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依然是受苦受难的“打工妹”吗？当代女性农民工20年媒体形象变迁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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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余年，农民工是伴随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和结构双重转型而出现的一个特定群体。自2006年首次将“农民工”写入中央政府工作文件，“农民工”作为社会身份和职业的结合，成为农村户籍在城镇异地务工群体的官方代称。2018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较上年增长0.6%；其中女性比例34.8%，较上年提高0.4%，女性农民工总量持续增长。女性农民工处于特定的社会角色中，既担负生计又照顾家庭，在城市-农村流动生活中承受着来自地域、阶层和性别差异的多重压力。

新闻文本作为话语，是意义世界与现实社会相互建构的表征，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形式。大众媒体通过话语运作的文本再现建构着不同群体的形象，这一过程可能影响着公众对某一群体的认知、态度和情感，甚至于公共政策的走向。既有研究侧重呈现农民工整体的媒体形象，考察媒体话语对农民工形象建构的影响，诠释媒体对现实世界的社会建构和类型化功能。本文在农民工总体中选取女性农民工为分析对象，嵌入女性主体性视角，在新闻内容分析的基础上呈现女性农民工的媒体形象，并探讨媒体形象建构与社会权力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

基于上述研究视角，本文通过对女性农民工新闻文本的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呈现女性农民工议题的新闻话语实践，阐释其与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和社会性别秩序的动态关联。从女性农民工新闻的报道数量、主体形象、新闻结构框架等维度出发，聚焦以下问题：

Q1：新闻报道中女性农民工角色是否出现或出现的数量？有何历时性变化？主流报纸对女性农民工的关注度较之农民工整体是否有区别？

Q2：新闻报道中女性农民工被呈现为哪些角色形象？是否有类型化偏向？显现了怎样的主体性特征？

Q3：不同属性报纸的女性农民工新闻在“报道主题”与“报道立场”上有何表现？是否存在某种结构关联?

研究方法与设计

本研究结合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处理新闻报道，让量化的统计数据与质性的语意材料互为补充与佐证。采用内容分析法客观、定量描述女性农民工新闻的报道数量、主体形象和结构框架等，同时扎根于新闻文本之中，将新闻文本与广阔的社会背景相勾连，用鲜活的材料呈现女性农民工媒体形象，阐释量化数据背后的深层意义和因果逻辑。

选取广东省《南方日报》和《南方都市报》、江苏省《南京日报》和《扬子晚报》2000—2019年间的女性农民工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广东和江苏分别是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外来务工人口流入大省，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显示，2018年在长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5387万人，增长1.5%；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4722万人，下降0.9%。在对报纸进行样本选择时，考虑到中国大陆报纸群的内在差异性，分别选取了党报类的《南方日报》《南京日报》和都市报类的《南方都市报》《扬子晚报》四份不同类型、各具代表性的报纸。之所以选取2000年为时间起点对女性农民工新闻报道展开历时性分析，是因为21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中，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突破了三分之一。

研究使用慧科新闻全文数据库对以上四份报纸以“女性农民工”“女农民工”“流动女工”“外来女工”“外来务工女”“打工妹”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为提高检索的准确性，把检索范围设定为标题和内文，检索时间为2000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通过进一步筛选，排除内容与女性农民工无关的报道，同时也排除评论、文字类广告等，共获取2485篇新闻，其中《南方日报》770篇，《南方都市报》1416篇，《南京日报》126篇，《扬子晚报》173篇。本研究的类目编码分析基于这2485篇有效样本进行。以单篇新闻报道为分析单位，如一篇报道中出现多个符合要求的人物形象，则选取形象最为鲜明的一个作为样本。

基于前人研究的成果和对样本报道的通读，本研究的类目编码围绕以下三个部分:

//1.报道数量及分布

描绘《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南京日报》和《扬子晚报》2000—2019年间女性农民工报道的数量分布，结合四份报纸近20年农民工新闻数量，说明女性农民工报道在农民工议题新闻报道总体中的占比情况。这一部分内容较为确定，无需经过特殊编码，呈现主流报纸对女性农民工议题的关注程度。

//2.新闻主体形象

指女性农民工作为主要被报道对象被塑造的形象，细分为“行为形象”和“价值形象”两个维度。根据报道描述的不同行为将“行为形象”操作为6类（见表1）：（1）受苦受难者；（2）被关爱者；（3）行为失范者；（4）能人为善者；（5）主动维权者；（6）其他。依据报道对新闻主体行为所作的价值判断，将“价值形象”设定为：（1）正面（赞扬、肯定、认同、同情）；（2）负面（批评、贬低、反对、质疑）；（3）中立，分别代表大众媒体对女性农民工社会生活中的行为或处境的一种肯定、否定或不置可否的评价。

//3.新闻结构框架

包括“主题框架”和“立场框架”两个部分。主题框架是对新闻报道的核心内容与思想的高度归纳，用以把握新闻报道描述对象或事件的角度。经过归纳，主题框架可概括为以下类别：（1）社会关怀框架；（2）政策导向框架；（3）个体励志框架；（4）暴露问题框架；（5）其他。社会关怀框架描述了社会各界对女性农民工的同情、帮助与支持。政策导向框架是宣导国家或政府在女性农民工问题上的立场、政策和作为。个体励志框架展现了女性农民工个体在家庭、情感、职业等方面的正向生活经历。暴露问题框架则关注女性农民工社会生活中遭遇的困境或负面问题。此外，依据对新闻报道立场的预判，将“立场框架”划分为：（1）政府本位；（2）企业本位；（3）农民工本位；（4）市民本位。

内容分析部分的类目编码工作由两位作者共同完成。完成编码之后，对课题组两名本科生展开编码培训，从有效样本中随机抽取200篇新闻报道分别独立进行编码。运用斯科特 π 系数公式检验主要变量的编码员间信度（inter-coder reliability），数据显示每个编码类目的编码员间信度均达到0.8以上，达到绝大多数内容分析所要求的信度水平。

研究发现

//1.新闻报道数量变化

通过对四份报纸2000—2019年女性农民工新闻报道数量统计，我们发现2000年以来四份报纸女性农民工历年报道总量除个别年份外，整体分布态势具有相对一致性（见图1）。《南京日报》和《扬子晚报》女性农民工报道量均于2002年达到峰值，2002年后报道总量在升降反复中趋于回落。《南方日报》和《南方都市报》报道量均于2007年达到峰值，此后报道总量除个别年份外整体趋向下降。其中，2003年四份报纸的女性农民工报道量均大幅度显著下滑，可能与SARS疫情爆发有关。总体上看，2012年之前四份不同类型报纸的女性农民工年报道量差异较明显，2012年起四份报纸的年报道数量接近，均在25篇以下。从四份报纸女性农民工报道量的历年分布可以看出，2000年以来，女性农民工议题的重要性经历了高峰过后逐渐下降并趋于平稳的动态变化。21世纪初，国务院连续发布了一系列与农民工议题相关的行政指导性文件，新闻报道数量的变化与最高层领导采取一系列政策行动直接相关。宏观政策因素对大众媒体女性农民工议题设置的影响依然明显。

分析四份报纸2000—2019年女性农民工报道在农民工新闻总体中的比例可知，近20年《南方日报》和《南京日报》女性农民工报道占比分别为10.41%、5.46%，《南方都市报》和《扬子晚报》相关报道在所有农民工新闻中占比分别为20.55%、10.78%。较之农民工议题整体，国内主流报纸对女性农民工群体的关注度相对偏低。相较于党政机关报，都市报对女性农民工议题更感兴趣。

//2.新闻主体形象呈现

从女性主体性视角来看行为形象，可将不同的女性农民工行为形象归为三类，即受动者（受苦受难者、被关爱者）、施动者（能人为善者、主动维权者和行为失范者）与其他。就女性农民工行为形象而言，2485篇新闻样本中受苦受难者数量最多，占比39.36%，其次是能人为善者，占比22.54%，而受苦受难者和被关爱者所占比例之和高达61.09%。女性农民工多被塑造为被伤害、被同情的受动者，传递着男性视角的权威和城市市民的优越感。自主能动性突出的施动者仅以次要行为形象出现，部分新闻文本描绘了农民工群体中追求进步的标兵模范式人物，如“从建筑工地小工到集团中转大户”、“从饭店勤杂工到农家乐山庄老板”、“因创作成名的育儿嫂范雨素”等。

从新闻主体价值形象来看，新闻报道中女性农民工正面、负面和中立的价值形象均有涉及。虽然呈现最多的是负面形象（923篇，37.14%），但三者数量较为接近，整体上四份报纸对女性农民工的价值判断无明显偏向。价值形象数量上的相对持平一定程度上了显现女性农民工媒体形象建构的客观性。然而，结合对新闻报道的文本分析，诸多细节却难以体现其平衡的价值判断。主流报纸从职业、家庭、情感等方面建构女性农民工形象时有侧重性的使用了特定词汇，用词虽褒贬不一，但整体上呈现出女性农民工群体的刻板化性别角色和弱势地位。如在学习工作层面多展示女性农民工为了脱离贫困、贴补家庭或改变命运做出的努力和牺牲，对家庭的责任是女性农民工进城的一大动力。在家庭和情感层面多描述对儿女的母职、对父母的孝道、对婚姻的渴望与忠贞、对爱情的盲目与冲动，女性农民工的“感性”展露无遗。从社会处境来看，多数女性农民工在经受不公正待遇时忍气吞声、胆小怕事，而自我保护意识和法制观念的缺失又加重了这种悲惨遭遇。媒体通常将受苦受难原因归结于女性农民工自身的负面因素。

比较两类不同属性报纸可知，《南方日报》和《南京日报》呈现最多的是作为被关爱者的女性农民工（34.42%、35.71%），最少被提及的是行为失范者形象（1.43%、0.79%）。而《南方都市报》和《扬子晚报》呈现最多的女性农民工形象是受苦受难者，所占比例近五成（46.68%、46.24%），其中性侵害的受害者出现最多。两份都市报的被关爱者、行为失范者和能人为善者三种形象的报道数量较为接近。此外，从两类报纸的女性农民工价值形象看，《南方日报》和《南京日报》以正面形象为主（45.06%、44.44%）。《南方都市报》和《扬子晚报》则是负面形象所占比例最多（49.29%、48.56%）。通过列联表分析和卡方检验发现，类属于党政机关报和都市报的四份报纸在女性农民工行为形象和价值形象建构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df=9,p<0.001；df=6,p<0.01）。

//3.新闻结构框架分析

如表4所示，在报道主题维度，2485篇女性农民工报道中以“暴露问题框架”作为主题框架的新闻最多（1141篇，45.92%），这部分报道主要包括女性农民工遭遇各类权益侵害或自身行为失范等。报纸将问题的产生归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发展衍生而来的风险因素，如《义乌地下工厂黑心棉造卫生巾》（《南京日报》，2004年7月18日）等；二是女性农民工自身存在的不足，如《胆怯无知打工妹 受辱不报吞苦果》（《扬子晚报》，2001年6月4日）等。以“社会关怀框架”展开的报道有594篇，占比处于第二位23.9％，多是体现社会各界对女性农民工群体的同情与关怀。“政策导向框架”比例为15.77%，“个体励志框架”的报道占比为12.56%。在立场框架维度，整体上看以农民工自身视角展开的新闻报道最多，共计1613篇，比例达64.91％。其次是基于政府的立场和视角的报道，多描述和肯定政府围绕女性农民工议题的政策举措和行为（418篇，16.82%）。从企业和市民角度出发的新闻报道共同占比18.27%。

列联表分析和卡方检验显示，类属于党政机关报和都市报的四份报纸在女性农民工新闻“主题框架”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df=8，p<0.01）。党政机关报《南方日报》和《南京日报》更常采用“社会关怀框架”（31.17%、31.75%）和“政策导向框架”（29.74%、29.37%），女性农民工成为社会各界帮助和政府部门扶持的对象，如《劳动部门出谋划策，杨同英创业梦想受到关注》（《南京日报》，2002年12月24日）。都市报《南方都市报》和《扬子晚报》则以“暴露问题框架”居多（60.38%、60.69%），侧重描述女性农民工自身缺陷、弱势处境、权益受损等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同时，不同属性报纸在“立场框架”方面的差异显著（df=7，p<0.001）。

研究结论与讨论

//1.“低度再现”与“主体性缺失”的形象

研究通过对四份不同属性报纸2485篇新闻报道的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呈现传统媒体建构女性农民工形象的特征及话语策略。研究表明：2000年以来女性农民工议题的新闻数量在21世纪初达到高峰后逐渐下降，2012年之后趋于平缓。政策环境对媒体关注度的影响较为明显。女性农民工在大众媒体新闻中并未缺席，但较之农民工整体，主流报纸对女性农民工群体“低度再现”，并未给予足够的注意力。在新闻文本生产过程中势必包含一系列的选择，首先面对的选择即是存在（presences）还是缺席（absences）。费尔克拉夫和梵·迪克都曾指出：哪些人或事应该现身存在，还是消失，固然是文本生产者当下的选择，却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操作。

就女性农民工媒体形象建构而言，四份报纸对女性农民工行为形象的再现较集中于两个“形象群”：“受苦受难者”和“能人为善者”。尽管女性农民工中不乏努力寻求自我发展的主观能动者，但总体上被伤害、被关爱的受动者形象依然比例最高。从价值形象的分布来看，尽管负面形象略多一些，但三类价值形象占比基本相当。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媒体价值取向的相对客观与平衡，较之早年过度呈现负面色彩的“贴标签”和“污名化”报道有所变化。结合文本分析可以发现，四份报纸在建构女性农民工形象时总体上较多地采用“受难＋负面”的混合叙事，叙事的主角是女性农民工，故事情节是遭受磨难与侵害，共同构成情感化表达。受难叙事具有强大的道德感召力和情感渲染力，在一定程度上能激发社会公众对女性农民工的同情，对促进女性农民工群体获得城市社会的理解和认可具有积极意义。但这种混合叙事中女性农民工被塑造为缺乏主观能动性和合法维权意识的受苦受难者，从一个侧面消减了纯粹受难叙事可能产生的社会同情，拉开了女性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理解距离，弱化其情感动员效果。大众媒体倾向于以“刻板化”的惯性认知方式，借助男权文化和城市主流价值观的象征性符号将女性农民工定义为同情和审视的对象。这一新闻文本生产与结构性的社会性别歧视共同作用，使女性农民工无法跳脱出“主体性缺失”的媒体形象。正如斯图亚特·霍尔所言：新闻所运用的特定叙事根据人群角色定位的不同而安排，而这种角色安排往往对应着特定的“再现”方式，并产制某种特定的形象。

//2.“结构性弱势”的媒体建构

话语生产远不是个体的产品，它同时是一个组织以及政治经济的产物。将女性农民工议题话语生产置于受多种力量制约的“新闻场”中考察，结合四份不同属性报纸女性农民工新闻报道的比较分析，可以解读新闻文本生产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可能关联。统计分析显示党政机关报和都市报在女性农民工媒体形象和新闻结构框架层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南方日报》《南京日报》描绘最多的女性农民工是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政府部门关怀的群体，以正面形象为主；《南方都市报》和《扬子晚报》笔下的女性农民工则处境堪忧常以受苦受难者身份出现，负面形象居多。在新闻结构框架上，党政机关报侧重以“社会关怀框架”和“政策导向框架”展示社会温情和政府施政能力，都市报更倾向采用“暴露问题框架”来描述女性农民工迥乎常规的行为或境遇。同时，党政机关报以政府本位和企业本位为立场报道略多于都市报。

这一差异与不同属性媒体的新闻生产常规及其实践中的制约因素有关，透视出大众媒体所处的社会结构对新闻话语实践的影响。党政机关报倾向于从政府立场看待女性农民工议题，较集中叙述“政府-女性农民工”这一对关系，以“社会关怀框架”和“政策导向框架”的正面报道居多，侧重突出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都市报作为市场指向型媒体，获取目标读者注意力并将其转化为广告效益是主要的市场竞争策略。都市报将城市市民视为目标读者，多以展现女性农民工陌生化境遇的“暴露问题框架”来迎合市民趣味，而少量“社会关怀框架”和“个体励志框架”的运用则与之形成平衡。由此可见，围绕女性农民工议题的新闻话语实践不仅是新闻生产者的个体选择, 而且是处于社会结构中“媒体组织”的选择和行为。文本是大众媒体进行话语生产的载体，结构是形塑文本的重要根源，文本则使结构得以显现。不同属性报纸在女性农民工新闻报道中有所侧重地选择了两种差异的框架进行文本生产，这一框架对立或争夺彰显着政治权力与市场资本之间的张力。加之社会结构对女性农民工现实处境的影响，大众媒体对女性农民工的形象建构难以避免地陷入“结构性弱势”的困局。

//3.从媒体形象塑造到身份认同

诺曼·费尔克拉夫指出:“话语与社会结构存在一种辩证关系，一方面话语被社会结构所构成，并受到其限制；另一方面话语又在身份、关系和观念层面发挥社会建构作用。”基于女性农民工议题的新闻话语实践，新闻文本作为一种文化资本介入社会分层实践，可成为身份建构的一部分。传统媒体笔下的女性农民工依然是城乡流动之间的“边缘人”，“主体性缺失”的个体经验向群体特征泛化，并逐渐凝固为对女性农民工群体刻板的印象。大众媒体在建构女性农民工形象的同时也在形塑“社会意见”，媒体形象影响着社会公众对这一群体的认知和态度，并构成了女性农民工的社会身份。同时，面对“我是谁”、“我是怎样的”的问题，社会生活经验重建的考验、“显著性他者”（significant others）的影响让女性农民工难免陷入身份的焦虑。就自我身份认同而言，大众媒体的形象建构也将作用于女性农民工的自我身份建构。女性农民工不单纯是相对弱势的劳动力群体，而是一个有多元利益诉求的社会群体，应赋予她们更多自我言说的机会。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生命际遇应该有多样化、多视角的表述。

从“盲流”、“打工妹”到“女性农民工”，社会对这一群体称谓的变化也反映出其在城市化进程中流动的状态。本文仍使用“女性农民工”指代农村户籍在城镇异地就业的女性人群，有学者批判性地指出这一命名本身就是权力的控制，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对所命名的称谓发挥了合法化的功能。因研究条件所限，笔者尽管对党政机关报和都市报的女性农民工报道进行了比较研究，但作为个案研究做出上述推论仍需保持足够的谨慎。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扩大媒体样本的种类和数量，积累更广泛和多样观察来解析大众媒体与女性农民工群体的关系。本文聚焦于主流报纸新闻如何建构女性农民工形象，是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未来的研究可从新闻社会学路径出发，考察女性农民工议题如何在新闻机构中被生产出来。

文章摘编自《当代女性农民工媒体形象的变迁》，作者：邓倩，罗敏。原文载于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城乡社会】栏目，有删节。免费下载全文请点击下方“阅读原文”。

作者简介：邓倩（1987—），女，湖南衡阳人，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社会学。E-mail:[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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