。我就知道有人说，“得了病是心肠不好”“没治好找歪门路跑回来”……讲什么怪话的都有。
这些人说话也不过脑子，现在防控有多严，有病住院还能跑回来，那不是害人害己吗？
复诊那天，说好救护车早上8点来接，我6点就起床了，等到9点还没来。打电话一问，车被拦在5个卡口之外，协调不了。
我只好去村里开通行证，自己开车过去。好说歹说过了4个卡口，剩下最后一个关卡，说什么也不让走了。
实在没办法，我只得下车蹚过一条小溪，又走了十几分钟，才上了救护车。
他们也不想想，如果没治好，政府能把我放出来？
武汉那面的生意，现在停业压力还能承受。当地员工暂时上不了班，办公场所是我们一个股东的物业。我自己租住的房子，听说现在有政策，房租可以减免两个月。我准备跟房东联系，看看他什么意思。
如果疫情时间持续长，可能会考虑去其他地方发展。电梯生意哪都能做，靠的是质量和诚信。只是在武汉这几年，各方面关系处得比较顺畅了，到别的地方还要从头再来。（应受访者要求，杨轩新为化名）
17个医护围着他“团团转”
口述：戴建义｜感染科主任｜温州瓯海
整理：顾小立｜本报记者
编辑：李坤晟
和新冠病毒的“搏斗”，一开始我有点“猝不及防”。1月15日，我到市卫健委开了电视电话会议——虽然早在去年12月，我已看到武汉有不明肺炎消息，但总觉得，千里之遥的温州，即使有疫情，也不会那么快。
1月17日，凌晨5点多，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吵醒——领导通知，温州可能出现病例，马上来医院。
我赶紧从床上跳起来，匆匆洗了把脸出门。到了医院我才知道，病人还没经过权威检测，但科室里的其他病人已全部腾空转移。领导让我们做好收治各项准备。
我和同事们立马忙活起来。我先给科室里的护士做培训——这个病有什么特点，诊疗时要注意什么，跟她们一一交代清楚。科室里的年轻人，有不少30岁不到。我问他们，你们怕不怕？
没有一个人退缩，他们几乎异口同声：“说上就上！”
除了特别感动外，作为传染病专职医生，我们责无旁贷，一定要上。但旋即，又被一种莫名的忐忑不安包围——
这毕竟是一种未知的病毒。
我们这些第一批冲锋的“战士”，究竟会面临什么呢？
等到晚上六点多，病人杨先生和他的妻子，终于被救护车送了过来。
我第一眼看到病人的时候，有两个印象：第一，病人看上去气色不错。自己走到了诊疗室，让我松了一口气；第二是他的神情特别严肃。
来不及多想，我上前询问病史，带他做各种检查。作为我们院的第一例病例，17个人的团队围着他“团团转”。各种设备应上的都上了，观察护理、营养支持、心理疏导全方面进行。
这个病人长期居住武汉市汉阳区。今年1月3日他从武汉自驾回到温州，1月4日出现了发热症状。不过他的病情恢复总体比较“争气”。一开始胸部CT照出来有些严重，后来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到了第七天的时候，核酸检测两次呈阴性，影像学、体温检查均正常，病人顺利出院。
在治疗过程中，我发现这个杨先生并不“严肃”。他出院之后第一次来医院复查，还跟医生开起了玩笑。
患者的生活原本是春光明媚的，新冠病毒的侵扰，让他们的世界暂时阴转小雨，甚至电闪雷鸣。
许多病人从进院、治疗、恢复、出院，每一个阶段的状态变更、情绪变化，令人印象深刻。
跟以前的病人相比，现在的病人都很“聪明”：他们有手机，没事的时候会自己百度“对症查症”，“判断”病情，时不时问我关于核酸转阴的专业问题。但在一个基本与外界隔绝封闭的病房里，他们最信任的还是我们医护人员。
治疗过程中，许多病人见不到亲人。此刻，我们就是他们的“亲人”。
我接诊过一位大姐，病症很重，腹痛腹泻，CT也不好。我们不断摸索完善她的诊疗方案，我天天给她打电话询问情况，后来终于好转。病人前几天过来复查，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
“戴医生啊，我在病房天天听到您的声音，却总不知道您长什么样子。今天终于看到您了，这是我十多天以来，最高兴的事。”
说完这句话，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向我深深鞠了一躬。
今年对我和我的女儿而言，都是特殊的一年。我要面对汹涌的疫情，女儿要参加高考。
我暂时还没空关心她的学习。在她的“战壕”里，她正在为她的未来而努力；在我的“战壕”里，我正在为一群人的未来，争取胜利的曙光。
说实话，现在我最希望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疫情早点结束。
对我来说，新冠肺炎疫情过去了，还会面对其他各种各样肺炎的病人。作为一名职业医生，我这一辈子会不断和类似场景打交道。很多事情对我而言，只是日常。
温州基层工作者在卡口守夜执勤。黄瀚摄
真去隔离，吃的用的谁管？
口述：吴杰｜38岁｜警察｜温州鹿城
整理：王俊禄｜本报记者
编辑：刘荒
“我没有病，不需要隔离！”“这大过年的，你让我去哪儿？”“集中隔离麻烦不说，万一被感染了谁负责？我不去！”
温州银泰百货的员工戴某，情绪激动地冲我反驳起来。
她说什么也不肯接受集中隔离，我劝一句她顶三句。
已经深夜1点钟了。考虑到病毒传染风险，我们没有进屋，就站在门口劝说她，尽快跟我们去接受隔离观察。
我是温州鹿城区五马派出所的中队长。正月初一下午接到任务：查找一名戴姓女士。她是银泰百货确诊病人的密切接触者，需要集中隔离观察。
通过排查找到了戴某的联系方式，先让社区干部对其劝离。戴某在电话中告诉社区干部，身体一切正常，不需要隔离，还谎称自己现在没在市区。
疫情无小事。经过调查发现，此刻戴某人在家中，就租住在本辖区一个小区内。等到了晚上，我和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一起，上门劝她主动接受隔离观察，如果坚持不走，就强制带离。
开门后，戴某满脸不高兴。她对我们半夜找到家里来，有些意外。
虽然戴着口罩，我并没有别的专业防护措施。心里有点打鼓，对方情绪激动，大喊大叫，会不会有飞沫跑到我眼睛里？有专家说，飞沫接触黏膜，很容易被感染。想到这里，我本能地退后了两步。
为避免言语冲突，让对方尽快平静下来。我决定改变强硬策略，跟她来点“心理战”。
“潜伏期是感觉不到的，万一感染家里人怎么办？”这时戴某的家人也醒了。我指着她的家人说，“你总得替老公和儿子想想吧。”
她丈夫明白我们的来意后，帮腔说：“你去吧，不就是几天时间。在小区里进进出出，万一传染给邻居不是害人？”
“真要去的话，你让我准备行李物品，那吃的用的，谁管？”戴某看家里人态度有变化，虽然嘴上仍不依不饶，行动上已经开始配合我们了。
劝说用了半个小时，收拾东西又花了20多分钟。好不容易出了门，她又有些后悔了，竟一屁股坐在社区广场的地上，撒泼喊叫，真是让人头大。
“你别喊了，要是把别人吵醒了，还不说长道短，以后你还在不在这里住了？”可能是我这句话比较在理，又是替她着想，戴某这才站起身说：“我不坐你们的车，自己走着去。”
我们怕她再中途变卦，只好陪着她步行。可没走几步，她又想骑电瓶车……就这样反反复复，终于把她送到了隔离观察点安顿。
如此近距离接触1个多小时，说不担心被传染是假的。但没有特别害怕。当时，温州确诊病例数还没有上来。
之后对拒不执行隔离措施的，早就采取强制措施了。如果明知感染还不去隔离，甚至有可能被拘留。
随后几天，温州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多起来，防疫形势越来越严峻。正月初五，我的喉咙突然痛起来，还有点发烧。当时真慌了。我立即和家人紧急隔开，向单位汇报就医。
当时心想，假如真被戴某感染了，那也是躲不开的事儿。就怕传染家里人，两个孩子都小，可千万别“中招”！
我家离疫情集中的银泰百货，直线距离不到100米。这家商场有一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租住在我们小区。
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病毒已离我如此之近。
好在是虚惊一场，我在医院经过检查化验，白细胞偏高，但排除了新型冠状病毒。又打了三天针，病就痊愈了。
我自己还不放心，在家又自行隔离了几天。单位领导还特意了解戴某的情况，最终确认她也未被感染。
说起干我们警察这行，一年到头，越是过节越忙。这次为什么会生病？可能是节前连续值夜班，疫情蔓延后又连续加班，身体免疫力下降了吧。
父亲竟没等新房盖起来
口述：赖玉丹｜36岁｜瑜伽教练｜温州乐清
整理：李坤晟｜本报记者
编辑：完颜文豪
3月3日晚上，接到母亲电话。她哭着说：“你爸爸不行了。”
“妈，你在说什么呀？”脑子像一下子炸开的我，根本不敢相信妈妈的话。
从电话那头的哭诉中，我判断父亲出事了。但下意识地安慰自己，一定是母亲急得语无伦次，才说什么“不行了”。
“妈，你千万别急！先打120。我马上回来。”
“120来过了。你爸不行了。”
……
母亲的情绪平复不下来。我以最快的速度开车往老家驶去。从乐清市区到琯头村大约20公里，急得我差点追尾。
父亲怎么可能出事？两天前，我刚回去了一趟。当时，乐清刚刚结束交通管制。父亲是村里的网格员。村旁边有个小微工业园区。他的工作从之前守住卡口，变为现在给返村的外来务工人员登记办证。
那天中午，他回家匆匆吃了几口饭，就出门执勤了。现在回想没有什么异样。
去年，我专门带他做了体检。核磁共振、CT、B超、验血……除了慢性胃炎，检查结果一切正常。
平时，我住市区，父母和哥哥在琯头村老家。没想到那顿前后不到半小时的午饭，竟是我和父亲的最后一面。
为什么他走得这么急，不给自己的女儿多一点点陪伴他的时间？
据监控视频显示，3日晚上7点35分，父亲骑电动自行车去村口的新居民登记点执勤。7点45分左右，在距离登记点200米的地方，他先将电动自行车停靠，然后一头栽倒在路边。
5分钟后，一名来自贵州的务工者发现了他，随即报警，跑到卡口喊人帮忙。
8点10分，救护车赶到现场时，父亲已经离开了。等母亲给我电话，已近8点半。
我的父亲叫赖小东，1955年出生，是一个平凡的农民。上一辈六姊妹，只有他一个男丁。
在农村，男丁稀少的家庭往往意味着缺乏劳动力。父亲从小就要去山上捡柴火，帮家里做农活。后来，家里实在困难，他连小学都没有读完，就外出干活补贴家用了。
从种地到开三轮车、开船、开小货车，父亲一辈子换过很多工作。因为没文化，干的全是起早贪黑的体力活。
当年，母亲家里兄弟多，她排行又小，条件好不少。父亲总跟母亲感叹，我想读书没得读。你明明有书读，自己还不愿意读！
前几年，父亲在村里当了一名网格员。因为文化不高，年龄大，他常常要请教同事，或是让我哥哥帮忙。
同事们对他很好，总是耐心帮他。但老麻烦人家，难免过意不去。所以，父亲干起工作来，特别积极认真。
父亲生前最后一个电话打给了同事。同事说，雨大，就别过来了。可他还是披上雨衣出了门。
遇到问题，父亲总先检讨自己做得不够好。我和哥哥从小接受的教育，也是不要占人便宜，遇事息事宁人。
有时候，邻居到家里坐坐，捎来一些好吃的。他总要拿点东西让人家带回去。
我曾想，虽然家里日子清苦些，但父母身体健康，一家人和和睦睦。可现在就像刚转个身，父亲就永远离开了。
我最大的遗憾，是他甚至没等到家里的新房子盖起来。
哥哥的婚事是父亲心里的结。在农村，娶媳妇先要建房子。可我们家上次建房子，已是30多年前的事了。
父亲总觉得，哥哥至今未婚，是他没尽到为人父的责任。他生前心心念念的，就是为家里建一套新房。
听妈妈讲，我两岁的时候，家里的房子被台风刮倒。他们找亲戚东拼西凑，借钱建了房子。
30多年前借钱建的房，预算捉襟见肘，材料能省则省，房子的质量自然称不上好。
小时候，我家被村邻们称作“台湾岛”，意思是孤零零地立在田地边，四周没有邻居。
因为房前屋后没有遮挡，每年刮台风的时候，父亲要用木条将窗户封死。现在我还能清晰回忆起，台风撞击在窗户玻璃上嗡嗡作响。
几年前，我家就成了危房。二楼阳台的栏杆石料早掉了。每逢大雨，屋里就会漏雨渗水。
这些年，为建房子，父母过得很节省。2018年，我带父母去了一趟横店影视城。这是我唯一一次带他们旅游。平时怎么劝，他们总说要省钱。
去年，父亲终于推倒了老房子。如果没有这场疫情，按照计划，新房应该已经开建了。
这几天，我总在想，哪怕他只是亲眼看见砌好一层，那也好呀！
最后的时光，他和妈妈还住在临时过渡的简易棚屋里。
因为疫情，乐清交通管制。春节之后，我同父亲只见了两面。除了最后那顿午饭，正月初八，是他65岁生日。
特殊时期去不了餐馆，也买不到生日蛋糕。那天，我们一家人坐在棚屋里，吃着母亲亲手做的炒面。席间，父亲还提到等疫情结束盖房子的事。
现在，我只希望父亲在那边能过得快活些。不要再担心家里的事。其实，他把我们这个家照顾得很好了。
已被封闭的华南海鲜市场。新华社记者熊琦摄
回温州，警惕救了全家人
口述：王力丰｜51岁｜商户｜温州瑞安
整理：魏董华｜本报记者
编辑：刘荒
现在回头想想，我当时的许多举动，救了全家人的命。
我是温州瑞安人，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楼上做眼镜生意。说起来，也算不幸中的大幸——我们警觉得比较早，刚有风声时，就戴上了口罩。
2004年，华南眼镜城开张，我是第一批入驻市场的商户。与华南海鲜市场一样，华南眼镜城也隶属于华南集团。
海鲜市场在一楼，分为东西两区，中间隔着新华路。眼镜市场在二楼，面积有1万多平方米，商户一百多家，也分为东西两区。
在眼镜城100多家商户中，大概有20多户温州人。
我们温州人喜欢海鲜，偶尔会去楼下海鲜市场，买点螃蟹、基围虾之类的，但不会去买那些野味。
我最早开始戴口罩，是在去年12月31日。这天，我在朋友圈和微信群里看到，“武汉出现类似SARS感染病例”。
经历过2003年“非典”，我当时就紧张起来，心里盘算着该如何应对。
没想到，第二天有关部门就出来辟谣——“不是SARS，专家说暂时没有人传人”。我们老百姓哪里懂得这么多，以为就是一般肺炎。
紧接着，元旦那天，楼下海鲜市场就整顿休市了。当时，眼镜城正常营业，大家偶尔还下楼去，围观如何整治卫生，打探疫情的情况。
当时很多人还关心，这得整治多长时间，楼下商户年前能不能重新开业。
直到接到通知，二楼眼镜城也要提前休市，这才感到大事不妙。按正常情况，眼镜城休市在1月20日左右。
市场管理人员通知我们，准备提前一周休市。1月6日前后，又通知我们1月11日休市。
6日左右，听市场里的人说，有几家商户感染，已经在住院。这时，一些小道消息越来越多，恐惧感也慢慢加剧。
华南海鲜市场周边有三家医院。一些医生朋友说，每天都有不少人感染。我判断疫情不会那么轻描淡写，开始高度警惕起来——反正那几天也没有顾客，1月10日我就提前关门了。
当时，儿子读书的中学15日才放假，课外培训班要等到20日结束。除了送儿子上学，我和老婆很少出门。
由于所处的区域位置敏感，脑袋就要比别人多一根弦儿。当时，我已能明显感觉到，华南海鲜市场周边几个社区，出来的人相对少了，走在路上也神色紧张。
但大多数武汉人没什么感觉。送孩子上学时，我也发现，地铁、公交、街上、超市里和往常一样，没什么人戴口罩。
孩子回家还说，“为什么要戴口罩，班上其他同学都没戴，很奇怪。”
“你别管别人了，自己戴好口罩！”我说。
本来1月22日，我们回老家要办乔迁宴。15日的时候，我就打电话提前取消了。
回温州是临时决定的。19日晚上9点多，我们睡前打开手机，查了下回温州的机票，看到20日航班还有票。
“算了，我们还是回去吧，我明天给老师打个电话给孩子请假。”我和老婆商量。就这样，我们晚上10点多开始收拾行李，准备第二天飞回温州。
20日，一个亲戚送我们去机场。我们全程戴着口罩。当时，听说机场管制比较严格了。
不过，去到机场我们发现，只有几个人戴口罩。登机后，一名空姐看到我们，悄悄地说：“你们一家防护措施做得真好，我也想戴口罩，现在上面不允许。”
从空姐的眼神里可以看到，她挺担心的。但因为是公共场合的服务人员，她佩戴口罩要遵照统一安排。
飞机抵达温州后，我们坐上提前约好的车，直接回老家瑞安马屿镇儒阳村。
当时，从武汉回来的人员还没被要求隔离呢。不过，我还是比较谨慎，取消了所有应酬，也不让亲戚来上门走动。毕竟是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楼上做生意，相对会敏感一点。
我们村有30多人从武汉回来，现在都没有被感染。眼镜城里有几个温州人，过年没赶回来。有的封城后想走走不了，有的轻度感染也没法回来了。
今年生意肯定会比较难做。大家心情都是一样的，希望疫情早点控制住，市场能慢慢回到正轨。（应受访者要求，王力丰为化名）
去武汉，不能只做旁观者
口述：陈庆丰｜45岁｜眼科医生｜温州瑞安
整理：魏董华｜本报记者 林光耀｜实习生
编辑：黄海波
逆行武汉运送护目镜，免费帮助医护人员修理眼镜——从来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加入抗疫战斗中来。
我和哥哥在武汉经营一家眼科视光门诊，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不到500米。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所有人的工作生活节奏。我们提早给员工放了假。腊月廿七，我带着家人回到瑞安老家。
除夕夜，突然接到武汉协和医院一位师姐的电话：“没有护目镜怎么办呀？医院已经有多位医生被感染，或者是正在隔离。”
门诊平时很大一部分业务，就是验光配镜，加上温州和台州又是国内主要眼镜生产基地。当晚，我们就发动亲友，四下联系有库存的厂家。
大年初一，我和我哥总共收购了将近3.3万副日用防护眼镜，满满78箱。虽然不是专业医用护目镜，但也能阻挡正面袭来的大部分飞沫。
当天下午，我俩就跟着台州市邮政局专车，向武汉方向疾驶而去了。
等第二天一早赶到武汉，各大医院早已派车等候我们。省人民医院、中南医院、金银潭医院、同济医院……在我们眼科门诊部门口，领取护目镜的车排起了长队。
三万多副护目镜，一个小时全部发完。
可还有很多人没领到。有一位女医生，看起来非常疲惫，黑眼圈很重，走路都不太稳。她一进来，就把医生的工作证给我看，说来领护目镜。
我说全发完了。她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开始掉眼泪。
我们哥俩懵了，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劝，赶紧把自己头上的护目镜摘下来，递给了她。这是我们手里最后两副。
就这样，我们留在了武汉，继续筹集护目镜和其他医用物资。
一开始，我们想采购有医疗器械许可证的医用护目镜，但货源极其短缺。
我灵机一动，想到暂时用泳镜替代。泳镜防水，密封性良好，有的还能防雾。而且生产泳镜的企业多，库存量也比较大。
很快，我联系到游泳镜行业协会的几位企业家，拉了一个50多人的企业主微信群。后来，又找到厦门市眼镜协会，请他们帮忙联系到医用护目镜企业。这些企业前后总共捐了14万副泳镜、护目镜给我们。
我的眼科门诊就这样成了中转站，接收全国各地发来的泳镜和护目镜。武汉、黄冈、孝感等地的医院，开车到我这里取，就像在参加一场接力赛跑。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驰援武汉的医护人员，眼镜坏了无处修理。于是，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免费帮医护人员维修眼镜。
没想到，和眼镜相关的问题还真不少。也许因为经常需要消毒，一直受到消毒剂腐蚀，有的人眼镜鼻托损坏脱落；也许因为护目镜太重，戴的时间久了，有的人眼镜腿被压断；还有的人镜片碎了……
最让医生头疼的，是护目镜的起雾，有时连写医嘱都困难。很多医生私下里问我，这种问题能解决不？我尝试了好多法子，肥皂水、沐浴露、泳镜防雾剂、碘伏……效果都不理想。
无奈之下，我换了个方式：将钢钉从上方刺入软壳护目镜内，然后把海绵固定在钉子尖上，最后用橡皮筋把左右两根钢钉的尾部拴住，这样就在护目镜里装了一个手动“小雨刷”——用手在外侧推一推钉子尾，钉子尖上的海绵就能把护目镜上的雾气擦除。没想到前线医生反馈，效果还挺好。
由于整天穿防护服、戴护目镜又闷又热，很多医护人员会出一身汗。汗湿了的鼻梁和两鬓，托不住眼镜。很多人的眼镜戴上后，下滑得厉害。
平时遇到这种情况，用手一推，眼镜就复位了。现在他们可不敢，在病房里护目镜一摘，就有感染的风险。
我千方百计想办法。最后，找到了硅胶的眼镜防滑套。将它套在眼镜腿上，可以稳稳地把眼镜别在耳朵后。没想到这么个小玩意儿，关键时刻帮了大忙。
2月21日，我接到了一个紧急求助：安徽医疗队邹宏运医生眼镜不慎遗失，因忘了度数，要重新验光、配镜。
我有些为难，邹医生在医院里，面对的是需要有创呼吸的危重病人。我与他正面接触有一定风险。
不过，我最终接下了任务。为了保证安全，我头一次全副武装，穿上了防护服。验光的过程极其艰难，人不能靠得太近，行动又很受限制，我们触碰过的东西都要消毒，十分不便。
原来穿防护服、戴护目镜、戴医用手套的工作如此折磨人，这让我深切感受到前线医生工作不易。
数以万计来武汉支援抗疫的医护人员，他们也有父母、孩子，谁不想在家里过个团圆年呢？相比他们，我所做的事情微不足道。
我只是觉得，如果很多年后，孩子问我在那场灾难中做了什么，我该如何回答？我不能只做一个旁观者。
2月8日，苏玛（左）和丈夫在高速路口值守。新华社记者翁忻旸摄
在米兰，我经历过两次疫情
口述：胡允键｜32岁｜互联网创业者｜温州文成
整理：王俊禄｜本报记者 林光耀│实习生
编辑：完颜文豪
3月6日下午，我和朋友在意大利米兰市中心的大教堂旁，支起了一个临时摊位——免费给来往的路人发口罩。为了吸引过往行人，还专门贴上了精心设计的海报。
本以为买不到口罩的意大利人，会踊跃前来领口罩，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摊位附近，有一位卖艺者在弹唱，吸引了不少人旁观。我们摊位前却门可罗雀，偶尔有人好奇地看一眼。
这批口罩约有5000个，是我们手头仅存的一批了——本是买来捐回国的，因为物流停运，就滞留在了意大利。
截至3月10日，意大利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9220例，居海外国家首位。其中，约一半在伦巴第大区，而我就在伦巴第大区首府米兰市。
之前还有2万个口罩，我们通过各种渠道，送给了米兰的华人华侨。现在剩下的这些，我们想通过免费送出的方式，向意大利人宣传戴口罩的重要性。
摊位前有些冷清，我们只得拿着口罩，告诉过往的路人：“这里有免费口罩送给您。”
然而，有些人完全不理解为什么要戴口罩。我给一个意大利人发口罩，告诉他：“病毒传染性很强，戴上口罩能保护你的安全。”
他笑着摆了摆手说：“我身体很好，不需要。”
有些人把我们当成靠免费发口罩为名，索要钱财的骗子。大教堂广场上有不少这样的骗术，我们因此被多次误解。
热脸贴了冷屁股，我们有点儿丧气。好在也遇到了一些支持和理解的人。
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小哥，在我们的摊位前停留了半个多小时，不停地拍照片和短视频。他说要上传到意大利的社交媒体上。
他还说：“非常感谢你们，你们做的这个事情太有意义了。我要让我的朋友们都知道戴口罩的重要性，也让他们知道旅意华人在帮助意大利，我们一起渡过难关。”
另外一些人的反应，也让我们感到暖心。比如巡逻的警察得知，我们在发口罩做公益时，很开心地接过口罩，并连声道谢。
当地《晚邮报》记者还过来采访我们。说实话，当初筹集口罩时，根本没想到疫情会蔓延到意大利。现在，这批口罩竟在当地派上了大用场。
3月8日，整个伦巴第大区全面封城。意大利总理孔特宣布，自10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封城。
在意大利生活了20多年，我对意大利还算了解，封城并不能使我安心。
封城头几天的米兰，餐厅和咖啡馆只能每天早6点到晚6点营业，保证人与人之间距离不少于1米。
实际上，人们的习惯一时很难改变。我听说，已经有餐厅被罚款了。
我在麦当劳看到，店里的服务员依然没戴口罩。可能是买不到，也可能是意大利人总觉得只有病人才戴口罩。服务员戴上，反而会使顾客感到不安。
其实，每天跟那么多人接触，服务员们是最应该戴的。还有很多意大利人，没有太强的安全距离概念，见面时依旧行吻面礼。
封城第一天，天气很好。米兰凯旋门旁的九头马公园里，仍旧有很多人在散步、锻炼，甚至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聊天，几乎没人戴口罩。
意大利的新冠疫情致死率高，我们这些华人华侨很担心。最近，身边已陆续有人回国了。
但是，近期国内也出现了一些不太友好的声音，我听到后心里很不是滋味。
其实，我们华人华侨经历了两次疫情。第一次是国内的疫情，那时候一边采购物资捐赠给国内，一边遭受着老外的冷嘲热讽，还有商人想发中国的国难财。
意大利华人华侨很多，向国内捐献防护物资很积极。我意大利语说得好，平时接触面也广，所以消息比较灵通。
米兰的10来个商会都曾委托我，寻找防护物资捐回国内。还有很多留学生和我联系，他们从意大利的药店买到了口罩，希望通过我的渠道捐回国。
1月30日那天，我们和一家意大利公司联系好了，一次性购买将近200万个欧洲标准FFP3规格口罩捐回国内，谈好了价格，每个0.38欧元，但对方要求全额打款后才能发货。
忙活了一上午，终于凑齐了70多万欧元现款后，对方突然说要提价。
一天之内，口罩的报价从0.38欧元提到0.6欧元，之后又变成了0.9欧元，最终成交价1.3欧元，价格翻了好几番，我感到又生气又无助。
在当地华人华侨的赞助下，经我手帮忙联系收购、货运的防护物资，先后搭乘3架货机包机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发回国内。
而现在，我们又经历着第二次疫情。这些天，意大利确诊病例井喷，整个国家已是一罩难求。意大利的医疗系统效率本身就低，现在已不堪重负，医护人员和床位都严重不足。
身边有朋友疑似感染了，症状比较严重。他连续打了3天的急诊电话，直到第3天晚上，才被救护车拉到医院，第4天被确诊。
他能住进医院是幸运的。现在意大利医院对病人，都是选择性地收治，很多人出现了症状，得不到及时检查和救治。南部的那不勒斯，有病人直到在家中去世，也没等来救护人员。
中国和意大利的直航取消了，有些侨胞们购买了莫斯科、法兰克福或迪拜等地的中转航班回国。他们这样迫不及待回去，是考虑到待在意大利，生命安全没有保障。我觉得也不能指责他们。
我们海外华人华侨，都有一颗中国心：在国家有难的时候，我们捐钱捐物，齐心抗疫。现在，我们在海外感到很绝望，生命安全得不到保护，想回国自然是很多人朴素的心愿。
真希望国内同胞不要歧视海外回国的侨胞们，也希望国家能让他们顺利回国，并提供隔离和医治的场所，避免病毒在本地传播。
不管哪国人，首先我是医生
口述：苏玛（毛里求斯）｜31岁｜医生｜温州瓯海
整理：魏董华｜本报记者
编辑：黄海波
看到医院工作微信群招募志愿者，我和丈夫的第一反应就是，报名！原因很简单，不管我是哪个国家的人，首先我是一名医生。
这场疫情，对于很多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来说，一开始确实有些恐慌，很多人第一时间回国了。但我和丈夫不愿意就这样离开。我们知道，一旦走了，心里一定会不安。
我是毛里求斯人，中文名叫苏玛，已经在温州生活了12年。
2008年，我到温州医科大学读书，取得临床医学硕士学位后，进入温州和平国际医院做外科医生。
我和丈夫在北京认识。他是巴基斯坦人，中文名叫豪孟德，如今也在这家医院做骨科医生。
医院招募的第一批志愿者，主要是中国医生，他们被派去了温州一家重点收治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医院。
我和爱人作为第二批志愿者，2月1日开始进驻温州南高速口，提供医疗援助服务。
执勤时，我们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护目镜，像疫情一线的中国医生一样。每天执勤四五个小时，甚至更久。
我的工作是筛查体温异常的人。如果有人体温超过37.3℃，将被送到临时设置的隔离点。
如果发现持续高温，或者有明显的流感症状，我们会呼叫救护车，把他直接送去医院，确保不和外界有过多接触。
父母很担心我和丈夫，每天打电话来劝我们回去：“快回来吧，中国疫情这么严重，不安全。”
他们之所以这么害怕，主要是从国外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夸张和不完全真实的信息，甚至还有不少假新闻。
意识到这点后，我们开始考虑把自己见到的真实情况，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到海外。
起初，我每天在朋友圈发布一些信息，还有如何预防的小知识。同时，我也在脸谱账号上发布，很多外国朋友点赞和转发。他们留言问我真实的疫情，我都会逐条回复。
一开始有外国网友不相信，觉得我们在中国，肯定替中国政府说话，甚至污蔑我们收了中国政府的钱。我很生气，开始和他们辩论。
我丈夫问他们，你们知道武汉在哪里吗？不知道就去谷歌地图查一下，这可不是一个小镇或者小村庄，而是一个人口上千万的大城市。
你能想象像纽约这样的城市，封城以后会变成什么样？
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政府想方设法阻止疫情蔓延，更想让国外的人，正确看待这场疫情。
我和丈夫在自己的“脸谱”上，每天更新疫情信息，比如死亡率、感染人数，以及各地采取的举措。
从最初家人劝我们离开，到后来很多国外网友鼓励我们坚持，周围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这就是真实信息抵达海外后的效果。
中国是我们的第二故乡。中国遇到困难，我们要和她站在一起。现在，海外疫情蔓延，我和爱人带着中国经验，回到各自国家继续投入抗疫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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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刘荒 | 校对：朱静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