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读 │上海是另类中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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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另类中国吗？

现代性(modernity)一词贯穿白吉尔对上海历史叙述的始终，“这部剧烈动荡的历史似乎由一种定式操纵着，一种超越一切的寻觅，即追求现代性”。

（法）白吉尔，王菊，赵念国译，2014.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法国汉学家白吉尔所著《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由王菊和赵念国根据2002年法语版Histoire de Shanghai翻译，2005年出版。2014年再版，增加白吉尔为再版而作的新序言，评价21世纪以来上海的新变化，展望上海作为全球城市的前景。

2002年法语版Histoire de Shanghai 

2005年中译本（这封面也是醉了……） 

2009年英译本：Shanghai: China’s Gateway to Modernity 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

白吉尔1957年首次访华，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出席国庆观礼后，第一次踏上上海这片土地。白吉尔坦言她对上海并非“一见钟情”，不过当时历史风暴下的上海，让她产生一丝迷恋之情，从此开始了上海史研究生涯。她对中国资产阶级、辛亥革命等专题都作了深入研究，并陆续出版了《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孙中山》、《上海史》等著作。

《上海史》的副标题，“走向现代之路”，强调上海作为中国走向现代之路的门户城市的历史使命，这与罗兹·墨菲1953年所著《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主旨相近，认为上海是接受和移植西方商业、金融和工业体制的肥沃土壤，上海的发展对中国走向现代化起着关键性作用（详情参阅 城读│为什么上海是理解现代中国的关键？）。上海的关键地位从如下数字可见一斑，“清朝末年，上海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先锋，她确保了全国将近一半的对外贸易，主要的外国银行和大企业都在上海设立（中国或远东）总部，而在其他开放口岸只有简单的办事处。从1895年到1911年间，在所有的开放口岸创立的华资现代工厂中，约有三分之一设在上海”。

《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分为四部分：开埠（1842-1911）、大都会（1912-1937）、一个时代的结束（1937-1952）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

第一部分“开埠”，上海成了近代化活动中心，越来越多外国人来沪安顿（第一章），并利用动摇清王朝根基的社会动荡，在租界内创立基本自治的华洋杂处的社会（第二章）。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上海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买办起了很大作用，他们是中外商人合作的关键性人物（第三章）。上海是移民之城——20世纪初，近四分之三的上海居民不在上海出生，居民来自全国各省以及来自欧美、日本以及西方在亚洲其他殖民地国家，形成了三个独立管理的政府：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第四、五章）。1911年辛亥革命后，尽管困难重重，上海仍自以为是中国其他地区的榜样，试图走共和的道路（第六章）。

第二部分“大都会”，集中阐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上海发展的历史，上海发展达到高峰，并以其现代性影响了其他沿海地区，对内地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此时，中国的资本主义迎来了黄金时代（第七章）。同时，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等政治党派的领导下，群众运动风起云涌。上海，这座中国最“洋化”的城市，也是民族意识觉醒和群众革命动员最早的城市（第八章）。自1927年起，为了巩固中央政权，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把上海与国家政治生活更紧密地联在一起，上海成为一个并非现代化的政权的现代化橱窗（第九章）。这一时期的繁荣和相对稳定孕育了海派文化（第十章）。 

第三部分“一个时代的结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上海失去了国际性地位，租界也被汪伪政权“收回”。汪伪政权完全是法国维希伪政权在中国的翻版。忍受杀戮、屈辱和饥饿折磨的上海进入了最黑暗的历史时期（第十一章）。1945年日本战败、二战结束，上海进入短暂的复苏期。随着毛泽东领导的工农武装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取得胜利，陷入通货膨胀、贪污腐化和国民党专制的上海在消极中迎来了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第十二章）。 

第四部分“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在毛泽东时代，上海摈弃了在一百年中始终持有的以市场经济和个体精神为基础的现代性（第十三章）。但从1980年代起，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上海重获振兴（第十四章）。 

现代性(modernity)一词贯穿白吉尔对上海历史叙述的始终，“这部剧烈动荡的历史似乎由一种定式操纵着，一种超越一切的寻觅，即追求现代性”。白吉尔对现代化与现代性（modernization vs. modernity）做了区分：“现代化是指变革的过程，是动态的过程，结果不能预料；而现代性是指由现代化及其成果所唤起的相应的精神状况和思想面貌。……自19世纪以来，上海的现代性得到了充分发展，这往往与国家机器无关，偶尔与它对抗，难得与它和解。她位于长江出口处的优越的地理位置，或者说她在南方的“原始”资本主义和北方的政治文化传统之间充当的中间人和协调者的角色，是当今上海的优势；而“上海优势的奠定，应归功于她创造的中国式现代性”。 

中国式现代性是指，虽然上海对外国各种影响开放，然而并没有抛弃置身于其中的传统，相反，利用传统为新的目标服务，使之与改革中的新事物取得和谐。在上海，传统不是现代化的敌人。除了意识形态结构，传统和现代化相辅并行相互适应。上海接受了西方人带来的形式，把它吸收、消化并转化成中国式的现代特色。

上海的现代性赋予她许多特征，她的效率和魅力——科学技术发明的志趣、经营管理的能力、优美精致的建筑和服装设计意识——在前租界提供的范例上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仍然是“非中国”模式，但已经面目全非，与原型截然不同。面对内地、乡村和官僚体系，上海以及她所辐射的沿海地区虽然没有成功地形成巩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力量，但还是显示出强烈的独特文化。

美国历史学家张琳德（Linda Cooke Johnson）所著《上海：从市镇到口岸城市，1074-1858》一书，开篇比较了理解上海现代史的几个理论解释——“另类中国”、“帝国主义的问题”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她把费正清、罗兹·墨菲、白吉尔的研究归为“另类中国”。对于现代上海历史的解读，常见的解释有“西方列强的影响，导致中国被迫走上了现代化之路”，相反的解释则是西方国家的这一尝试是徒劳的，最终上海成了“另类中国”。

张琳德通过对公元1074至1853年上海历史的研究，指出早在西方人到达之前上海已经历了数世纪的自我发展，是这种演变带来了上海本质上的现代化（请参阅 城读 │1843年之前的上海是什么样的？小渔村抑或千年古港？）。白吉尔在《上海史》前言评价了这一观点，认为这种阐述符合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文化主义历史观的论点。但是，她认为外国人确实曾经与中国人一样在上海的起飞中发挥作用，不应抹煞这一历史事实：“1910年上海约有1.5万外国人，而在1855年则只有250人，他们在当时上海的130万城市人口中仅占百分之一强，但他们的存在，对一系列社会与制度的变革起到了催化作用，使上海成为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城市”。

白吉尔还强调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近代上海城市发展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公共租界采用大不列颠的自由主义制度，法租界则奉行雅各宾派的传统。一边是商人寡头挖空心思维护自身的利益，另一边则是专制官僚自称要为共和理想服务”。白吉尔举例对比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提供公共服务与管理的差异：

例如，自1862年起，法租界就有计划地进行公共道路和堤岸的建设。反观公共租界所开辟的公园，直到1928年都禁止华人入内。再如安装自来水，公共租界是由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与有支付能力的顾客签订供水合同，而法租界则是向英国公司购买自来水，通过一些公共水龙头，免费向全体居民供水，包括中国居民在内。再如，自1914年起，两位代表华人居民的士绅进入法租界公董局担任董事，这项举措比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接纳首批华人董事足足早了12年。不过华人董事在法租界公董局中的权力十分有限，所以他们进入公董局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作用。

公共租界给上海带来了市场观念、资本运作、现代科技和企业管理等全新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法租界则提供了市政管理、城市建设、宗教保护和公共利益等典型的官僚主义统治样本。白吉尔认为，“正是由于中外双方的相撞、合作和竞争，才使上海成为富有国际性和创造性的城市。在这个乡村传统和官僚统治根深蒂固的中华古国，上海是接受西方文明并使之与民族文化互相兼容的现代化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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