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落征帆黄宗英——新华社记者祖伯光忆作家黄宗英
据文汇APP消息，上海作家协会相关负责人透露，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作家黄宗英先生于今日凌晨3:28逝世，享年95岁。
1925年，黄宗英出生于北京。9岁丧父，初中毕业以后，黄宗英便辍学养家，跟着哥哥来到了上海。1941年，黄宗英主演个人首部话剧《甜姐儿》；1946年，她主演个人首部电影《追》，之后分别在《幸福狂想曲》《丽人行》《鸡鸣早看天》《街头巷尾》《乌鸦与麻雀》等影片中出演重要角色。
1954年，她创作了电影剧本《平凡的事业》；1960年，担任剧情电影《六十年代第一春》的编剧。1965年后，她专门从事文学创作，曾连续三次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著有报告文学《大雁情》《美丽的眼睛》《桔》《小木屋》等，随笔集《故我依然》《上了年纪的禅思》，与徐迟、肖复兴共同创作报告文学集《为了你，我的祖国》，与丁玲共同创作报告文学集《一代天骄》，2016年出版《黄宗英文集》。
提起黄宗英，留在几代人心底的，是她在银幕中青春靓丽的一抹优雅笑容；不过，她更愿意人们记住的，是真正伴随她整个人生，那一支书写时代的笔。2014年11月24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曾刊文《不落征帆黄宗英》，今重发此文，以资纪念。
首发：2014年11月24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作者：新华社记者祖伯光
又见黄宗英。
在上海华东医院17号病床上，她坐卧床上看报纸。阳光从明亮的窗棂照射进来。窗台上堆满了各种书籍报刊。她今年刚好90岁，患有糖尿病、偏瘫等疾病，出入靠轮椅和旁人扶持。病房中间挂有窗帘，有几个病友已先后出院。她说：我估计一时半会儿是出不去了。
我看到当年风风火火的她，如今已是“不辞羸病卧残阳”了。不过她生就顽强和皮实，在与疾病抗争中依然读书写作。我劝她就此搁笔吧，好好养病。她说不写怎么行，有些人和事忘不了！这几年，她还坚持写作《命运断想》以及当地报刊的连载文章。她最喜欢一句话：“一息尚存，不落征帆。”
是啊！不落征帆是她人生的写照。她从影视界到文学界，70余年始终活蹦乱跳地征战在工作生活的第一线。她用出色出新的创作感染着几代人。
我初识黄宗英是在西藏高原。1982年秋，她作为团长带着7名老作家到西藏采风，体验生活。西藏是她久已向往的“梦”。别的地方她都留下过足迹，唯独西藏没去过。为了不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年近花甲的她躲过心脏病检查，执意非得走一趟。一个月过后，作家们要返京，她执意不走，坚持要和女林学家徐凤翔去藏东波密森林采访生态“小木屋”。
在西藏的日子里，这位被当地藏胞称作“宗英卓玛”的大作家是个有着说不完的故事的人。多年来，我仰慕她的人品，曾多次去看望她。她也关心我入藏的生活，也曾到西藏分社的小屋探视我，并送给我她的报告文学集《星》。我的作家朋友周明向我讲述过她在西藏与众不同的“表现”。诗人饶阶巴桑这样用诗称道她的火热的激情：“在西藏之谜的航海图上，飘游着一个女性探索狂……”
在山南，有个名叫沃卡的电站，仅有100多人，是藏民自己用几年工夫建设起来。要去参观得渡过雅鲁藏布江，走艰险的山路。正在医院打针休息的黄宗英霍地起来了，一定要去，要亲眼看看藏族同胞自己建的电站。在现场，她问这问那，为藏汉团结奋斗所感动。她动情地说，应该为沃卡电站的工人谱写一首赞歌。
在藏北，有位大学毕业的援藏汉族副县长叫吴文春。他的一切都藏化了：穿着藏袍，钻着帐篷，说着藏语，浑身散发着酥油味，还娶上了藏族媳妇，每天在一线推广农业科技。多年如一，狂风吹不走扎根的决心。他立刻吸引了黄宗英的注意。她暗示周明让吴文春坐在她的车上，为的是多聊聊：这就是希望啊！
在海拔4000米的日喀则，有个叫谭昌华的农科所长，他在海拔4000米不利农业的地方，培育出无数青稞新品种，还从内地成功引种了当地从未见过的苹果、雪梨。后来他因病内调，是哭着走的。对科学家敏感的黄宗英听闻后，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她决定暂时改变原定的参观点，直奔农科所。地区负责人介绍情况时，黄宗英听着听着就流泪了，心笔相通，动情地写道，要颂扬、要呼号。回四川后，要追踪，要寻访，多么有志气的科学家！
一次，我领她去西藏区域地质队采访，地质人员说：“我们是地质的第一个脚印”。她的情绪一下子上来：“很可惜，我没有时间跟你们去无人区了，我多想跟着走一走，我干不了什么，哪怕在帐篷旁站一站也好啊！”在她启示催促下，我写下了长篇通讯《无人区的第一行脚印》，发表在当年的《人民日报》上。
我曾问过她，你怎么有那么多激情，对什么都感兴趣？她说：“这叫可遇不可求，你遇到了就要抓住，不然灵感就一触即逝。我就像只‘鹰’，在天空中盘旋，一有好的素材，我就俯冲下去，一定要抓到手。我又像地质队员，不大爱走大路，专门在山沟沟里敲敲打打，去发现矿藏。”
“那一年，全国科学大会，大家都争着去采访有名的科学家。我偏选了不太有名的中年女科学家秦官属。因为这些并不出名的科学家才是大多数，最需要我们为他们加油鼓劲，而不总是在终点上为他们献花。因此，我走上了高高的秦岭。费了许多周折，写了报告文学《大雁情》。我为啥执意不返京，别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拉不走我？4年前，我在成都旁听学术会，认识了南京林学院生态学者徐凤翔。她建议在全世界建几个森林生态定位考察站，并因陋就简盖一座‘小木屋’，她愿意把一切献给大森林。真是事有凑巧又在西藏遇上了她，天意赐我。清风明月本无价，远山近水皆有情。你说我能走吗？我心甘情愿地要和徐凤翔去同圆‘小木屋’的高原之梦。”
为此，她还给家中亲人写了几封近似遗书的家信，说什么自己命大，大森林狗熊吃不了她，请家中放心。于是，一个女作家和女林学家结伴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渺无人烟的大森林。
黄宗英的故事始终感染着我。回到内地，我为新华社的《新闻业务》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我随黄宗英采访所学到的》，后来被许多网站改称《黄宗英采访法》挂在网上，供新闻单位参阅学习。
“黄宗英采访法”是什么呢？黄宗英的采访作风和许多人的习惯做法不一样。到一个单位去，她不是急着摊开本子请采访对象谈情况，谈完就走，结果是和采访对象仅是一面之交，“人走茶凉”。
她在拉萨等徐凤翔，见面时什么也没谈，而是先帮助徐凤翔“干活”。和她一起跑政府部门要支援，要经费，逢人便讲她搞林业研究的意义。甚至进林区要用到的汽车、帐篷、鸭绒被，黄宗英也帮助张罗。而这一切有了结果后，她像孩子似的高兴。
她告诉我：“凡是我采访的人都是我的好朋友，多少年不变。”上世纪60年代她在当时的河北宝坻写《小丫扛大旗》《特别的姑娘》时，和邢燕子、侯隽、张秀敏等一群姑娘交上了朋友。每年邢燕子们总要买上些治头疼的天麻等药品看望她。
她说：“我记在本子上的常常是灵感，是一些人口、土地的数字，有时也记一点材料。但人与人‘心’的交流不是能记下来的。这要靠深交，深交得知己，在节骨眼上才写得出文章来。”
交谈中，她问我学不学藏语？我说：“在藏只三年，没有学，只会说‘雅古都’之类口头语。”她说：“要我就学，一天也学！”她认为学习当地语言很要紧。她自己就会讲上海话、江浙话、南腔北调都能讲一点。
说到语言，她说笔墨随人物。她写作喜欢用演员术语，常用电影剪接手法：写《小丫扛大旗》，表现一群农村姑娘，用的是北方家常话；而写老人《新泮伯》则用史记笔法。这样才能把人物性格写出来。
充沛的情感和鲜明的现场感，是黄宗英作品的一大特色，她说，一个记者和作家不到现场是很难想象的。不能到了现场没有现场。
她写小木屋时这样描写道：4个藏族人5个汉族人支起3顶帐篷。人人戴着小白帽像少先队过夏令营似的。云、雾、风霰赶来了，猴子猴孙一起向这一小队扔石子。我们背上干粮一干一整天，凡是与生态有关的都有值班记录。树叶都称，一天称几千斤，树根连须也称。徐凤翔埋头数年轮，鼻子都快碰到树盘了。我抢着站在大树前为林学家当摄影时的比例标杆，像耶稣一样站成十字，我高呼：天父啊，愿人间梦想能实现！
她写《大雁情》时，秦官属曾给她留有纸条，请黄宗英不要写她：有些人对她有看法。黄宗英就深入干部群众，现场详尽地了解情况。
有人说秦官属群众关系不太好，但她看到秦官属种植天麻、远志等中药材为百姓增加收入，孩子们见了她都亲切地称她秦姨，一头扑在她怀中。
有人说她脾气不好，可当秦官属看到有人要砍伐移栽的外国实验杨树时，挡在杨树前大声喊着“要锯就锯我！”后来了解到这不是砍伐，而是做建筑木料。
有人说她家庭成分不好，经过了解，黄宗英发现并非如此，在“左”的意识还没退去时，为其正名。黄宗英为此在文中提出了一个问题：该怎样保护一个为科技献身的中年科技工作者？
多年来，她深入生活和现场，流着泪写出了《星》中的上官云珠；她在医院病房发现了美，写出了浑身烧伤面积百分之百的大学进修生杨光明，和她仅露出的那双美丽的眼睛；她三下西藏，三次因缺氧后遗症而中风，写出了《小木屋》及其电视片。因此，她曾三度获得全国报告文学奖和国际奖项。
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当年她写知识青年榜样侯隽时，是带着行李卷去的。
半个世纪过去，至今这个行李卷还放在宝坻窦家桥村。当年她采访过的姑娘们想留下她，当地的百姓也想留下她，真是天也留地也留。她们看着行李卷仿佛看到黄宗英，想起她的青春岁月。
而如今满头白发的黄宗英更是怀念当年和姑娘们摸爬滚打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记者和作家们早已不用行李卷了。但这种“行李卷”化成一种精神，留在了黄宗英热爱的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