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汉鼎 | 贺麟先生与斯宾诺莎哲学
洪汉鼎 著 978-7-300-22801-3 2016年7月上市 关于《客居忆往——哲学人生问答录》： 本书系洪汉鼎先生以答学生问的形式而写的学术自述性文字，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个人从年少时代至今的种种经历，包括无锡辅仁中学、北京大学求学、反右斗争中误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发配至大西北、改革开放后重回北京、德国进修深造、台湾十余年讲学等，整个经历充满悲欢离合，是幸与不幸、祸与福的交集；第二部分作者透过个人经历回忆了我国哲学界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情况，其中有师门的作风、师友的关系、文人的特性、国际的交往，以及作者个人的哲学观点，不乏一些不为人知的哲坛趣事；第三部分是作者过去所写的回忆冯友兰、贺麟、洪谦、苗力田诸老师，以及拜访伽达默尔的文章的汇集。 关于作者： 洪汉鼎，生于1938年，我国著名斯宾诺莎哲学、当代德国哲学和诠释学专家，现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杜塞尔多夫大学哲学院客座教授，成功大学文学院客座讲座教授。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大学受教于贺麟教授和洪谦教授，70年代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担任贺麟教授助手，1992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01年后在台湾多所大学任教。德文专著有《斯宾诺莎与德国哲学》、《中国哲学基础》、《中国哲学辞典》（三卷本，中德文对照），中文专著有《斯宾诺莎哲学研究》、《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重新回到现象学的原点》、《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上、下册）等，译著有《真理与方法》、《批评的西方哲学史》、《知识论导论》、《诠释学真理？》等。 |
文 | 洪汉鼎
多年和贺师的接触，我深感他对黑格尔是一种理智上的理解，而对斯宾诺莎则是一种情感上的共鸣。前者是冷静的、外在的，后者则是热情的、内在的。甚至我还认为，在贺师那里，对斯宾诺莎的感情往往制约了他对黑格尔的理解，他的黑格尔观念从根底上说无非只是一种更深邃的斯宾诺莎主义，而这种斯宾诺莎主义又是经宋儒思想加以精制的东方道家精神。
贺师1926年留学美国，最初使他精神振奋的是斯宾诺莎哲学，这种哲学绝不是一种静观的知识，而是神与人、知和行高度统一的典范。他在1927年所写的第一篇关于斯宾诺莎的论文中，就试图以“齐物我一天地”的中国传统观念来剖析斯宾诺莎哲学。在他看来，斯宾诺莎的上帝或自然，正是我国哲学里的“天”；斯宾诺莎的知神而爱神，正是我国哲学的“知天而行天理”；斯宾诺莎的知识克服情感，正是我国“以天理制情欲”这一传统观念的体现。他在1932年纪念斯氏三百周年诞辰时，曾写下一首《斯宾诺莎像赞》：
宁静淡泊，持躬卑谦。道弥六合，气凌云汉。神游太虚，心究自然。辨析情意，如治点线。情察性理，揭示本源。知人而悯人，知天而爱天。贯神人而一物我，超时空而齐后先。
与造物游，与天地参。先生之学，亦诗亦哲，先生之品，亦圣亦仙。世衰道微，我生也晚，高山仰企，忽后瞻前。
这首诗可以说集中反映了贺师对于斯宾诺莎哲学的根本看法，我们先来剖析这首诗。
“先生之品，亦圣亦仙”，这是对斯宾诺莎人品的最高评价。在贺师看来，斯宾诺莎可以说是一位言行一致的真正哲学家。贺师惯常用文德尔班的一句话作为他的斯宾诺莎课的开场白：“为真理而死难，为真理而生更难。”我们都知道苏格拉底泰然饮鸩，为真理而死，但这只是一瞬间的痛苦，而斯宾诺莎却为真理而饱尝一生的痛苦，更为不易。在贺师看来，斯宾诺莎正体现了我国“圣人与理为一”的最高境界，他为寻得一圆满的生活而追求真理，为追求圆满的真理而认真生活。他把生活与真理融为一体，以真理为生活的指导，以生活为真理的寄托。斯宾诺莎的生活、人格与他的哲学可以说是求真和至善的最高统一的典范。
这可以说是哲学家最主要的根基。真正的哲学家不是知识的贩卖者，而是知识的履行者。哲学家的知识应与哲学家本人的品德结合在一起，哲学有追求的理想和创造的体系首先应以指导自己的人生为基点。古希腊的爱智者，中国古代的圣哲，都很能领悟这一真谛，德尔菲阿波罗神庙墙上的铭文“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中国圣哲的“身体力行”，孔子的“言忠信，行笃敬”，“克己复礼”的忠恕之道，都体现了这一根本精神。可惜随着知识的扩充，社会的发展，这样一种本真的要求——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逐渐泯灭了，知识成了远离人生的外在东西，甚至成了谋权营私的可悲工具。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生存条件和个性自由反而得不到保障，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敌对反而变本加厉，这可以说是人类命运最为悲惨的一页。贺师如同海德格尔一样，要借斯宾诺莎的亡魂，“召唤”这样一种本真的要求，要“返归”到古代的圣哲那里去。
有谁不为斯宾诺莎那种“宁静淡泊，持躬卑谦。道弥六合，气凌云汉。神游太虚，心究自然”的超然处世精神所感染呢？人生在世，悲欢离合，谁又能保证万事如意呢？命运的悲惨不足奇，关键在于冷静地正视现实。记得在1957年，当可怕的暴风雨袭击我这个只有18岁的软弱青年，人世的一切都对我冷酷无情，使我濒于绝望之际，贺师给我写来一信，要我体验斯宾诺莎的哲学。所谓“体验”，就是不要把这种哲学作为一种书本知识来读，而是作为一种人生指南去体悟。正是这种体验，使我在漫长的十五载边远山区生活中终于挺过来了，从而与斯宾诺莎结下了不解之缘。身处逆境，心与神游，确实给予了我无限的力量，我忍受了最繁重而艰辛的劳动，也忍受了最可怕而残忍的人世间的敌视。每当我独自一人，拿出斯宾诺莎的书，我仿佛脱离了苦难的现世，恣意遨游在纯真的天国。我时时记住斯宾诺莎的话：“自由的人绝少思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沉思”，“心灵却非武力所能征服，但可被爱或德量所征服”，“凡爱神的人绝不能指望神回爱他”，“幸福不是德性的报酬，而是德行自身”，这些话使我在苦难的岁月“享受了真正的灵魂的满足”。
巴鲁赫·德·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公元1632年11月24日－公元1677年2月21日）
“先生之学，亦诗亦哲”，这是对斯宾诺莎哲学的最高褒奖。哲学本来就不同于科学，它的古老的旨趣就是探求人生的真谛和归依。可是到近代，这一旨趣似乎随着科学日益增强的实用效果而同样趋于泯灭了，价值问题被科学的实证精神排挤到一边。19世纪德国浪漫派曾试图以“诗化哲学”来阻止这一危险倾向，但科学技术的狂滔却淹没了他们贫弱的呼声，以致在现代哲学里科学完全占据了上风，到处充塞着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精神，甚至还出现了所谓“科学哲学”这种自相矛盾的概念。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一样，贺师也想借斯宾诺莎的亡灵力挽科学主义的狂澜。在贺师看来，与开拓物理世界的伽利略不同，斯宾诺莎开拓的是更为根本的天理世界，他所谓的天理世界，就是宇宙的本体和人生的价值。贺师晚年甚喜读诗，认为诗可以通向哲学之门。下面是他最近的一页笔记：“近来查出朱熹诗集中，有不少话用‘无极’一概念之处，如（一）有‘不遇无极翁，深衷竟谁识？’的诗句，这表明对新创‘无极而太极’哲学原理的周敦颐的爱慕，特把他尊崇为‘无极翁’。（二）‘珍重无极翁，为我重指掌’。‘无极’本是抽象概念，在这两处朱熹都因情感上崇敬‘无极而太极’之理，于是以诗人的想象，把它人格化为‘无极翁’。（三）此外朱熹还有一首诗，题为‘作室为焚修之所’，焚指焚香默坐，修是修玄虚之道，育出玄之道经。这期间他还写有‘读道书六首’，‘诵经’，‘宿武夷山观妙堂二首’以及许多‘恋仙境’，‘绝尘缘’之类的诗句。由于这首诗对无极一词的用法很特殊，文字较晦涩，而透露的情思意境又较真切，故多解释几句。‘归命仰璇极，寥阳太帝居……愿倾无极光，回驾俯尘区。’首句意谓仰望玉宇式的太极（璇极作玉宇、玉宫解，即形象化了的太极，归命即性命的归宿）为自己性命的归宿。次句意谓廖阔昭朗的（廖阳）太帝居，为天帝（唯皇上帝）所居住的宫阙。三四句意谓甚愿倾注无极（无限）的光明，使自己可以回驾俯瞰下界的尘埃区域。——写这些诗时朱熹不过30多岁，正是出入佛老，但偏重道家的时候。同时我感到，我国哲学家多半都能作诗，如果从表现形象思维的诗歌里去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也是可行之路”（见《黑格尔哲学讲演集》附释）。
正如斯宾诺莎所说的，神或实体有无限多的属性，因而对宇宙或自然的认识也有无限多种方式，科学只是这无限多种方式中的一种，怎么能以这样一种方式去代替那无限多种方式呢？又怎么能在科学和真理之间画等号，似乎凡是符合科学的就是绝对正确的呢？这也是现代哲学的一大可悲之处。贺师认为，相对于区区物理世界，天理世界是无限丰富、生气勃勃的精神世界；而相对于无限的天理世界，物理世界只是一个可怜的被动躯壳。贺师曾以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来阐述这一哲理。我们曾记得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也说过“要征服自然须服从自然”。我们也可以说斯氏亦全盘接受此说，但更进一层使此说的意义深刻化。培根所谓知识即力量，大意不外认知识为一种物质力量，可以征服自然，漂洋过海，开拓殖民地等，而斯宾诺莎则进而认知识为一种精神力量，因为最万能的莫过于天，最能增加我们的力量的莫过于知天，与天为一。人生诚有求权力的意志，但欲求最大的权力，莫过于知天。人生最大的力量莫过于征服自己的被动的情感，以解脱人世之束缚而得大自由。但知天就可以引起一种刚健的情感，此种刚健的情感即可使被动的情感退隐，而且情感乃起源于观念的混淆，若吾人能知天认识真理，对于情感的性质形成明晰的观念，则吾自可解除情感之束缚而不致动心了。人生最大的精神力量，莫过于自由与永生了。什么是永生？知天理就是永生。什么是自由？行天理就是自由。其次，培根所谓征服自然须服从自然，大约不外两层意思：（1）其意不过谓遵守生理的定律可以增健康，遵守电学的定律可以避免触电等；（2）其意不过谓吾人须虚心观认自然，不可参杂主观的成见于其中。斯宾诺莎亦一样地主张服从自然，但他的自然即是天，服从自然就是中国所谓乐天安命（善意的解释斯氏不曰“乐天”，而曰“爱天”），就是以天理为生活的指针。这种知天理、爱天理、行天理而达到的自得自足，实为最高的满足。知天理即是天之自知，爱天理即是天之自爱，行天理即是天之自动。这就是斯氏运用直观的知识方法，由知识即力量说，由服从自然说，而达到最高的精神力量与天为一的关键。知天即天知，爱天即天爱，这是颇带宋儒意蕴的对斯宾诺莎哲理的发挥。在这里，主体和客体、物和我之间的僵死的对立完全消解了。天并不外在于我，我自身无非是天之一分子；我也并不外在于天，天就在我的心上。陆九渊说“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王阳明说“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天”，皆谙于此哲理。唯西方硬握科学，把此本为一体的东西硬截为二，致使像康德这样的大哲，也因主张“上有日月星辰，下有天地良心”从而导致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矛盾。贺师曾引用朱熹的观心说来发挥斯宾诺莎的这一思想。朱熹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为主而不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所以格物穷理也不是究心外之理，而是“极乎心之所具之理”。贺师说，朱熹指出人生的“究竟法”或“安身立命”之所，在于“尽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体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养性事天，以其体之不失，而有以顺夫理之自然也”。因此朱熹说的尽心以知性知天，以究夫理之自然，乃是一种求形而上真理的工夫，与斯宾诺莎之知天爱天有同等崇高的理想。在贺师看来，不论是朱熹的存心以养性事天，顺理之自然，还是斯宾诺莎的知天爱天，都是一种极高深的涵养或宗教的功夫，可以不放弃人伦庶物，不放弃真理的探究，而给人一种究竟法或安身立命之所。一方面它们可以满足科学和哲学上理智的欲望，另一方面又可满足道德、宗教和艺术上情志的要求。当然，贺师也承认斯宾诺莎这种人与神一体，与自然打成一片的境界是一种“直观的神秘的境界”，不过他认为，这里包含着一种高洁的理智、科学、道德的境界，是一个接近于东方理学家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的充满诗意的境界。
“贯神人而一物我，超时空而齐后先。与造物游，与天地参”，这是对斯宾诺莎哲学方法的深刻揭示。贺师尝说，科学家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虽然对于开拓物理世界大为有用，但对于天理世界就无济于事了。望远镜所见虽大，但不能观“无外之大”的本体或天，显微镜所见虽细，但究不能察“无内之细”的本体或天，因此斯宾诺莎需寻求一种新方法，以建设他的新宇宙观、新人生观，使以求真为目的的科学的探讨与求安身立命的宗教生活调和一致，使科学所发现的物理提高为神圣的天理，使道德和宗教上所信仰的上帝或天理自然化作科学的物理。
贺师认为，这样一种方法就是斯宾诺莎的“从永恒的范型之下”观看一切物性的直观方法。他说，斯宾诺莎这一直观方法如同所谓“以道眼观一切法”的道眼或慧眼，或庄子所谓“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的道观法，或朱子所谓“以天下之理观天下之事”的理观法。在贺师看来，斯宾诺莎这一方法妙用极大，它可以使我们从大自然、从全宇宙，也可以说是从超人或超时间的立脚点来观认一切物性。贺师特别以庄子的“齐物我一天地”的环中思想来发挥斯宾诺莎这一根本方法。在他看来，虽然斯宾诺莎也与伽利略一样使用了几何学方法，但斯宾诺莎不仅在研讨对象方面远胜伽利略一筹，即伽利略用数学方法只限于研究物理星象体积，而斯宾诺莎却用数学方法研讨人生或天理；而且对几何学方法的理解也比伽利略高明得多，因为斯宾诺莎着重几何学方法只研究本性，不问目的和实用，从而能把人也天也物也等量齐观。相对于斯宾诺莎，伽利略远没有达到这一齐物我一天地的最高境界。贺师深深认为，重目的、重效用、不重本性的实用思想习惯不打破，则知的方面只问本质、只重原则的纯逻辑和纯哲学皆不会产生，行的方面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高洁行为和纯粹道德也将永不会出现。换言之，贺师想借斯宾诺莎的方法阐明一种能进入纯本体、纯道德的“入德之门”。
贺麟（1902—1992）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黑格尔研究专家、教育家、翻译家。
至此我们来到贺师对斯宾诺莎真理论的发挥了。大凡关于真理的看法，不外两说：（一）知与所知符合说；（二）知识自身圆满贯通说。贺师认为，斯宾诺莎的真理论可以说既包含了两说而又超出两说，以自成一种“真理即真理自身之标准说”。他说，斯氏有一句名言：“一如光明一方面表示光明之为光明，一方面又表示黑暗之为黑暗，所以真理一方面是真理自身的标准，一方面又是鉴定错误的标准。”这话初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循环论证，但细玩味却很有道理，因为即使真理另有标准，则此标准必系一种真理。一如在价值论上我们可以说，价值如有标准，则此可作价值的标准之物必系有价值之物，必另系一种价值。所以真理就是真理自身的标准，一如价值就是价值自身的标准，皆圆满自足，不假外求。换言之，真观念必符合真观念，但不是抄模外物、符合外物。譬如我今天关于犬的真观念可以与我昨天或他人关于犬的真观念符合，但犬能吠，而我们关于犬的真观念则不能吠。若谓犬的观念与犬符合，岂非迂拙可笑？所以斯氏的真理标准说，亦可称为符合说，但乃是真理与真理之符合，而非真理与外物之本身符合。此种真理自身的符合与自身的标准，亦可称为贯通说，但贯通二字只能表示真理的系统性，圆满而无矛盾性，却又不可能表示真理以自身为标准。所以斯氏的真理即真理自身之标准说既包含了符合说和贯通说，同时又超出此两说而成为一种更高的真理理论。
表面看来，此种发挥颇有唯心的意味，但贺师有他的根据。他说，当你未求得真理以前，暗中摸索，没有标准；只有当你掌握了真理，你才有了判别错误指示方向的标准。以错误与真理比，真理是评判错误的标准；以做梦与清醒比，清醒是判别梦幻的标准；以局部真理与全面真理比，则局部真理以全面真理为标准。人所达到的真理愈全面，则他的方法愈完善，真理标准愈可靠。贺师认为，斯宾诺莎这种真理论最大的优点就在于说明真理或真观念不是死板的，而是活的。我们的真理或真观念在认识过程里可以发挥方法的作用，可以作为进一步求知的工具。
这里就不能引导我们理解贺师的黑格尔观念中最根本的东西了。使贺师欣喜若狂的，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不是僵死的，而是不断通过自身矛盾和对立而向前发展的进程。他曾把这说成“活用太极”、“具体化太极”。他说，黑格尔的太极或世界精神之在人世，就好像德国神话中的浪游仙武丹一样，历山川之迁变，经人事之沧桑，漫游历史，从古至今，以至无穷。贺师常引用鲁一士的一段话来解说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黑格尔的太极或上帝乃毫无疑义的是个战将。……而绝对自我（即太极）是那绝对强壮的精神，能耐得住人生一切的冲突，而获永久的胜利。” “我可以重言申明黑格尔的太极是一个战将。万古以来所有人类精神生活的精血，全都在他身上，他走到我们面前已是鲜血淋漓，伤痕遍体，但是凯旋而来。简言之，黑格尔的太极，是征服一切矛盾冲突的天理，是精神生活的全部，是人类忠义之所贯注，坚忍之所表现，情感之所结晶，心神之所体会的对象。”而斯宾诺莎正可以说是黑格尔这一绝对精神的最高体现。
因而贺师认为斯宾诺莎在哲学史上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他常说，走向黑格尔有两条路子，一条是从康德到黑格尔，另一条是从斯宾诺莎到黑格尔。举凡德国古典哲学家，不论是费希特、谢林，还是黑格尔，谁没有受到斯宾诺莎的深刻影响呢？克朗纳曾写过一本书《从康德到黑格尔》，其实正确地说，应该是《从康德和斯宾诺莎到黑格尔》。贺师晚年常感遗憾，虽然写了一本《黑格尔学述》，却未能写出一部《斯宾诺莎学述》。他把此项事业寄希望于后世，希望我们终有一天会有一部《斯宾诺莎学述》问世。
节选自洪汉鼎 著《客居忆往——哲学人生问答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转载请联系我们授权，未经授权，谢绝任何形式的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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