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总条贯终成魁奇 笑尽闲花随处可居—记著名学者王贵忱

春日的羊城，红棉似火。此刻，珠江之北高在30楼之上的“可居室”，一位睿智的老人，正安静地端坐在那扇120度带拐弯的窗前，悠闲地看着外面这个美丽的世界。

这位老人就是被著名藏书家潘景郑称为“魁奇之士”的当代著名学者王贵忱先生。这位文化界硕学通儒、识达古今的“通学”之士，既是收藏家、文献学家、书法家、金石学家，也是古钱币学家、文艺评论家……治学范围包括历史学、钱币学、文献学以及金石书画等诸多领域，尤于广东地方文献的保护与研究着力甚多，著述宏富。

他所编著和参与整理《曾国藩未刊书札》、《张荫恒戊戌日记手稿》《先秦货币文编》《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屈大均全集》《廖燕全集》《中国钱币文献丛书》《可居丛稿》《可居室藏钱币文献图录》等书籍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中华书局1999年6月编印出版《文献家通考》，记载了明朝以来的1525位文献家，如今唯一健在的只有王贵忱先生了。

生我辽东　毓我岭南

记得第一次拜访贵老先生是十年前一个晴朗的日子。那时贵老身子很硬朗，还能连续打上几个通宵的麻将。他热情地招呼大家坐下之后，首先便一一询问来访者是哪里人。

“我是潮州人。”

“我也是潮州人呀（潮汕女婿）。潮州好地方，文脉绵长，有韩愈。”

后来又陆陆续续拜访过几次贵老，才知道实际上他是一位铁骨铮铮的东北汉子。贵老喜欢自称“粤人”，不少文章发表的时候都以此署名，生活上也以粤人自居，对广东的一草一木都怀有深情。

但在他的心底,故土情结还是非常深重，所以总要问及访客籍贯和故乡。他有一枚印章中，刻着“生我辽东，毓我岭南”，形象地概括了其跌宕起伏的人生。

少年的他出生在辽宁铁岭。因为父亲去世、母亲改嫁，王贵忱是外婆带大的。在这个穷困地区，住着张学良的同学、铁岭有名的知识分子张日宣，因见王贵忱老是跑到家里来蹭课，就索性让这个孩子住了过来。

后在友人杨连地的帮助下，张日宣将王贵忱送进了县城的南关小学，两位热心的先生还承担了四年的学费。念完初小，时局艰困，王贵忱不可避免地失学了。但他想尽办法找来那个年代铁岭城所有能够找到的书籍。

他读安徒生童话、周作人、叶圣陶、夏丏尊等人的作品，也读《红楼梦》《浮士 31 47073 31 14985 0 0 3411 0 0:00:13 0:00:04 0:00:09 3411》《少年维特之烦恼》，，练成了好读书，喜文史，求知上进的“童子功”。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为了谋生，失学后的王贵忱进入碾米厂打工挣钱。

7岁那年听说有部队在铁岭招人，他赶紧去报了名。一日三餐得以顺利解决，又穿上了威武的八路军军装，他高兴地把“军人家属证”寄给了最亲的外婆。

这是王贵忱人生的重要转折。从此，他离开了生他养他的铁岭，开启了南征北战的生活。那时候部队的新兵绝大多数是文盲，王贵忱的文化修养在军营显得难能可贵，先是当警卫员兼文书，先接电话、管文件、后管钱管档案，后来调去政治部工作。

他在部队里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战争炮火风雨血火的洗礼，也挺过了鼠疫、疟疾两次危急生命大病之坎，1949年10月，广州解放，21岁的他随解放军从从北国来到南疆，从此在岭南扎下了根。

初抵羊城，周遭的许多事物对于这个北方小伙来说，都是新鲜而陌生的。或许是心里对这个地方强烈的好奇，是从小熏陶出来的对传统文化的敬畏和热爱，是恩师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影响。

“行路难提四两”的王贵忱除了简单的行李，还带着几十本厚薄不一的宝贝书籍。驻扎下来后，王贵忱有点小钱就去淘古书。也合该有缘，他到广州后读的第一本书，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诗人屈大均所著的《广东新语》。

“我真正的读书生涯始于广东，我对广东的一草一木都怀有深情。《广东新语》包括天文地理、海洋陆地、风俗文化等等，我慢慢从中熟悉、了解广东。”据他多年后回忆，他最初拿到的《广东新语》是民国年间的版本，后来就下工夫去古籍书店寻觅更好的版本。

从此，古味浓郁的文德路，成了他淘宝的“圣地”。人们经常见到一个军绿裤白衬衫的年轻人在那边一转悠就是一整天。以至于对广州之外的粤北南雄、古城惠州、潮州等地，他也生出许多向往。

多年以后，他还不忘强调自己是“文德路大学”的毕业生，并请著名金石家黄文宽刻一枚印章“文德路大学肄业”，黄文宽改刻“岭海大学肄业”。后来一所老人大学用了这个名字，于是这枚印章只能闲置了。

1952年，上级发来了转业的命令。因为对潮州古文化有兴趣，王贵忱要求分配去潮汕，来到了汕头交通银行。

“小时候我读过韩愈的《祭鳄鱼文》《祭十二郎文》《师说》等，印象很深，想到他施教处做个小官。”

在汕头，王贵忱本着“国家有史，地方有志”的信念，所到之处，都去寻找地方志，寻找传统文化的根基。1957年，即将跨入而立之年的王贵忱，回到了花城广州。从此，他的下半生紧紧地与这座伟大的城市联系了起来。

在这里，他曾被错划为第一批“右派”，遭遇了文革的冲击，盛年时坐了21年的冷板凳，性子不可谓不耿介。在这里，他立下了一心一意做学问的志向，徜徉于书海，广交才俊，请益师友，独辟蹊径，探究收藏、钱币、古籍、书法诸事，成为当代岭南文史学界不可多得的一位通才式人物。他先后得以拜周叔弢先生、潘景郑先生为师。

潘景郑赠王贵忱《雨中花》词并跋

他与周作人、黄苗子、李可染、谢稚柳、启功多年保持联系，与王世襄互称“年兄年弟”，与广东的吴三立、卢子枢、廖冰兄、赖少其、黎雄才、王肇民、刘逸生、王越等高人雅士，一直保持亦师亦友的关系。

在一个电子通信并不发达的年代，他们交往的点滴倾注于书信，留下了一段段佳话。“弢翁是我习为版本之学的启蒙业师，景郑师则是目录学的引路人；戴葆庭师是著名的钱币学家，我曾得到他的言传指授，始得略知古钱学门径；容庚、于省吾、商承祚三位先生，是我长期请益的导师。”

贵老满怀深情地怀念着与诸位大家的交往和情谊，悉心将与他们书信来往整理成册，《谢稚柳先生书简》、《李可染先生书简》等十多位名家的书信集均由他自己亲自装订印刷而成。

与容庚商承祚交往最深，也最难忘。商承祚说他字写得好，当他是老弟。《岭南书艺》办刊时，王贵忱当时年纪最小，但容庚、商承祚、黄文宽知道他比较用功，让他做主编。

当时商量办刊宗旨时，王贵忱立志一定要办一部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杂志，因为历史上近200年广东在全国书法界、文艺界都是领先的（只是对外宣传不够）。他到容老、商老、黄老家里搜罗资料，他们都特别支持。商老所藏的祝枝山早期的手卷《荔枝赋》便用来压轴了。

所以第一期的《岭南书艺》起点便非常高，内容都是好东西。即便在特殊时期，他们的情谊也没有中断过。“当时我收藏钱币古籍较珍贵的版本是明刻本洪遵《泉志》，1959年商承祚先生在这套书上题跋，当时我已是遭贬谪之身（指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期间），老人家不怕牵连的高谊，没齿难忘。后来，我还陆续收了几种版本的《泉志》，其中有一套是容庚先生给我的。在多年的集藏钱币谱录的过程中，得到于省吾、容庚、商承祚、戴葆庭、罗伯昭、骆泽民、潘景邓、黄文宽、启功、朱活、马定祥、马国权、裘锡圭等先生的鼎力相助，或赠珍贵钱币谱录，或送古币拓本。”

由于长期扎根岭南，以古代岭南名人为研究对象，立项出书的想法渐渐形成。他所研究的对象，如屈大均、廖燕、张荫桓等，都是广东人。

1985年，在吴南生的主持下，王贵忱、杨越、岑桑等人编辑出版了《明本潮州戏文五种》，收入了两种没有发表过的潮州出土明钞本和三种流传于国外的明刊本，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是中国戏曲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也填补了潮剧史籍的空白。

而最值得一提的是《广州市志》和《广州大典》。参与主持编撰广州市志，工作量之大外人难以想象。1986年，时任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的王贵忱调到广州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任副主任兼办公室负责人。

当时，广州志失修已有一百余年，要拾起此任务非常困难。王贵忱一方面着手组建班子、培训工作人员，创立规则，另一方面还要到处搜集资料，因为修志要有依据，不能凭空想象。

那时，从各个县市抽调了八十多人组成修志班子，市志如何布局、涵盖哪个年代、体例、分类、纲目如何罗列、收集哪些资料……，王贵忱亲自为他们上课培训。

而主修《广州大典》那一年，王先生已经78岁了，比起当年的阮元和张之洞，也许真没有赶上最好的年华，但他并没有推掉广东地区这部“四库全书”的顾问工作。从广州史料、穗人著述和广版丛书中选辑、整理包含经史子集丛等3000多种历史文献，最早追溯到东汉，下限至1949年，把上下五千年的广州文献都梳理一遍。

这是继清光绪十三年张之洞主持《广雅丛书》的修纂之后，广州文化史上的又一件大事。老先生戏称，自己“食粤谷五十年”，无以为报，唯有在地方文献上做了些工作。因为注重广东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时至今日广东乡邦文献蔚为大观，贵老功不可没！

兼总条贯　终成魁奇

作为严谨的学者，贵老注重系统收藏，将藏品作为学术研究的资料，并提供给后辈研究之用，有别于单纯以鉴赏或投资为目的的收藏者，是而今收藏界中仍能保有“古风”的收藏家。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从军队转业到银行系统工作，恩师周叔弢先生提醒他，在银行工作应该研究货币史，从那时起，王贵忱就开始有意识地收集钱币及钱币文献，进行古泉学研究。

作为首任经理，他一边抓银行业务，一边通过历史研究，就近进入了钱币学的领域。“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从事这一行就立足于此，平时忙得很，空闲了才收集钱币，一开始什么也不懂，后来经验就丰富了。”

从器物形态到货币流通，王贵忱沉浸其中，不亦乐乎。半个多世纪的持续收藏，让王贵忱成为当代收藏钱币文献最多的人之一，除了明刻本宋洪遵《泉志》外，还有明正德本元马端临《钱币考》、明欣赏本宋李清照《打马图经》等善本孤本。

而这些珍藏，都已捐献成为中国钱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供社会研究与使用。由收藏带学问，王贵忱在钱币学方面的研究蔚成大家，代表作有《中国钱币文献丛书》《中国钱币大辞典·泉人著述编》等等。

中国钱币学会评定的“金泉奖”是泉界最高学术成果奖，在已经评定的四届金泉奖中，王贵忱获得四连冠五项奖，如此殊荣，目前泉学界仅此一人。

与一般以鉴赏或投资为目的的收藏者不同，王老重视藏品的系统性与研究性，并将收藏用于学术上的研究。

王老曾公开表示：“我做学问看重两点，第一是注重原始资料，第二是注重核实资料。这些与收藏都有很大的关系。” 他自述自己的治学方法：“事先根据自己占有的资料判断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吃透最重要的文献才开始写文章。”

几乎他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这种治学方法的产物。90年代初期发表的《从古代中外货币交流探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一文，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在该文中，贵老根据广东出土的三批波斯萨珊朝银币的特征，结合大量文献材料，论证了岭南地区从南朝至唐代期间曾是外国金银币的流通使用区域。

而在此之前，广东文博界普遍只认识到这些外国货币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遗物，而未能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即使是一些简短的考证文章如《袁崇焕画像及轶事纪闻》等，也都是在搜集大量文献资料，结合新发现的实物而写成的。

这些文章，充分展示了贵老对文献的娴熟使用和对新发现实物的研究价值的敏感认识。与此相应地，贵老尤其注重孤证不立、阙疑存异，务求在得出每个结论时都有充分的理据作支持。

贵老的这种治学方法，明显受到清代考据学的影响。除此之外，贵老在做学问时还坚持不攘人之美，采书悉仍原文、注明出处等原则，这些也都是从考据学继承下来的优良学风。

在广州钱币学会《钱币纵横》第二期重载了贵老《张之洞创办广东钱局考略》时，编者由衷地说：“多年来，王老先生仍数度重校增补资料，与博识之士研讨推敲，字斟句酌完善论文，谦虚严谨的治学风尚实乃泉界后学之榜样。”

 除了清史宋史，王贵忱对先秦的小金石、货币文字、印玺等也颇有研究，著作不少。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和商承祚合作的《先秦货币文编》，这是中国第一部货币文字学著作。当时王贵忱30岁不到。

贵老治学的第二个特点是：就是收藏为研究服务，重视藏品的研究价值。

他的“言必有本，无征不信”治学原则，成功掀起重新审定张萌桓、曾国藩、张之洞、廖燕等人历史地位的热潮。他出版的两本重要著作《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和《曾国藩未刊书札》就是根据其藏品整理而成的。

为了更好地支持其研究，他在收集时尤其注重藏品的系列性。他从事收藏活动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其学术研究提供基本的实物资料。

例如，为了研究清代金石学，几乎每个稍有名气的清代金石学家的书札他都有收藏；为了研究龚自珍，他收集到的龚自珍的著作版本在当今是最为齐全的，其中的《定庵先生年谱》是龚自珍的第一个年谱的唯一木刻本，而且是用洋红印成的样本，堪称孤本。

为了研究古钱币，他收藏的中国钱币文献几乎涵盖了目前已知的钱币学著作，被认为是我国目前最完整的一份钱币学著作专藏，其学术价值、文献价值不可估量；他所集藏的罗振玉的遗墨也是最具规模的。

如《曾国藩未刊书札》是李瀚章编辑《曾文正公全集》时抽出未刊的信札藏件，是他用自己珍藏的徐悲鸿手卷从文物书店换回来的。他参与出版《廖燕全集》，书里收录的那幅《山居诗草书手卷》是廖燕传世仅见的真迹。

《曾国藩未刊书札》

当年，王贵忱用李可染、吴作人、谢稚柳等名家的8张画，与卢子枢将它换回。

贵老治学的第三个特点是：独辟蹊径。他涉猎和研究的范围与角度往往与众不同，能够在不少领域开风气之先。

50年代被打成右派之后，贵老不甘荒废光阴，因此便以过去得到的一批早期东西方火花藏品为基础，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文献，于1962年撰写出《中国早期火柴工业及其商标》。该书被视为最早的中国火柴工业史著作，虽然只有几万字，但却涉及到早期中国火柴工业方方面面的问题，甚至已经留意到“一盒火柴的文物价值”问题，这在当时是很有前瞻性的。

张筱先生在1994年的重印说明中中肯评述道：“时隔三十余年，这本小册子并非如编著者在‘编后记’中称之谓‘不成器的东西’。

相反，经过时间检验，及在这几十年中，被发现出来的古花为资料所证实，所选辑之文字，均有详实的依据，具有相当的文史价值。”而他和欧初先生主编《屈大均全集》则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

《屈大均全集》

“广东人靠文物起家，是从屈大均开始的。屈大均在全国都是第一流人物，学问高深，文字难懂，但是广东没人研究他，我就来研究，最后出了八本《屈大均全集》。”

近年来，贵老对龚定庵著作早期版本的研究、对戊戌重臣张荫桓的研究等，在学术界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对一些前人已有研究的问题，诸如对《水浒叶子》、三孔币等的研究，贵老则能在广泛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新资料提出新观点，从而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作为学者，王贵忱先生注重学术研究，与市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注重与后辈们的交流，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收藏市场中的后辈们，都尊敬地恭称他为“贵老”、“王贵老”。

古玺印研究专家叶其峰先生曾充满敬意地说：“这位老先生，把做学问当成一种生活方式了。”

静听闲花　随处可居　

他的书房，是世襄先生手迹“可居室”。1957年“反右”运动王老被划成“右派”，后来被降了四级，开除党籍。

因为他不低头，不认罪，不肯签字，所以被批斗得很厉害。顶了21年，最后才落实了政策。

当时专题是没法做了，就看一点地方史，做一些考据工作。写了文章在国内也不能发，就用文言文写，以“可居”的名字投去香港《大公报》、《文汇报》，他们连载了三十多篇。

后来香港出了一本《紫石凝英——历代端砚艺术》，后面的参考文献中提到这一组文章，署的还是“可居”这个名字。 “随处可居，敬业不已”，落难时四平方米的房子“可居”，今天的两进套间也“可居”。“可居”的主人实在是个耐得住寂寞，并在寂寞中怡然自乐的人。

他喜欢亲手装订，别人说要帮忙，他说不用，这是他的乐趣，也是一种休息的好方法。先生是极谦虚的。

著作等身，他说是“糊里糊涂”，版本、钱币之学卓然成家也只说“薄有贡献”，唯独“手订线装书”一项当仁不让，自称“广州第二”，言下之意是“无人敢认第一”，乃调侃之词，王先生一脸孩童般的喜色。

印完内页之后抱回家，瓷青纸做封面，棉线装订，两条细线拉得又平又直，中间从不交错；然后是裁边，再贴上书签，盖上小印，每一样都是细慢工夫。

他说自己“好玩儿”。他遍收古书杂项。他藏品中有拓片，有碑拓、钱币、古砚、铜镜、汉画像砖……甚至臂搁。

拓片是用宣纸贴在器物表现，用墨拓印来记录花纹和文字的方式，除了用于记录之外，更可让日晒雨淋后模糊不清的纹样脱去视觉干扰，更清晰地显示出来，是金石学家研究的重要方法，后来也成为文人雅士喜爱的藏品。

贵老的藏品中，不少在世上绝无仅有。据考究，王老收藏的一枚西班牙“双柱”银元，应该是国内发现的最早在中国流通的外国钱币，极为珍稀。另外，王老专题研究越南钱币，多年来也收藏了不少难得一见的珍品，这些珍品连最大型的拍卖会上也未必可见。

捐献钱币文献的证书

如开泰元宝背“陈”(即钱币背后有“陈”字印记)、陈公新宝等。王老甚为中意的还有一枚陈元通宝背“七”，王老曾表示：“至今可寻的只有两枚，其中一枚就在我的手上。”另一枚据闻曾出现在拍卖会上，成交价是6万多元。

但是他“藏而不私”。他的收藏品从不保密，而是将其作为资料公开给身边的后辈使用，或者在经过透彻的研究后就捐赠给馆藏机构。先生捐出去很多善本书，例如明嘉靖版白绵纸刻本的《韵谱》和《七修类稿》和一些稀见的龚自珍版本，都捐给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和广州图书馆。

他的捐赠清单中，最早的一张是1963年的，当时已被划为右派、遭受降级处理的贵老买到上半部明版《周易程朱传义》，而他得知中山图书馆正好藏有这套书的下半部时，他毅然将这半部书捐给中山馆，以成完璧。

另一张是1982年把一批清代学者蓝鼎元的著作捐给汕头市图书馆的。还有一张是1989年的，他把包括袁崇焕画像在内的一批袁崇焕史料捐赠给东莞市政府。

除此之外，他还于1990年将他精心保存的三百余片带有文字的南越残瓦捐献给广东省博物馆。他已提出将所珍藏的一系列龚自珍著作版本捐给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在1999年底将数百种、600多册历代钱币学著作捐赠给中国钱币博物馆。

当时的馆长戴志强先生说：这批藏书将成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批藏品，花费贵老近半个世纪的心血和巨大的财力。光是一本清代的《钱币刍言》，他从50年代搜求到1998年才如愿以偿；清季出版的几本小册子，便换去一幅唐云的绘画，外加几千元人民币。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一方面是对藏品的精心呵护和痴迷，另一方面，贵老却如此大方，从不藏私。收得如此辛苦，却捐得如此痛快。他说，其实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再完备的收藏也敌不过时间，历史上藏书家的私人藏书最后大多散失无存就是一个教训。

只有化公为私，将这些东西交给国家、社会，才能充分保证这个专藏的完整性。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我的收藏是为研究服务的，藏品能够为更多的学人所利用，我很高兴。

他与王世襄互称“年兄年弟”，与周作人、黄苗子、李可染、谢稚柳、启功多年保持联系，与广东的吴三立、卢子枢、廖冰兄、赖少其、黎雄才、王肇民、刘逸生、王越等高人雅士，一直保持亦师亦友的关系。

周叔弢致王贵忱信

在一个电子通信并不发达的年代，他们交往的点滴倾注于书信，留下了一段段佳话。“弢翁是我习为版本之学的启蒙业师，景郑师则是目录学的引路人；戴葆庭师是著名的钱币学家，我曾得到他的言传指授，始得略知古钱学门径；容庚、于省吾、商承祚三位先生，是我长期请益的导师。”

贵老满怀深情地怀念着与诸位大家的交往和情谊，悉心将与他们书信来往整理成册，《谢稚柳先生书简》《李可染先生书简》等十多位名家的书信集均由他自己亲自装订印刷而成。与容庚商承祚交往最深，也最难忘。

商承祚说他字写得好，当他是老弟。《岭南书艺》办刊时，王贵忱当时年纪最小，但容庚、商承祚、黄文宽知道他比较用功，让他做主编。当时商量办刊宗旨时，王贵忱立志一定要办一部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杂志，因为历史上近200年广东在全国书法界、文艺界都是领先的（只是对外宣传不够）。

他到容老、商老、黄老家里搜罗资料，他们都特别支持。商老所藏的祝枝山早期的手卷《荔枝赋》便用来压轴了。所以第一期的《岭南书艺》起点便非常高，内容都是好东西。即便在特殊时期，他们的情谊也没有中断过。

“当时我收藏钱币古籍较珍贵的版本是明刻本洪遵《泉志》，1959年商承祚先生在这套书上题跋，当时我已是遭贬谪之身（指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期间），老人家不怕牵连的高谊，没齿难忘。

后来，我还陆续收了几种版本的《泉志》，其中有一套是容庚先生给我的。在多年的集藏钱币谱录的过程中，得到于省吾、容庚、商承祚、戴葆庭、罗伯昭、骆泽民、潘景邓、黄文宽、启功、朱活、马定祥、马国权、裘锡圭等先生的鼎力相助，或赠珍贵钱币谱录，或送古币拓本。” 

如今的贵老面上时常不动声色，跌宕困厄也好，风云际会也罢，在他眼里都已是过去。他的内心恬静安适，那是纵浪大化之后的安详。他的会客室里挂着叶选平先生题写的匾额“乐以忘忧”。

“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如是也。历史上的名士，就像是汇入大河的一股最具活力的水源，品行、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王贵忱先生就是这么一位真名士。

从辽北到南粤，从小八路到大学者，王贵忱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与激励意义。他既非出身书香门第，亦未接受系统的学院教育，更没有什么硕士博士学位头衔，最高学历只是小学四年级。

他靠的是自学成才，拜师学艺，凭着自己纯粹的兴趣与持久的毅力，刻苦钻研，锲而不舍，痴迷探索而终成大器者。

真名士自风流！

（刊登于《广州文艺家》2017年第1期）

名家评论

岭南美术出版社编审、中国书法家协会编辑出版委员会委员叶耀才：

贵忱老师的书法有几个特点：体貌隽雅，章法宽舒，运笔灵妙，意态鲜活，气息醇厚。

首先是书写的生活化、日常化，包括题跋、著录手稿，王贵老所有的书法都是在做学问之余写的，不是为了写字而写字，而是做学问的产物。

他的章法跟其他书法家不同，很空灵，每一行之间隔得很开但很贯气，这就很见功力。另外是趣味隽雅，放到古人的字里都毫不逊色，甚至更为突出。

当代人太注重表现自己，学问素养不够，漏底的东西太多，不耐看。而王老的书法是在做学问，不经意之间把自己的素养和天赋就流露出来了，呈现出自然流畅的形态，一派天机。

他的字是从二王、晋唐写经那一路延伸下来的，首先有那个底子，加上个人的天赋，又一直在做学问，交流的学术圈子都是高层次的文化人和一流的艺术家，形成了他眼界的开阔和眼光的独到。

而且他的笔法非常灵动，这很难得。我们看看历来大学问家的书法都会有书卷气，而王贵老的书法还非常灵动，不止灵动甚至是灵妙，趣味十足。

加上他这种章法的宽松，就可以看见他的每一幅字都有一种清气在其中流动。从气韵上来看，王老的书法摆到古代名家作品当中也是独树一帜，足可存世的，非常难能可贵！

中山大学教授，书法家、诗词家陈永正：

王先生的书法是独特的，独一无二的，他人无法学的。

王先生的书法，纯粹技巧方面，也许不如古今许多大书家，但成就却很高。“高”在哪里？就是他的书法，是他自己的，唯一的，不可复制的。

从他的书法里，看到他的修养，看到他的个性，看到他整个人的面目。你不要看临过多少帖，不要看结体如何，不要看笔法如何。先生的书法，脱离了人们习见的所谓技巧，这些在他看来，只是手艺，形而下者。

看王先生书法，看什么呢？看文化。他天赋很高，很聪明，他的书法，完全是写出他自己，他个人的修养，个人对艺术的见解。

他的书法是用“心灵”表现出来的。这才是真正的创新。我总结为两个字：一曰“雅”，二曰“逸”。

王僧虔《笔意赞》云：“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直指本源，可谓得书法之至道。先生书中的“雅”，使其神采内蕴，臻于妙道；而“逸”，萧散澹远，足见先生的襟怀。

▍编辑：创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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