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反转给全社会上了一堂法制课｜电讯特稿

      执法部门如何准确、完整地披露案情，如何看待当事人的隐私等权利，媒体应如何履行职责，公众该如何保持冷静克制

首发：“新华每日电讯”调查周刊

策划主持：完颜文豪、李坤晟

访谈嘉宾：

李小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城市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

黄 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徐冯彬：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卢义杰：前媒体人

日前，江苏南京“大学生偷外卖”案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办案人员介绍当事人为“知名大学本科生，目前正在准备考研”“为了他能读本科、读研究生，其他3个兄弟姐妹都辍学了”，媒体由此“脑补”出悲情故事，唤起社会对当事人的同情和对执法尺度的热议。之后，警方公布调查结果，当事人在南京某公司工作，有固定收入，且偷外卖系报复行为。

从法治视角来看，从“大学生偷外卖”到“公司职员多次盗窃”，新闻的反转给全社会上了一堂法治课：执法部门如何准确、完整地披露案情，如何看待当事人的隐私等权利，媒体应如何履行职责，公众该如何保持冷静克制等。

本期议事厅邀请学者、律师和媒体人，聚焦热点事件为何习惯性反转这一话题。

关注焦点不应在穷富

黄河：大学生的身份和偷外卖事件的强烈反差，是点燃公众情绪的重要一环。在媒体最初的报道中，当事人更被贴上了标签——正在准备考研的“穷学生”。这个标签不仅引发社会同情，还在自媒体上引发贫富差距、社会公平等话题。这是该案件被广泛关注的原因。

李小波：在公众看来，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是“天之骄子”，理应有体面的工作和可观的收入，不至于沦落到因贫穷饥饿而去偷外卖的地步。

 “大学生偷外卖”的报道，恰恰与这种心理预期形成强烈反差，公众自然会对当事人产生同情，并追问背后的原因。

在了解的信息不完整、不准确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将这件事与诸多社会问题联系起来。

徐冯彬：正是这个事件击中社会的痛点，才引发了舆论强烈关注。一开始，大家关注的重点是贫困大学生、准备考研、兄弟姐妹为其辍学。

这样的信息塑造出一个承载家人希望，奋力考研的贫困大学生形象，符合公众对寒门子弟的想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凿壁偷光”。

近年来，类似“寒门难出贵子”的话题，曾多次引发社会舆论关注。公众天然地对当事人抱有同情心，希望他的上进能得到回报。

另外，外卖的金额不高，多是个人的一顿餐食，大家觉得偷外卖也没什么社会危害性，与一般认为的盗窃不同。

再加上有些自媒体在传播时过度煽情——因为饥饿偷取外卖，这让公众脑海中勾勒出的形象，更具悲剧色彩，使这件事也更有冲突性。

“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通常情况下，盗窃都是不对的。具体到这个事件，如果当事人是因为饥饿活不下去了，偷了一两次外卖，这还可以理解。

但从目前公布的信息看，他有正常工作和固定收入，偷外卖并非为了活下去。如果只看事件本身，并不值得同情。

案情的焦点，并不在于当事人的贫富，而在于他的行为对错。毕竟，贫穷也不能成为盗窃的理由。贫穷不能同犯罪画等号。

案情披露秉持谦抑理念

李小波：根据“公安机关可以向社会公开辖区治安状况”的规定，针对辖区多次发生偷外卖案件，当地派出所侦办案件后，民警通过接受媒体采访，向社会公开案件基本情况，及时回应公众关切，以案开展预防教育，这种做法并无不妥。

引发舆论热议后，针对某些自媒体传播的不实信息，当地公安部门给予澄清，也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序良俗。

徐冯彬：报道忽略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行为人到底为何犯罪。公安机关应披露和案情有关联的内容，例如犯了何罪、羁押状态、侦办进度等。

我们不能期待一个快要饿死的人不去吃东西。如果本案当事人因为快要饿死了去偷外卖，法律不会简单地认定为犯罪。

但如后续通报所说，行为人盗窃外卖是为报复和占便宜。那么，至于行为人在哪里读书、家庭状况如何的信息，与他做错事没有直接关系，实在没有公布的必要。

尽管民警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可能是出于善意提醒，希望大家“勿以恶小而为之”，并表达对行为人的惋惜之情。

然而，经新闻报道后，舆论走向与警方的初衷大相径庭。公众非但没有对盗窃行为予以谴责，甚至还有人“脑补”出行为人因家贫而偷外卖的形象。

除此之外，行为人私密的个人信息，一般不宜公之于众。或许有人会说，这些信息并不能让我们知道他的身份。但对熟悉他的人来说，却未必推断不出来，这显然会影响到行为人的生活。

这个问题其实和之前引起热议的北京石景山女子有些类似。官方通报提及一位确诊阳性的女子，把她流产的信息也披露出来了。

显然，这种信息和疫情的防护没有任何关系，明显超出了披露信息的尺度。

刑法惩治犯罪，不是让行为人自绝于社会，也不是要把他们从社会生活中隔离，而是希望行为人最终能回归社会，重新做人。毫无必要的信息披露，只会与这个目的南辕北辙。

卢义杰：公安部门披露案件有关信息的现象并不鲜见，有的是想宣传办案业绩，有的是希望预防犯罪、警示社会。对于热点案件，公安部门依法披露适当案情，有助于回应社会关切。

但是，公安部门披露未审结刑事案件的有关信息时，显然有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首先，应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客观、真实地对媒体介绍，不能有选择性、倾向性地发布信息，特别是不能避重就轻，甚至歪曲事实。涉警新闻出现反转，不少是起初未如实披露所致；

其次，不宜带着过强的个人主观色彩。有的刑事案件复杂而充满矛盾，面对采访，承办民警应该克制个人对犯罪嫌疑人的好恶，将个人观点、推理同法律事实区分开，力求严谨；

再次，不宜把话说得太满，少使用绝对化的叙事。案件仅处于侦查阶段，还需要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审理，保持谦抑是有必要的；

最后，避免提及能够识别出犯罪嫌疑人真实身份的信息。

如前所述，公安侦查结果不一定代表客观真实。倘若被透露真实身份信息的犯罪嫌疑人最终被宣告无罪，或者法院查明的事实与公安侦查结果差距较大，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在名誉上受到的侵害难以挽回。

健康的媒介生态很重要

黄河：这则新闻出现反转后，社会上不乏对自媒体“带节奏”的批评。这说明对自媒体发布不实信息，还需进一步加强治理。自媒体发布信息时，要合法合规，遵循新闻和社会伦理。

李小波：当前有些媒体的新闻报道反转频发，反映出部分媒体尚未全面了解事实真相就发布新闻。特别是部分媒体为吸引流量，选择性发布信息，甚至为制造热点，发布不实信息，无中生有编造故事，极大扰乱了舆论场。长此下去，将造成部分媒体的信任危机。

这种现象不仅需要监管部门加强对机构媒体的管理，也需要自媒体平台加大对不实信息发布者的惩戒力度，还需要广大媒体从业人员自觉自律，坚守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

黄河：同时，也要看到此次反转，先有部分地方媒体报道了“大学生偷外卖”的新闻，舆论才开始在微博、微信公号上发酵。自媒体的热议建立在部分机构媒体的报道上。

对机构媒体来说，报道这样的事件，应关注具体信息。着重对当事人家庭境况这些边缘性信息进行报道，本身是不太专业的表现，极有可能对受众产生误导。在部分机构媒体报道后，自媒体一拥而上，正是运用了像“贫困大学生正在准备考研”，这样容易激起受众情绪的信息吸引流量。

徐冯彬：如果民警在接受采访时，没有全面介绍案情，意味着警方最初披露的信息要素有缺失。这种情况下，媒体要继续追问，注重报道内容的全面性。

如果民警全面介绍了案情（凭经验判断，这种可能性较大），可能就是部分机构媒体最初的报道不当。这种情况下，建议负责报道的记者提升专业知识，以后才能敏锐地发现，报道是否缺少一些关键内容。

卢义杰：具体到本案的报道来说，警方只是一个信源，仅是构建新闻事实的一个证据。在这类可能对当事人形成舆论压力的报道，更有必要多方了解，比如可以跟公安部门协调，能否同犯罪嫌疑人面对面聊聊（这在新闻实践中多有先例），或者采访其辩护人，给其发声机会，做到事实和观点平衡；媒体还可以实地走访，获得一些能够印证的消息。如果都做不到，可能要考虑，这个选题到底有没有可操作性。

黄河：近些年，类似的新闻报道反转太多了，这里可能有多种原因：首先，最初信源是否具有专业性，出于什么目的向外发布消息；其次，媒体有没有发挥专业精神、秉持职业操守进行报道；再次，自媒体有没有通过制作耸人听闻的标题，断章取义发布信息来进行炒作；最后，公众的媒介素养够不够，批判能力强不强。

卢义杰：这提到了一个老问题：媒体怎么报道官方消息，是照单全收，还是进一步核实？除了呈现动态的报道或某些特殊情况外，无论面对多么权威的信源，媒体都应该克制谨慎，平衡采访，实现证据交叉印证，尽到核实义务。不能因为信息来自某些部门，就降低自我要求。

但是，不同媒体对新闻线索的证据标准是不一样的。严谨、专业，旨在深度挖掘而非简单有闻必录的媒体应该意识到，一些看似相对权威的信源，出于主客观原因，可能会说谎或说错。如果全部采信，对方说什么就写什么，就失去了媒体的核实功能，是以媒体公信力为另一机构背书。

如果充分平衡采访，去追问甚至理性质疑，能让公众关心的问题得到解答，使不实信息失去生长的空间。

当然，这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实践中，有的媒体跟一些部门合作比较紧密，把核实信息真实性的职责放在了第二位，与部门的关系维护放在第一位，最后导致部门出错、媒体背锅。这与媒体的职业操守有关，也跟一些职能部门与媒体打交道的方式有关。因此，健康的媒介生态很重要。

公众不宜只顾宣泄情绪

徐冯彬：这次事件就直接击中了社会贫富差距的大众焦点。情绪的宣泄虽然快意，但对事情的解决并无裨益。公众需要以更加务实理性的态度，去看待社会热点事件。

只能建议大家言慢三分，先看事实，不要着急发表观点。做出价值判断的前提，一定是对事实有基础的把握，不要被轻易带动情绪。

卢义杰：理想地说，公众要保持理性客观，培养证据意识、法律思维。但由于专业知识与生活经验不同，不可能每个人都像专业人士那样，精准地识别信息真伪。

只有经过一次次公共事件的“训练”，才能让公众更加成熟理性，知道某些消息可信程度是存疑的、是有可能发生变化的。尽管这需要一个缓慢的培养过程，但新闻反转无疑给全社会上了一堂法治课。

李小波：首先，看信源是否可靠。对来自权威媒体的信息和自媒体信息要进行区分。一般情况下，权威媒体信息多经过核实，真实性和可靠性更强，更值得信任。相对而言，自媒体信息真实性和可靠性较弱；

其次，要有理性精神。面对舆论场中的热点事件，要判断其是否符合常理和逻辑。对不符合常识理性的事件，要保留三分质疑；

再次，兼听则明。在热点事件中，不能只听信一方的叙事，要“让子弹飞一会儿”，等待多方信息的呈现，形成全面的判断；

最后，等待官方信息发布。对于重大热点事件，政府部门会及时发布信息，回应公众关切。公众也可利用政务微博、网站留言等多种沟通形式，与官方互动，获取信息。

卢义杰：从更长远来看，公众的媒介素养和法律思维培养，可以纳入常识教育中。系统教育能提高公众的信息鉴别能力。尽管难以完全避免被带节奏，但总会往良性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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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刘荒 | 排版：刘婧宇 | 校对：朱静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