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蚕到死丝方尽 ——记冯友兰老师
洪汉鼎 著 978-7-300-22801-3 2016年7月上市 关于《客居忆往——哲学人生问答录》： 本书系洪汉鼎先生以答学生问的形式而写的学术自述性文字，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个人从年少时代至今的种种经历，包括无锡辅仁中学、北京大学求学、反右斗争中误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发配至大西北、改革开放后重回北京、德国进修深造、台湾十余年讲学等，整个经历充满悲欢离合，是幸与不幸、祸与福的交集；第二部分作者透过个人经历回忆了我国哲学界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情况，其中有师门的作风、师友的关系、文人的特性、国际的交往，以及作者个人的哲学观点，不乏一些不为人知的哲坛趣事；第三部分是作者过去所写的回忆冯友兰、贺麟、洪谦、苗力田诸老师，以及拜访伽达默尔的文章的汇集。 关于作者： 洪汉鼎，生于1938年，我国著名斯宾诺莎哲学、当代德国哲学和诠释学专家，现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杜塞尔多夫大学哲学院客座教授，成功大学文学院客座讲座教授。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大学受教于贺麟教授和洪谦教授，70年代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担任贺麟教授助手，1992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01年后在台湾多所大学任教。德文专著有《斯宾诺莎与德国哲学》、《中国哲学基础》、《中国哲学辞典》（三卷本，中德文对照），中文专著有《斯宾诺莎哲学研究》、《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重新回到现象学的原点》、《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上、下册）等，译著有《真理与方法》、《批评的西方哲学史》、《知识论导论》、《诠释学真理？》等。 |
文 | 洪汉鼎
每当走进北京大学的燕南园，心里总情不自禁地涌上一种沉重而抑郁的感觉。这倒不是因为这里古旧而阴暗的深庭院落相对于它周围的高大现代建筑，散发了一种似乎已经逝去了的古老精神气息——正相反，身居于现代工业社会闹市的我，倒时常向往过去时代幽静古朴的建筑——而是因为这里居住的主人，我昔日尊敬的老师。随着岁月无情的流逝，有些已早不在人世，有些即使还活着，每时每刻也都在以他们微弱的力量艰辛地与死神进行搏斗。
那是1988年的深秋，我带着国外友人的重托，访问了我30年前的老师冯友兰教授。
冯友兰（1895—1990）
图片来自网络
冯老师仍住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7号。这是一幢老式的平房庭院。院中昔日颇为整洁，且有鲜丽的花草。眼下，在荒芜的杂草中，唯有那三棵苍劲的古松仿佛还显示着屋主人昔日的光彩和今日的顽强精神。无怪乎冯先生晚年常以此自慰：“余家寓此凡三十年矣，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犹多其二。”我们知道，最后他的全集就以“三松堂”而定名。
在一间不太大但很古雅的书房里，冯教授的女儿冯宗璞女士首先问明了我的来意，然后冯先生由她搀扶着，从里屋步履蹒跚地来到书房。给我最先的一个印象就是冯先生的胡须又留起来了，我仿佛又看到了50年代穿着长衫给我们上课的冯先生。那时冯先生每讲到得意之处就抚摸他胸前的长须，表现了一种高洁的学者风貌。因此，当我在“文革”期间和80年代初期偶然从报上看到冯先生不蓄胡须的照片，就大不以为然。胡须的剃而复留是否表示了冯先生在《三松堂自述》里的那段话：“无论如何，经过‘四人帮’这一段折腾，我从解放以来所得到的政治待遇都取消了，我又回到解放初期那个时候的情况。这也可以说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吧。”
冯先生此时已九十有三，体态有些臃肿，双目已经失明，耳听也非常困难，不过记忆很好，思考和答复问题不减当年。我们的谈话自然而然地涉及当时热门的话题，即中西方文化的关系。
首先，冯先生认为治中国哲学的人一定要学习西方哲学，他说：“不学西方哲学，就不能把中国哲学本身散乱的材料整理成有系统的体系。”他特别强调西方近代历史学方法的重要性，认为没有学过西方近代历史学方法的人就跳不出中国旧有的圈子。他以钱穆先生为例：“钱穆出了《朱子学案》，收集材料不少，但方法仍是沿用黄宗羲《明儒学案》的方法，故使人不易掌握朱子之精神。”对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冯先生特别反对“全盘西化”和“西体中用”。他说这个问题他早在30—40年代就在他的《新事物》一书中讨论过了。人们没有搞清殊相和共相的区别，我们向别人学习的只能是共相，而不是殊相。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都是殊相，一个殊相和另一个殊相，只能学习共相，而不能学习殊相。例如西方人白皮肤、蓝眼睛、大鼻子，难道我们中国人能学习吗？所谓共相，就是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所能共同具有的一些本质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们不但能够学习，而且也应当学习。例如西方产业革命和科学方法，就是我们能够学习而且也应当学习的东西。因此，全盘西化或西体中用是不对的。现代化不能抛弃我们的传统文化，而只能弘扬我国的传统文化。讲到这里，我回忆起冯先生过去一再强调的一句话，即“旧邦新命”，他曾说：“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我有时强调这一面，有时强调另一面。右翼人士赞扬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而谴责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左翼人士欣赏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而谴责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我理解他们的思想，既听取赞扬，也听取谴责。赞扬和谴责可以彼此抵消。我按照自己的判断继续前进。”(冯友兰：《三松堂自序》，见《三松堂全集》，第1卷，367~368页。)
我继而问起冯先生目前的打算。冯先生告诉我，他自70年代末开始就牵挂两桩大事：
第一桩事就是完成《三松堂自序》，这在1981年总算完成了，而且现在已由三联书店出版。他说他之所以著述此书，是为了让人“读我书，知我人和了解我世”。正如《三松堂自序》的《自序》所说：“本书所及之时代，起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迄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中国历史急剧发展之时代，其波澜之壮阔，变化之奇诡，为前史所未有。书于其间，忆往思，述旧闻，怀古人，望来者。都凡四部分：曰‘社会’，志环境也；曰‘哲学’，明专业也；曰‘大学’，论教育也；曰‘展望’，申信心也……世之知人论世，知我罪我者，以观览焉。”
第二桩事就是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这个计划本是“文革”前的打算，当时曾写了两卷试稿本，但一直不满意。“文革”后期又开始，计划共七卷，一直写到现代。现在五卷已出，第六卷刚交稿，只剩下最后一卷了。
当我问起冯先生这部新编与他解放前发表并译成英文的《中国哲学史》的区别及对其的评价时，冯先生告诉我，他的思想发展有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他用地理区域来解释文化差别，即文化差别就是东方、西方的差别；在第二个阶段，他用历史时代来解释文化差别，即文化差别就是古代、近代的差别；在第三个阶段，他用社会发展来解释文化差别，即文化差别就是社会类型的差别。
他早先的《中国哲学史》乃是第二阶段的产物，因而他把中国哲学史划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以表明中国还未曾有过近代哲学，就蕴含了这一思想，即所谓东西方文化的差别乃是中古和近代的差别。后来，他改变了这一看法，认为需要从社会类型上来解释东西方文化之差别，这就是他著述《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原因。
冯先生认为，这部《新编》是他“呕出心肝”的“传世之作”。他曾用李商隐的两句诗来形容他的创作：“‘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蚕是用它的生命来吐丝的，蜡是用它的生命来发光的。”假如我们想到冯先生这部著作凝结了他后半生30余年的心血，特别是在他晚年“耳目丧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的情况下艰难著述而成的，那么这种比喻也确实很贴切。冯先生还告诉我，他老家的河南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三松堂全集》14卷，收集他解放前后发表的全部著作。
席间，我向冯宗璞女士问起冯先生最近的起居情况，冯女士告诉我，非常艰难。她父亲虽然没有大病，但小病却是经常不断。更重要的是，他生活不能自理，凡事需人侍候，这样的“特护”很难找到。因此，为了父亲，她辞去了自己的工作。她逗笑地说，她现在是“秘书管家兼门房，医生护士带跑堂”。
冯友兰和女儿冯宗璞
（图片来自网络）
当我问起她父亲现在除了口授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外，还有什么爱好时，她告诉我，就是背诵过去记着的诗文，因为听东西对她父亲来说已很困难。她父亲常说，他是在做“老牛倒嚼”的工作，即把过去吸收了的东西重新吐出来玩味。她父亲现在唯一的奋斗目标就是在他有生之年争取完成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卷。
临走时，冯先生赠送我一册刚出版的《三松堂自序》，我请他在书上题名留念。他让我用手指在书上比划一个方框，就题笔写了“冯友兰一九八八年于北京，时年九十有三”。手指并不颤动，字体刚劲有力，显示了这位耄耋老人的顽强生命力。
这次访问给我印象颇深。时隔两年，当我今年从海外归来准备再次拜访冯先生时，冯宗璞在电话里告诉我，她父亲身体已愈来愈不行了。自从我上次访问之后，她父亲已全身瘫痪，只能坐在轮椅上度日。1990年夏季不幸得了肺炎，卧床不起，9月底住进了医院。不过，幸喜《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卷在他病前终于完成了，了却了她父亲的一桩心愿。她父亲在7月份完成此书之后，本来还想写一部《余生杂记》，反映他晚年关于哲学、文学、历史、伦理和社会各个方面的点滴思考，可是现在住进了医院，看来很难完成了。
放下电话，我心里不由得愁肠百结，兴致索然。回忆两年前的访问，历历在目，宛如昨日，而俯仰之间，已成陈迹，令人不禁感慨万端。
洪汉鼎1990年8月1日于北京
节选自洪汉鼎 著《客居忆往——哲学人生问答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转载请联系我们授权，未经授权，谢绝任何形式的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