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红色中国”去，这些国际友人见证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草地·说人解史

首发：7月30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蔡馨逸

当国民党对延安进行军事围困和新闻封锁时，记者埃德加·斯诺冲破封锁，将延安真实的情况公之于世；当陕北苏区缺医少药，医生乔治·海德姆留下来与他的中国朋友并肩战斗，在战火中救死扶伤；当中国共产党需要与同盟国建立直接联系时，美军观察组到访延安，得出未来的中国属于中国共产党的结论……

80多年前，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刻，来自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新西兰、朝鲜等国家一大批国际有识之士怀着崇高理想和正义信念，冒着生命危险不远万里来到延安。他们见证、讲述和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改天换地的奇迹，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友情。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可谓大道不孤。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正义事业不仅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认同，而且得到国际有识之士的理解、同情和支持。

埃德加·斯诺

告诉世界一个“红色中国”

在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的保安革命旧址，一张毛泽东的照片挂在他曾住过的窑洞里，吸引参观者驻足停留。照片中，毛泽东头戴八角帽，头微微侧向左边，剑眉微皱，神态儒雅。

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在延安。延安革命纪念馆提供

它的拍摄者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第一个到访陕北苏区的西方记者。

80多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为了探究中国革命的真相，冒险到达延安。他见到了一批为革命理想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写出第一次向世界全面、真实地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纪实文学作品《红星照耀中国》。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会见德国记者汉斯·希伯时感言：“当其他人谁也不来的时候，斯诺来到这里调查我们的情况，并帮助我们把事实公诸于世……我们将永远记住他曾为中国做过一件巨大的工作。他是为建立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人。”

1928年，23岁的埃德加·斯诺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计划用一年时间在世界各地漫游冒险。中国，只是其中一站，准备逗留六周。可等他真正重返美国，已经是13年后的事了。

“中国激发了斯诺对世界各地人民的关心，让他能够将自己的贫苦出身同旁人的贫困生活联系起来。”斯诺的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曾说。

可对斯诺来说，还有一群人始终扑朔迷离。他们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他们所领导的红军。

1935年10月，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工农红军经历万里长征，来到陕北。由于受到国民党的军事围困和新闻封锁，延安犹如白色海洋中的红色孤岛。

为什么白色恐怖下仍有成千上万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加入红军，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这些疑问在斯诺的头脑里挥之不去。

为了探明真相，斯诺数度尝试进入延安。1936年，在宋庆龄的帮助下，他终于迎来一个进入陕北苏区的机会。怀着“拿一个外国人脑袋去冒一下险”的心情，在一个午夜登上了前往“红色中国”的火车。

彼时，中国共产党也迫切需要有人把真实的情况传递出去。一进入“红色中国”，斯诺就获得了周恩来“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的承诺。

到达苏区之前，斯诺也曾受到“红军是一批顽强的亡命之徒和不满分子”传言的影响。但在陕北，他听到当地的老百姓把红军称为“我们的军队”；看到路过野杏林时，红军战士四散开来去摘野杏，个个装满口袋，可走过私人果园时，却没有人碰里面的果子。

他发现红军是真正的“全国性”，他们的籍贯和方言不一，却不影响团结；他们大部分是青年农民和工人，认为自己是为了家庭、土地和国家而战斗；尽管身上伤痕累累，他们对于革命依然充满乐观。

1936年，斯诺（右一）在陕北革命根据地。新华社资料片

在当时陕北苏区的临时首都保安，斯诺见到了毛泽东，听他亲口回答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抗日战争、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合作等疑问，和自己的身世。

作为第一个采访毛泽东的外国记者，斯诺在书中这样描述：“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两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

在西征的战场上，斯诺向战士详细了解长征的情况。当指战员向他讲述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时，他听得入迷。他将长征称为“军事史上的伟大业绩之一”“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

斯诺还见证了苏区的蓬勃发展：“不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原始简单，但至少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有运动、新鲜的山间空气、自由、尊严、希望，这一切都有充分发展的余地。”

4个月的采访，斯诺不但解开了心中的疑问、获得了一手材料，更感受到一种独特的“东方魔力”，并断定这是古老中国的“兴国之光”。1936年10月，斯诺结束访问回到北平家中，立即奋笔疾书。

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一经问世，便引起轰动，销量超过10万册。一年后，它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考虑到要在敌占区和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发行，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

在这本书的影响下，一批批爱国青年和外国友人奔赴延安。白求恩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曾在书信中告诉友人：“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

1972年2月15日，斯诺与世长辞，他在遗愿中写道：“我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现今，斯诺的骨灰一半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另一半安葬于位于美国纽约州哈德逊河畔的斯诺旧居旁。

马海德

“我和他们，变成了我们”

1936年，同斯诺一起进入陕北苏区的，还有一位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马海德——第一位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1933年，海德姆从瑞士日内瓦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决定到一些需要基础医疗帮助的地方去实习。恰巧他听说在上海一带流行着一种东方热带病，怀着同情心的他越过重洋，到中国去为苦难的人民解除病痛。

一年后，海德姆的两位同学都回到美国。正当他犹豫不定时，朋友邀请他参加一个聚会，将他的目光从上海引向广阔的中国大地，发现了另一个世界，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根据地。

在聚会中，海德姆结识了宋庆龄。在她的鼓励下，他参加了外国进步人士组成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他们一起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特别是读了史沫特莱撰写的《中国红军在前进》后，海德姆对素未谋面的红军有了亲近和敬佩，萌生出加入他们的想法。

1936年春，中共中央通过秘密渠道给宋庆龄传递信息，表示陕北苏区急需一位记者和一名医生。于是，斯诺与海德姆分别从北平和上海出发，前往延安。

到达陕北保安后，全体红军战士为海德姆和斯诺举办了热情洋溢的欢迎会。

“讲话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将埃德加和我作为国际友人来欢迎。”海德姆说，“当那些充满激情的讲话号召解放中国和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时候，埃德加转身对我说，他们视天下为己任，真是勇敢无比。”

1944年，毛泽东同志与马海德在延安。新华社资料片

和当时到访延安的很多国际友人一样，海德姆迅速被军民亲密无间一致抗日的热情感染。不同的是，他决定留下来，帮助官兵和老百姓治病。

为了更好地接近边区人民，他把自己原来的美国名字乔治·海德姆，改成了中国名字“马海德”。“在保留美国姓的前头又加上了一个边区回族同胞的姓氏中比较多的‘马’姓，来表示我对中国人民的感情和为他们的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马海德说。

很快马海德这个名字就在根据地被叫开了，老乡们索性喊他“老马”“马大夫”。

经过一年多的革命实践，马海德成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并认准了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身上。他渴望入党，和所有党员一样，为共产主义奋斗。

1937年2月10日，经过中共中央专门开会研究，马海德成功加入中国共产党。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他感到极大的愉快。

从宁夏到陕北再到山西，哪里有病人马海德就到哪里去。人们经常看到一个中等身材的外国大夫，身穿八路军军服，脚踩一双旧布鞋，总是忙个不停。据不完全统计，从1944年到1947年，马海德救治伤员4万余人次。

除了医术高明，马海德的好人缘也是出了名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卡尔逊曾回忆说，在山西时就有老百姓向他打听：“你认识马海德吗？他的中国话和我们一样好。”在延安，一天傍晚，他与马海德巧遇，相约去吃饭，一路上遇到的男女老少都热情地向马海德打招呼。马海德便对他们每个人说：“来，跟我们一道去吃饭。”等他们走到饭馆时，后面跟了十几个青年男女。他们一起谈笑着、吃着，丝毫不感到拘束。

“你是怎么适应这样一个和你原来所处的社会完全不同的环境的呢？”美军观察组的一位年轻军官曾这样问马海德。

马海德回答：“我本身并不是一个容易适应新环境的人。在上海，我的生活圈子里主要都是些外国人和比较富有的中国人。而在延安，我则跟完全不同的人在一起。我同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彼此合作、彼此了解。我也有过这样的时候，觉得自己似乎是站在外面往里看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渐渐地我和他们之间的隔阂消失了，我开始了解他们每个人的基本思想，我获得了信任，一切都变得容易了起来。最终我和他们，变成了我们。”

在马海德众多朋友中，有一位叫作周苏菲的鲁迅艺术学院学员最为特别。后来，她成了他的妻子。

周苏菲第一次找马海德看病时，马海德就被这个美丽温柔的江南姑娘吸引。他在随药附赠的信笺上写道：“我衷心希望你能按时地很好地服药，早日恢复健康，恢复你那美丽的微笑！”

1940年除夕，住在周苏菲隔壁的一位孕妇突然临产，周苏菲和同伴来找马海德帮忙。黎明前，一声婴儿的啼哭，让在场所有人沉浸在喜悦与希望中。

“你看天亮了，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看日出好吗？”马海德兴奋地对苏菲说。

朝霞似一抹红晕，映照着闪亮的延河和黄色的山坡，消散了他们一夜的疲惫。他们两人沿着延河走着、聊着。从生活、学习、工作，谈到彼此的身世、家庭。对马海德了解得越多，周苏菲心里越是觉得和他亲近，看他是那样的纯朴、可敬、可爱。

3个月后，二人正式结为夫妻。“结婚证是两联的，应撕开男女各保存一张，但马大夫不让撕开，他说我们一辈子也不要分开……”周苏菲曾这样回忆。3年后，他们爱情的结晶——儿子周幼马降生。

马海德大夫同他的妻子周苏菲。新华社资料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立即申请加入中国籍。1950年，他被任命为原卫生部顾问。他协助组建中国医学科学院所属的皮肤性病研究所，主要从事对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他带领医疗队传授防治性病知识，为成千上万的患者治病。

1983年11月22日，人民大会堂里隆重举办了表彰马海德来华工作50周年招待会。马海德说：“中国人民的胜利代表着历史的潮流，顺潮流而前进的国家是不可战胜的。在我看来，能够为这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推波助澜，是一种幸福。”

美军观察组

未来的中国属于中国共产党

在现在的延安中学内，有8孔特殊的窑洞。它们由条石砌成，外面还有木柱组成的走廊。这是当年延安军民为美军观察组专门修建的。

为了真实、深入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于1944年七八月间，分两批派遣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具有外交性质，但不办外交、不做决策。他们的主要使命包括搜集中国共产党对战日军的情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拓展进度以及战略物资储备情况；考察中国北部的地区气象，建立气象站为美国航空队提供便利；评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做出的贡献，探索并分析美国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可能性等。

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半独立的外交”的序幕。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阐明党的外交工作的性质、内容和原则立场，指出：我们的外交政策是在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指导之下，其中心内容是共同抗日与争取民主，扩大我们的影响。

实际上，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会议中就曾提出，“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等等的交涉”。1937年，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明确指出：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

正是在“以自力更生为主，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的思路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集合了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记者、医生、官员、科学家、社会活动家之力，一道抗击日本侵略者，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

1944年7月22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抵达延安。在洗尘宴上，面包、果酱、牛奶、猪排、炸鸡蛋等各种西点让他们格外惊喜。

延安朝气蓬勃、团结向上、欣欣向荣的氛围，让观察组成员耳目一新。

观察组第一批成员初抵延安时，由于机场条件不好，险些酿成事故。为了让第二批成员顺利到达，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等高级干部参加了平整机场的工作。这一幕让美军观察组的成员印象深刻。因为在国统区，他们看到连长、团长做监工，只是袖手吸烟而已，决不会双手沾土参加劳动的。

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在报告中讲到他对延安和中共领导人的印象：“官员和人民与我们的关系，以及中国人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这里也完全没有贴身保镖、宪兵和重庆官僚阶层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没有乞丐，也没有令人绝望的贫困迹象。”

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来延安人员。（资料照片）

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赵红说，从重庆到延安，美军观察组用自己的眼睛审视了真实的中国，最终得出结论：共产党在中国扎下了根。中国的命运肯定不是属于蒋介石，而是属于他们。

除了传递情报，美军观察组在战略意义上做出的贡献，还包括形成了营救美军飞行员的方案。方案的形成和实施离不开八路军情报网和中国人民的支持。

为了使大编队机群B-29轰炸机对日本进行夜间低空袭击，美国在中国国统区修建了多座大型机场。这些轰炸机和护航战斗机在飞回基地时，必须经过沦陷区上空，时有被击落的情况发生。

救援工作开始的第一周，八路军的情报网就提供了三起有关被击落的美国飞机位置或敌军飞机调动的无线通讯报告，成功援救了被击落的机组人员。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对八路军的合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八路军给予美国陆军的衷心合作和实际协助几乎是尽善尽美的。

赵红说，据不完全统计，延安时期，先后有来自美英法苏等国的600多位国际友人到过延安。他们在这里采访、参观、考察、学习、工作、战斗，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各项政策宣告于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国际人士之所以愿意帮助和支持共产党，是因为他们被官兵的积极向上、军队的平等和谐、中共领导人的平易近人所打动。八路军在没有援助的基础上自力更生，且战斗力惊人，令他们折服。许多人得出了未来的中国属于中国共产党的结论。”赵红说。

这些国际友人对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以及为正义而战的精神，永远被铭记。

在延安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与中央医院旧址的后面，有一个得名于《红星照耀中国》的文化交流园区——红星园。园内400余幅珍贵的照片生动再现了150多位外国人在延安工作生活的场景，纪念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帮助过中国人民的国际友人。

“国际友人在战争年代体现出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当下仍有意义。”清华大学学生郑博中看完这些照片后说，“如今面对复杂的全球问题，我们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向着全人类共同的目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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