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2年第五期录用文章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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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稿

村庄主体差异对乡村振兴效用感知的影响

赵德余,代岭 

摘 要：实证研究证明了在利益关系和认同感的影响下，村民身份不同，村民对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的效用感知也不同，且在影响因素方面也存在差异。村干部更加关注与自身职责和政绩相关的因素，村民更关注与家庭发展和生活环境的相关因素。但总的来说，产业与就业、环境风貌、文化活动与社区安全是所有村庄成员都关心的内容，体现了乡村振兴中物质文明、生态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的重要性，展现了产业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的成果。而乡贤与创业代表的人才振兴、村干部与集体事务代表的组织振兴相对影响不够显著。

农业可持续发展

务工与电商：乡村“数字化家计”的形成 

夏当英,辛昌泽

摘 要：在乡村向城市的人口转移中，乡村家庭主要体现为离散型家庭结构，并形成了“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返乡创业，乡村出现扎根型家庭结构，在家计上主要为就近务工或经商模式。国家助力“数字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和小农家计的转变带来新的契机，基于电商业的数字化家计模式逐渐兴起。数字化家计主要以有丰富务工经验的返乡创业青壮年为主导，其初步成功得益于国家政策、亲代奉献及各种社会强弱关系的作用。在一些不发达地区，数字化家计尚在起步阶段，农户如能够合理运用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务工经验，并且相关制度能够切实落地与嵌入得当，数字化家计将对优化家庭和村庄结构有着积极的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分析

覃朝晖，潘昱辰

摘 要：在测度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利用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其促进效应为10.4%；门槛效应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正向边际效应溢出”趋势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溢出强度具有空间异质性特征，在区域上呈现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特征，但相比东北和华北地区，西北地区对数字普惠金融所带来的乡村产业溢出红利更为敏感；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区划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增进效能呈“N”字型布局。 

农民问题

“制度-话语”视角下

农业转移人口的治理变迁

李庆瑞

摘 要：基于“制度-话语”研究视角，对1949—2021年农业转移人口的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考察不同制度情境下政策话语转化为治理实践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受不同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农业转移人口政策经历了巩固政权的政治主导逻辑、发展经济的市场逻辑以及共享改革成果的社会逻辑的演变历程。政策制定者的情境认知与官方传媒和大众知识结合，建构了农业转移人口“非法流动者”“农民工”“新市民”的社会身份，并在社会实践中具体化为与之对应的城乡分治、城乡二元以及城乡一体的制度安排，与嵌入其中的政府治理行为共同促成农业转移人口严格管制、规范化管理以及包容性治理的历时性治理变迁。

中国农民集中居住政策演进特征

胡东淼，李武呈

摘 要：农民集中居住政策基于地区差异性带来的复杂社会影响而处于持续修订和演变进程之中。采用量化内容分析方法，以2004—2021年间国家及地方政府出台的326份农民集中居住政策文献为数据研究样本，在对政策强度及政策数量分析基础上进行了政策的阶段划分，进而对各阶段政策态度变化、政策主题构成和政策区域分布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最终在政策演变规律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形成了对政策过程和政策内容的本质性概括和总体性认识。 

村民参与村治的行动逻辑及关系结构困境

刘津

摘要：在实地调查中发现，村民参与村治事务不足并同时存在积极与消极两种矛盾性的行动态度。分析认为，村民两种矛盾性的行动态度其实遵循统一的行动逻辑：利益最大化逻辑、合法性逻辑和道义性逻辑。这三种逻辑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作用下使得村民与村治组织之间形成了“强管理-弱互动”的关系结构。这种呈锁定状态的关系结构不利于农村治理制度的建设、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以及村民对基层治理组织信任的维系，也导致村民在村治当中的参与不足。为破解困境，需要从村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保障村民合法财产和相关利益，用发展的眼光持续地推进农村治理方面的改革。 

经济与管理

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的粮食增产效应

胡新艳，戴明宏

摘 要：基于中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分区域推进的准实验条件，利用2006—2017年30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粮食总产量的影响。结果显示：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对粮食增产有显著的积极效应，但影响效应具有滞后性，直到政策规范实施后的2013年才出现。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政策实施的粮食增产效应是在未挤占经济作物播种面积的条件下，通过激励农户提升粮食复种指数，扩大粮食播种面积而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耕地适度规模经营有助于发挥政策的粮食增产效应，且在农地流转率、劳动力转移率及机械化水平更高的地区有更好的政策表现。 

基于农户生计脆弱性视角的防返贫应对策略

张永丽,陈建仲

摘 要：以农户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为研究目标，基于生计脆弱性分析框架，使用甘肃2016和2021年两期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户在脱贫前后生计资本、暴露风险与生计脆弱性的变化。就农户的生计资本来看，在精准扶贫后有了较大变化，特别是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等维度的提升幅度较大，贫困户的生计资本增长幅度高于非贫困户，二者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就农户的风险暴露来看，健康风险和自然风险有所下降，但市场风险和突发事件有所上升；就农户的生计脆弱性程度来看，绝大部分农户处于较低脆弱性位次，但有近8.43%的农户脆弱性程度比较高，属于易返贫人群，应高度关注、及时预警，并制定一系列精准应对措施。 

信贷支持对农户农业创业的影响

刘聪， 钱龙

摘 要：基于2020年中国土地调查（CLES）农户问卷数据，实证分析信贷支持对农户农业创业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获取信贷支持会显著提升农户从事农业创业的概率，且该结论在工具变量、替换变量和稀有事件模型等检验下依然稳健成立；相比老一代和低教育水平农户，信贷支持会更加显著地促进年轻代和中高教育水平农户从事农业创业。从影响机制看，信贷支持通过扩大经营面积、提高机械化水平和获取技术优势来促进农业创业。进一步讨论发现，银行信贷和民间信贷等不同信贷渠道均能有效促进农业创业，且信贷支持也能显著提升农业创业绩效。

城乡社会

互惠共生：政府与农民互构式治理机制

孔令英，陈思羽

摘 要：政府与农民的互构式治理意味着乡村治理现代化和长期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实现，需要“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与“自下而上”的农民参与双轨道有效耦合。研究以社会互构论为认知范式，以“互惠共生”关系为视角，以红岩村“村民议事会”作为案例，政府和农民的互构式治理过程呈现“强政府-强农民”的良性互构模式，以此化解乡村治理困境、创新基层民主治理，通过互构主体、互构动力、互构方式、互构域四个要素相互作用以达到互构式治理机制运行最佳效能。未来互构式治理机制的优化路径，需要坚持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实现赋权增能、强化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互动、加强文化和情感建设。 

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

影响及其门槛效应

祝志勇，刘畅畅

摘 要： 遵循大国经济发展的规律，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基础设施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并对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且可以通过助力农业增收和提高非农收入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地区异质性分析表明，南方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优于北方地区。此外，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基于人力资本、交通基础设施、城镇化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跨过门槛值后，数字基础设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更为显著。因此，加快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乡公共服务资源数字化供给和网络化服务均等化，形成以城带乡、共建共享的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格局，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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