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提出建立经济特区的竟然不是邓小平，而是他！
中国首批五大经济特区
诞生始末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首《春天的故事》准确地描述了中国经济特区的诞生过程。经济特区，这个直到今天都还在中国经济、社会话语中有着重要意义的词汇，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改革开放的代名词。
1979年7月，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特区。次年8月，中国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一消息，当时的《纽约时报》惊叹：“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一年内，以上四市以“经济特区”的正式命名相继宣告成立。1988年4月，海南岛又成立海南经济特区。至此，中国首批五个经济特区宣告诞生。
毛泽东：“香港游资，我们应利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集中力量探索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他要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搞得和苏联模式有所不同。但从何入手呢？他需要调查。他始终把广东作为重点调查对象之一。
1954年11月，毛泽东来到广东，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和时任广东省长林李明一直全程陪同。毛泽东听了许多部门的汇报，重点是经济部门。他不只对广东省的情况感兴趣，也对广东旁边的香港感兴趣，还专门听了香港情况的汇报。
一天，陶铸、林李明和港澳工委的负责人又一次向毛泽东汇报香港的经济形势。他们说：“香港是资本主义，但经济形势并不像宣传中说的那么糟，而是很好，特别是游资多。原因是受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的富豪商贾纷纷将大笔的资金转移到了相对安全的香港。富豪们将资金移至香港后，除部分低息贷给当地企业使用外，剩下的部分一时间竟很难找到用户。”
毛泽东听后说：“没想到，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帮了香港的忙，富豪们把钱都拿到香港来了，这好嘛！”受此启发，他提出了一个思路：“外国的游资到香港这么多，我们也可以利用嘛。办一个轻工业工厂企业所需的钱，贷款也好，投资也好，两三年之内就能赚回来，再还给人家。更主要是对我们有利。我们办厂缺少资金，靠我们自己积累资金，速度慢。香港有这么多游资，我们应该利用。”
毛泽东坚定地说：“这是个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利用香港资金，把广东当作一个大特区，使之得到特殊发展，这是毛泽东视察广东期间一直思考的问题。陶铸和林李明按照他的思路，提出利用香港游资发展广东省轻工业的意见，并写成了简要的汇报提纲，毛泽东看过之后大加赞赏。但作为党中央主席，毛泽东不能立即就轻率地表态。他自己要思考，也要回北京去征求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意见。
毛泽东与陶铸临别时说：“你们写个报告，我把意见带回北京去商量。”
广东省委的报告很快就呈送到了中央。遗憾的是，席卷全国的各种运动接踵而至：“三反五反”、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致使该报告一直没有得到正式回复。
››› 1978年，主政广东的习仲勋在农村调研
邓小平：“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广东再次进入中央高层的视野，已经是近30年后。
20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实力居全国后列，一些边境地区偷渡外逃的问题十分突出。比如在与香港一河之隔的宝安县，不少村庄，男劳力全部跑光，仅留下妇女、小孩和老人。当时流传的客家山歌很能说明当时的状况：“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毗邻澳门的珠海。
逃港被作为“恶性政治事件”上报到刚复出的邓小平面前。任何对深圳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1977年11月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人口不足3万的宝安小城，首次闯入了邓小平的视野。他把广东作为复出后首次视察全国的第一站，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与他同行。
因为边防部队对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几乎无力防守，广东省主要领导束手无策。然而令他们愕然的是，当他们向邓小平汇报这个情况时，邓小平的目光眺望着窗外的羊城街景，似乎对这个“惊天动地”的问题无动于衷。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背过身，十分肯定地说了两句话：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这两句话让广东的领导们百思不得其解：说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的政策有变？说部队管不了，那谁又管得了？作家高小林在报告文学《突破——中国经济特区启示录》中描述道：“坐在一旁的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波听得非常清晰，他先是惊诧，继而疑惑……”
广东省委领导的心掉进了云里雾里。直到10天后邓小平离穗回京，这两句话仍然没有揭开谜底。不过，有一个人似乎悟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这个人就是后来奋力挑起广东改革大旗的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吴南生。他当时的身份是广东省委常委、。
不久，吴南生带上秘书，一竿子插到宝安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他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两者相隔近100倍；宝安一个农民劳动一天的收入为0.70到1.20元人民币，而香港农民劳动一天的收入为60至70港币，两者也是百倍的悬殊。
眼前的事实终于使吴南生恍然大悟，他这时才明白了邓小平那两句话的意思：经济收入对比如此之悬殊，难怪人心向外了。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什么罗芳村，居住在那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至此，邓小平留下的谜底才真正揭开。
离开广州后，邓小平反复讲一句话：“我在广东听说，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我看荒唐得很！可见我们的政策要变，要改革。”
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曾说过，邓小平复出后的第一把火就是在广东点的，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广东就是个起点”。这为后来中央批准广东先行一步创办经济特区埋下了历史伏笔。
››› 1978年，主政广东的习仲勋在农村调研
习仲勋：“说办就办，不要等”
1978年3月，中央决定派习仲勋南下广州，出任广东省委书记。此时的习仲勋已经65岁了。此前不久，他作为特邀委员出席了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接着又列席了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这是他被审查、关押、监护长达16年后重新出山。
习仲勋复出后，身兼数职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刚刚又多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中央考虑到韦国清在北京政务、军务繁忙，广东的工作实在无暇顾及，因此选中了资格老、级别高、工作经验丰富的习仲勋坐镇广州。
习仲勋南下之前，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都接见了他。习仲勋后来回忆说：“我已有16年没有工作了，一出来工作就来到了祖国的南大门广东，觉得任务很重，心里不大踏实。当时，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特别是小平、剑英同志都找我谈话，要我大胆工作，来了要放手干。”
当年4月6日，在广东省委四届一次会议上，韦国清当选为第一书记，习仲勋当选为第二书记，王全国、吴南生等6人当选为省委书记。习仲勋实际上全面主持广东省委的工作。
习仲勋到任后第一次到地市县考察，就选择了宝安县。考察后，他说：“这是我第一次来宝安，总的印象是香港九龙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就冷冷清清，很荒凉。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这个面貌。”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旧的框框多……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办法我们要学习。”
他鼓励宝安干部说：“说办就办，不要等。”
很快，宝安的过境耕作、过境兴办养鸡场、边境开展小额贸易等问题都得到了省委的批复同意，经济状况开始出现好转。与此同时，宝安、珠海、东莞等县市相继开展了公私合营和来料加工装配业务。到1978年底，广东与外商签订了151项加工装配协议和合同，总金额达1.5亿美元。
广东的动向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同工商界领导人荣毅仁等谈话时明确指出：“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
两天后，中央为广东派来了另一员大将——72岁高龄的杨尚昆。杨尚昆和习仲勋是延安时期的老相识，转战陕北时，习仲勋在西北野战军任副政委，与时任中央后方委员会副书记的杨尚昆经常接触。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先后任国务院秘书长、副总理，和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工作联系密切。
3月24日，广东省委决定杨尚昆就任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用习仲勋的话说：“尚昆同志是我们党的老前辈了，是老同志，老领导，在广东安排他这个位置有点儿屈就。”此后，他们开始相互支持相互配合，把广东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不久，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到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摘报被送到邓小平手上，引起他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在这份来信摘报上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对此，王全国后来说：“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感到不改革开放不行了。小平同志的这个批示，对我们是很大的启示和鼓舞。我们就从广东的实际出发，分析广东的特点，提出广东的改革开放应该先行一步。”
就在广东的改革开放迈出步伐的同时，1978年7月15日，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关利用外资的法律。这部法律的颁布，离不开广东在摸索中积累的经验。
学者芦荻认为：“广东若非习仲勋，很难说有广东改革开放的先行一步。有老一辈革命家的威信和地位，和中央关系密切，便于沟通，而中央也对其有足够信任。这一人事布局对率先走上之路起了关键的促进作用。”
››› 1980年，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前右二）视察深圳特区
向世界学习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阶段。中共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对于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高速发展十分关注，特别是邓小平，十分想亲自到这些国家和地区去走一走，了解一下实际情况。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这一想法，得到了政治局的支持。邓小平还建议：中央的领导干部，特别是管经济的，要走出去，看一看。
1978年，邓小平连续四次出访，先后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同时，他对香港的情况也作了进一步的了解。邓小平回来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意见：中国要加快发展，就离不开世界，应该学习亚洲一些国家高速发展的经验。
这一年，还有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先后21次访问了51个国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大概是这一年出访最多的人之一。
谷牧是中国经济建设新时期的一位杰出领导人，解放后曾全面负责过国家计委、国家建委的工作；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后，兼管国家进出口方面的工作。多年的国家经济建设领导实践，使他深邃地洞察到，要振兴中华，就得打开国门，一方面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另一方面扑向大洋，去开拓世界市场。
1978年新春伊始，谷牧就委派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了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对香港、澳门作实地调查研究，要求写出有根有据、有开拓性见识的经济考察报告来。这个考察组于4月初前往港澳。
5月初，谷牧则率领一个庞大的对外经济考察团，飞向了西欧。这个考察团，由谷牧亲任团长，由轻工部、水电部、农业部、计委等诸多部委领导人组成，一行30余人，可谓阵容强大。这样规模的经济考察代表团，大张旗鼓地去西方考察经济，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史上还是第一次。
这次考察活动，从5月1日进行到6月上旬，先后考察了西欧五个国家。一路考察，一路议论，学其所长，避其所短，使这些领导人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活跃了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紧迫感更加直观、更加强烈。
谷牧当时的秘书胡光宝后来谈起这次考察活动时，深有感触地说：“这次出访，为后来紧抓不舍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打开了思路，为创办经济特区以至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提供了不少可借鉴的东西。”
谷牧后来回忆说：
我还记得那一年我们出访欧洲五国时，小平就对我们说，什么都看，他们成功的要看，他们失败的也看，究竟这个是什么样的世界，现在发展情况怎样，至少你心里能够清楚。
我回来后，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所有的老同志都到了。特别是几位老帅，听说我出国，谈欧洲的情况，都来了。我就开口讲：你们都说资本主义处于崩溃的边沿，没有多久就灭亡了。我看资本主义不但比封建主义生产力发展得快，而且现在也没有到达崩溃的边沿。资本主义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情况，有很多具体的经验值得我们参考。
谷牧派出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对香港、澳门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后，回来写了一份报告，提出：可借鉴港澳的经验，将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外贸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努力，建设成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报告还建议将这两个县改为省辖市（相当于地级），派得力干部加强领导力量。同年8月，习仲勋派出的两个调查组通过调查两县的现状和发展前景，也提出了相同的建议。
1979年3月5日，国务院批准了省的报告。宝安建市后，被更名为深圳。因为在国际上，深圳比宝安的知名度要高，许多外国人都知道罗湖口岸一带，中国内地离香港最近的那个地方叫深圳。其次，深圳有深水的意思，广东和香港人都认为水是好兆头，是发大财的地方。从改名一事，可以看出当时中央和广东省领导人的用心良苦。
谷牧奉命筹办出口特区，地点确定为深圳、珠海和汕头三个地方。在深圳、珠海建市并建立外贸出口基地，是省根据中央确立的打开国门、实行这一国策，冲破闭关自守或半闭关半自守状态勇敢迈出的第一步。
深圳西部与香港隔海相望，这片海域叫做深圳湾。一块长条形的陆地从深圳湾的南头伸出，像一条昂首吐舌的大蟒蛇，人们就把半岛上这个最接近香港的小渔村称之为蛇口。在中央和广东酝酿建立外贸出口基地期间，香港招商局与广东省向中央提出由该局在蛇口创建对外工业区的设想。香港招商局，是中国最早最大的轮船航运企业的一个分支机构，由李鸿章创建于1872年。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民党政府将它改为国管，归属交通部，抗战期间，中国招商总局曾迁至香港。1950年，国民党设在香港的招商局，驾驶13艘商船起义，回归大陆，后来成为新中国交通部的驻港商业机构。
国务院也认可了这一设想。时年61岁的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袁庚，有丰富的外事工作经验，因此被派往香港出任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作为交通部在香港的总负责人主持工作，成为这个百年老企业的第29代掌门人。
一到招商局，袁庚不负重托，日夜奔忙，马不停蹄，奋力为发展工厂企业招揽经营项目。根据国际市场需要，袁庚还决意增设浮船坞，扩大船只修造量；兴建集装箱码头，增加航运吞吐量。
随着1979年春天的一声“炮响”，蛇口工业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地域。同年7月20日，蛇口工业区宣告成立，袁庚出任工业区总指挥。袁庚在这个面积仅为2.14平方公里的“特区前的特区”里，推行了一系列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特殊政策：新的用人制度、新的工资政策、新的管理方式、新的住房制度……他要“先行一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闯出一条新路：蛇口试行民主选举管理委员会，冲击论资排辈的旧体制，让德才兼备的年轻人有机会进入领导班子；蛇口还办起了股份制的开发公司，办起了大型集装箱厂，办起了招商银行，办起了平安保险公司……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由蛇口发出的口号曾在全国引起轰动，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极大地改变了国人的时间观念和效率观念。如今，蛇口已经成为深圳四大支柱产业之一的物流产业的重要基地。
››› 1980年的深圳街头，随处可见这句口号。由蛇口发出的这14个字曾轰动全国，极大地改变了国人的时间观念和效率观念
“经济特区”名称的由来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当习仲勋、杨尚昆谈到要发挥广东的优势时，习仲勋向中央郑重提出:希望中央给点儿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他代表广东省委请求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珠海与重要的侨乡汕头市各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邓小平十分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构想。但这块地方叫什么，意见很多。据谷牧回忆说：“有的叫来料加工区，有的叫自由贸易区，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我就请示小平，说现在他们叫了各种各样的名字，恐怕中央要统一定一个。邓小平连一分钟都不到就说：‘就叫特区嘛！延安开始时就叫特区嘛！’”邓小平还以一种革命家的语言鼓舞说：“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受邓小平委托，谷牧向习仲勋强调说：“中央是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谷牧后来回忆：“有一次，我对广东的领导们说，要有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打开这个沉闷的局面。中国没有钱，敢不敢用外国人的钱？自己没有熟悉业务的干部，敢不敢用外国人当顾问？我鼓励他们：要对外开放就不能像过去那样一条一条地守着那些老规矩，得请示省，得请示国务院。为什么我敢这么说，主要还是有小平在背后全力支持。”
习仲勋当场就对负责筹建特区的吴南生说:“南生,你去当这个孙悟空吧!”于是，以身份兼任省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吴南生，同时又兼任起深圳市委和深圳市市长职务。
深圳市委领导班子上任后，首先按既定部署，大张旗鼓地制定深圳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由吴南生挂帅，省建委副主任廖伟具体负责，从全国各大城市请来一流的规划设计大师、专家、学者，共108位。108将集中在当时深圳唯一的高级招待所——华侨饭店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规划设计团，先实地考察深圳全貌，然后分成若干工作机构，借鉴世界先进城市的规划设计经验，进行总体规划，分项研究，分组、分片、分段设计，精心绘制经济特区建设的蓝图。
强手林立，百家争鸣。智慧的火花经碰撞而迸发，经迸发而燃烧，经燃烧而融化，经融化而升华，终于产生了共识——
充分利用深圳毗邻香港、交通便利、风景优美、土地充足、劳动力充裕等有利条件，努力为客商提供广阔的经营范围和良好的经营场所，积极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把特区办成以工业为重点，兼营商、农、牧、住宅、旅游、科研等多种行业的综合性特区，以发展我国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这是制定特区经济发展规划的最初指导思想，尽管很不完善，但大方向是对的。根据这个思想，拟定了一系列的发展规划，在科学分析深圳地形地貌的基础上，绘制出了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蓝图。
››› 1984年1月，邓小平、杨尚昆等在蛇口工业区听取袁庚的介绍
首批五个特区，深圳是重点
全国可以建立多少个经济特区？在深圳、珠海筹办经济特区的同时，这个问题也浮出水面。
1979年2月，谷牧在召集国务院有关部门讨论蛇口工业区工作时就传达说：“小平同志认为不仅宝安、珠海县可以搞，广东、福建的其他县也都可以搞。”
4月，中央工作会议文件明确提出了5个地方：“在沿海少数有条件的省市，划出一定地区，如广东深圳、珠海、汕头，福建厦门，上海市崇明岛等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和港澳商人的投资场所。”
但崇明岛最后却被排除在外，这与当时中央领导层对试办特区存在不同意见有直接关系。陈云在一次省、自治区、直辖市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坚决不同意在太多地方办经济特区，他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在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他明确指出，上海、江苏这样的地方不能搞经济特区，因为这一带“历史上是投机活动有名的地区。坏分子的活动熟门熟路”。
可以看出，陈云当时对试办经济特区态度比较谨慎，他不反对办，但要求注意办经济特区带来的负面影响。陈云的这次讲话，打消了其他地区想办经济特区的想法。
1979年7月，中央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报告正式出台，其中明确提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设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事业……特区建设也要有步骤地进行，先重点抓好深圳市的建设。”
经济特区的创办思路渐渐明确下来后，国家拿出3000万元贷款，专供开发深圳。这个微不足道的数字与日后开发浦东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可见，特区在当时纯属试验性质，虽然深圳由一个县级城市一跃而升格为正地级市，但当时中央政府对之并不抱很大的战略性期望。
深圳市的总面积2020平方公里，划为经济特区的总面积有327.5平方公里，其中可规划开发的有110平方公里。这么大的面积，却只有3000万元贷款，如何搞开发？
开发者在百思之下，唯有一计可施的，那就是出租土地，用地金来换现金。这个想法，在当时国内可谓“大逆不道”。反对者的理由很简单：共产党的国土怎么可以出租给资本家？
当时一位叫骆锦星的房地产局干部翻遍马列原著，终于在厚厚的《列宁全集》中查出列宁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来：“……住宅、工厂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骆锦星查到这段话后一阵狂喜，当晚就跑去敲市委书记家的门。据说，当时的深圳干部人人会背这段语录，有考察者或质问者远道前来，他们就流利地背诵给那些人听。
深圳的第一块土地出租协议，签订于1980年的1月1日。第一个吃螃蟹的香港商人名叫刘天竹，跟他谈生意的就是骆锦星。据骆锦星日后回忆，当时的谈判对话是这样的，刘天竹说：“只要划出一块合适的地皮就行。由我组织设计，出钱盖房，在香港出售，赚得的钱中方得大头，我得小头。”骆锦星说：“东湖公园附近，可以划出一块地方来，如何？”刘天竹说：“那好，所得利润，你拿七，我拿三。”骆锦星摇摇头：“你拿得太多了。”刘天竹笑道：“你拿八，我拿二，如何？”骆锦星说：“我拿八点五，余下的是你的！”刘天竹说：“我们初次打交道，往后要做的事还很多，这次就依你的！”一单生意就这样谈成了。
刘天竹开发的这个楼盘叫“东湖丽苑”，第一期共有108套新房，房子的图纸设计出来后，他就开始在香港叫卖，仅3天，108套还在图纸上的房子就一售而空。
“东湖丽苑”一炮打响，让深圳人大大开窍，他们很快拿出新方案，提出了收取土地使用费的思路，每平方米收土地使用费4500港币，这个地价仅相当于香港的1/11。深圳用收进的数亿元钱削掉土丘、填平沟壑，开通公路，通电、通水、通邮政。从1980年至1985年的5年里，深圳实际利用外资12.8亿元，累计完成基建投资76.3亿元，建成了一大批新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工程，初步形成了9个工业区，香港和国外商人纷纷拥进特区办厂、开公司。南风自此一路北上，开放之势再不可挡。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一天，即成为深圳经济特区成立日。
而在珠海经济特区成立前夜，所有的变化也都饱含深意。
吴健民是珠海第一任市委书记，“是一头最早的带头的开荒牛”。他最早知道要在珠海设立经济特区的消息，是在1978年9月。当时他是广东省计委副主任，在广州珠岛宾馆参加会议时，有同事告诉他，中央经过调查研究，正酝酿将宝安、珠海两县升格为广东省地级市，着重进行外贸基地的建设，并可能设立“出口特区”。
不久，省委领导找他谈话，先通了气：中央经过调查研究，建议将宝安、珠海两县改为省辖市，建成两个出口基地，省委正着手筹备两市领导班子。有人推荐他去当珠海市第一任市委书记。
大约2个月后，吴健民就走马上任。从广州到珠海，河涌密布，道路不畅，他和妻子用了半天时间，经过了四次摆渡，带着一身灰尘来到了珠海。“当时，‘一条街道、一间粮站、一间工厂、一家饭店’的说法，是珠海县县城所在地香洲的真实写照。”吴健民曾回忆说，那时珠海这个渔村是很偏僻、贫困的，农业、工业都极落后，投资环境很差，连一家称得上现代技术的工厂都没有。
很快，1979年1月23日，省委决定珠海县改为珠海市，实行省和佛山市双重领导，成立中共珠海市委员会，吴健民被任命为第一任市委书记。同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复珠海撤县建市，11月，广东省委决定珠海市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这个省辖市和权力的问题，其实是为了方便统一管理、统一对外，有利于对外经济活动的机动灵活。”吴健民认识到。
当时听说珠海要建市的消息，不少人兴奋之余又生疑惑，但都知道建市是一件大好事，至少说明中央、省委对珠海是重视的，珠海的地位也提升了。
在《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通过的两个月后，即1980年10月28日，“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珠海办事处”正式挂牌。刚刚担任珠海市委书记9个多月的吴健民，就领命兼任“省特管会珠海办”主任。
从这一天开始，珠海经济特区才正式开始运作。所以，也有人把10月28日作为珠海经济特区正式成立的纪念日。
同月，经济特区也正式成立。紧着着，汕头经济特区正式成立。当代中国城市史册，从此为这四个城市揭开了最为重要的一页。
在经济特区迅猛发展的同时，邓小平又把目光投向了南中国海，一句“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断言，一举改变了这个中国第二大岛孤悬海外、封闭落后的历史宿命。
1988年4月26日，新中国第31个省份，也是唯一的特区省——海南省，在全国人民的瞩目中挂牌成立。那一刻应当被铭记——海南实现了历史上的三大超越：从广东省的一个行政区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省份，从封闭落后的国防前线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它宣告中国首批五个经济特区全部诞生。
››› 1984年1月,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是不是“租界”
关闭了几十年的国门突然打开，不免沙泥俱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由于法规和管理没有及时跟上，经济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行为逐渐泛滥起来，当时最为突出的走私贩私。特别是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后，走私活动十分猖獗，个别沿海地区，甚至出现了渔民不打鱼、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一窝蜂地在公路沿线、街头巷尾兜售走私货的乱象。
1981年，中央一边加大打击力度，严惩了一大批走私犯罪，一边总结办特区的经验教训，但是关于“办特区是对还是错”、“还要不要继续办特区”的大争论，犹如一股来势汹汹的强台风席卷全国。谷牧回忆：“当时中央有两种明显倾向：多数认为设立特区没有多大意义，同时也搞不起来，就算搞起来也是纯属试验性质，中央政府对之并不抱很大的战略性期望。而以邓小平为首的坚决支持要开办。”
争论还不只是这些。1982年上半年，在国内某家颇有影响的报纸上，以醒目的标题，公开刊登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一文。这篇文章从旧中国租界的形成谈起，借古讽今，其寓意是显而易见的。按照文章作者的观点，租界的设立，完全是帝国主义利用当时封建官僚的愚昧无知、腐朽透顶而使用欺诈的手段逐步形成的。1845年，驻上海的英国领事同上海道台订立了一个《上海租地章程》。粗看起来，这个章程似乎是些事务性规定，并没有取消中国在出租土地上的主权。但英国人却巧妙地利用它，在上海建立了租界制度，形成了独立于中国法权之外的国中之“国”。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还意味深长地点明了主题，租界的设立，不仅扩大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奴役和剥削，“还培植了中国的买办阶级”。这显然是在影射特区把土地有偿提供给外商使用有变成旧中国“租界”之嫌。
从表面上来看，租界制度的形成似乎是由于上海道台的糊涂，但作者的用意显然并在此，而是较为隐讳地表明了对引进外资，设立经济特区的疑虑。担心对外开放政策会导致中国丧失国家主权；担心外资经济会对我国的民族工业造成冲击；担心外国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会造成一个新的买办阶级。
这篇文章在当时颇具代表性，它表明了一些人对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和发展外资经济的忧虑和疑惧。同年4月，某报又在《读史札记》栏目上登载了《痛哉！〈租地章程〉》，提醒人们：“外国侵略者通过历次《租地章程》大肆掠夺中国领土和主权的惨痛事实……对于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来说，它是不可忘记的一页。”与其说这些言论是在提醒人们勿忘国耻，不如说是借题发挥，不赞成甚至反对中国搞经济特区。
另外，人们议论较多的还有：特区是经济特区，政治上特不特呢？198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提出：“这些疑问是没有根据的。我国特区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特区内全面行使我国家主权，这和不平等条约产生的租界、殖民地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可见我国在创办特区之初就已明确了特区的性质。
然而，当时党内仍有人对特区不放心。特区成立不久，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是通过深化改革来加以解决还是以此否定特区，便成为问题的焦点。1982年2月末，针对这些问题，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针对人们对沿海经济特区未来发展前途的忧虑，座谈会上解释说，那些外国租界本来不是条约明文规定的，而是糊里糊涂地上了外国人的当，愈陷愈深，最后成了国中之国。会议结束后文件立即批示：此件发全国各省市。对于经济特区，要警惕这类问题。
特区到底办得怎么样？邓小平脑子里一直装着的这个大问号，促使他决定南下去看个究竟。
在邓小平来深圳特区视察之前的1983年，有个现象值得关注：那一年，中央高层密集地造访经济特区，包括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国家主席李先念在内，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高官到访就多达10余次。
回头来看，这也许正意味着，一股寒流过后，一个温暖的春天即将来临。
››› 1985年2月，国务委员谷牧视察蛇口工业区
“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984年1月24日上午10时05分，从北京开来的专列缓缓驶入广州站。早已等候在此的广东省领导人登上专列，车上的小个子老人一见他们便说：“办特区是我的主张，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此时，特区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特区姓社还是姓资？特区是不是新租界？特区需要对她3年来的改革开放有一个公正的裁判。用谷牧的话说：“在对外开放艰苦行进之时，小平同志亲自出马了。”
当天中午，专列抵达深圳。下午3时半，在深圳新园6栋二楼会议室（现深圳迎宾馆6号楼），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向邓小平汇报特区建设和发展情况。满以为他会有一番指示，但是，邓小平听完汇报一句话没说。
据时任广东省委接待处接待科副科长的李天增回忆，邓小平参观深圳市容，登上22层国际商业大厦，到渔民村支部书记吴柏森家做客……一路上话都不多，没有对深圳、对特区作任何“裁决”，高兴了就笑眯眯的。只是在中航技进出口公司工贸中心与电脑下棋时说：“学电脑要从中学生，从娃娃抓起。”
深圳人准备了一卷上好的宣纸，就放在邓小平住的桂园别墅的办公台上，希望他能写下点儿什么。可是，直到邓小平离开，这张纸上仍是一片空白。深圳人真的有些不安了。
26日上午，在梁湘的陪同下，邓小平参观了蛇口工业区，在七楼会议室，袁庚汇报了蛇口的住房改革、工资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邓小平听后很高兴，说了一个字：“好！”
“当时我们都有点吃惊，”李天增说，“这么多天，我们还是头一回听邓小平同志这么肯定的赞扬和评价。”
应袁庚的请求，邓小平为蛇口的明华轮题写了“海上世界”四个字。随后一行人分乘海军的679号和674号舰，由蛇口开往珠海唐家湾军港，再转乘车前往中山温泉。此后3天，邓小平每天上午散步，下午休息。没有人知道，他此时是怎样掂量特区“杀出的血路”。
直到27日，邓小平登上中山温泉后面的猴山，说什么也不肯从原路下山，硬是选了另一条陡峭的路返回，他说：“我不走回头路。”人们似乎从这句话中品出了一些意味。
29日上午9时，邓小平从中山返回珠海，经过前山，驱车直到拱北口岸，就在车子与海关平行时，车子停了下来，邓小平透过车窗，向澳门望了望。在参观了珠海市容和狮山毛纺厂、电子厂后，在珠海宾馆国际会议中心，珠海市委书记吴健民、代市长梁广大向邓小平汇报了珠海经济特区的建设和发展。
午饭前，邓小平与澳门知名人士马万祺及珠海的领导们坐在珠海宾馆翠城餐厅休息。珠海宾馆总经理张倩玲想在餐厅中间摆张桌子，请邓小平题词。李天增对她说：“小平同志在深圳也没有题，现在也不一定会题，还是把桌子摆边上一点儿。”说完李天增便忙着排座位，回头一看，邓小平已主动走过去，伏案挥毫，不假思索地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
李天增说：“我认为，小平同志虽然写的是‘珠海经济特区好’，但绝不仅仅是对珠海的评价，而是经过这么多天对两个特区的考察和深思熟虑后，对特区的总体评价，只不过是借珠海经济特区来表达罢了。”
“珠海经济特区好”在报纸上刊登后，引起人们一些猜疑：邓小平在深圳没有题词，是不是对深圳有看法，深圳做得不好？梁湘为大家鼓劲：“这说明我们的工作离党中央的要求还有距离，珠海题了，好，应当向别人学习，气不能泄。”
话虽如此，深圳市委、市政府仍然派接待处副处长张荣到广州，希望得到邓小平对深圳的评价。
邓小平于29日傍晚回到广州，入住珠岛宾馆。次日下午，张荣也赶到了广州。一见面，张荣就告诉李天增：“小平同志给珠海题词，肯定了珠海，可首长对深圳没有评论，我们想让他题个词。”李天增特意将张荣安排住在珠岛宾馆新6号楼，和北京来的工作人员住在一起，与邓小平的住处仅隔着一条有桥相连的小溪。
李天增回忆说：“我每天早上都要和邓榕一起送她的孩子去东山的一个地方学琴，所以，第二天上午我就把深圳的意思告诉了邓榕。邓榕说：‘胡子叔和杨伯伯（指王震和杨尚昆）都说应该给深圳题个词。我们做工作吧。’邓榕后来把这事儿向小平同志的秘书王瑞林报告了。”
张荣与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孙勇是相识几十年朋友。孙勇将张荣引荐给卓琳，卓琳对张荣说：“应该给深圳题词，你先回去，写好后我们会通过机要交通送到深圳。”但是，没有拿到邓小平的题词，张荣心里不踏实，所以并没有打道回府，继续住在广州。
2月1日，是大年三十。上午，邓小平照惯例出去散步，邓楠告诉李天增：“你别出去了，在家准备，散步回来就写。”
李天增铺开一张6尺宣纸，细心地用熨斗将折痕熨平。然后，平铺在1号楼的办公台上。拧开落地灯，研好墨，又将毛笔蘸饱了墨。
邓小平散步回来，一进1号楼，就坐在门左边的沙发上休息。李天增将深圳写好的、作参考的纸条拿给他，纸条上拟写了几条：“深圳特区报”、“深圳青年报”、“大鹏展翅”。这张纸条曾给吴南生看过，他又加了一条：“坚持改革开放，继续办好特区。”
邓小平一看，说：“要写这么多呀？”
李天增说：“这是深圳同志拿来的，不受这个限制，您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邓小平随手丢开纸条，胸有成竹地走向办公台，一挥而就：“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意味深长的是，邓小平的落款日期是他离开深圳的日子——1月26日。这是对深圳、对特区更加完整、更加明确的肯定。
››› 1992年1月，邓小平视察深圳
“没有小平的话，特区早就收摊了”
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视察广东、福建等地回京后，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办好经济特区，建议增加对外开放城市。他说：“最近，我专门到广东、福建，跑了3个经济特区，还到上海，看了看宝钢，有了点儿感性认识。今天找你们来谈谈办好经济特区和增加对外开放城市的问题，请大家讨论一下。”以下是谈话节选：
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盖房子几天就是一层，一幢大楼没有多少天就盖起来了。那里的施工队伍还是内地去的，效率高的一个原因是搞了承包制，赏罚分明。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儿权力，500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做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
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只要资金可以自由出入，外商就会来投资。我看这不会失败，肯定益处很大。
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中国发展经济从何着手？有位日本朋友提了两点建议。第一点，先把交通、通信搞起来，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第二点，实行高收入高消费的政策。后面这一点，我们国家情况有所不同，现在全国没有条件实行高收入高消费的政策。但如果将来沿海地区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有了条件，收入就可以高一点，消费就可以增加一点，这是合乎发展规律的。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大家要考虑。
谷牧后来说：“小平同志这次重要讲话的发表，意义和作用十分重大。‘是放不是收’是指导思想，深入人心，给那些有关办经济特区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划上了句号，迎来了对外开放的春天。”
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回忆说：“这次重要谈话，由中央办公厅以白头文件的方式，发至党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领导同志，对统一全党思想，坚定对外开放的信心起了历史性的作用。1984年中国的春天，成为一个对外开放的绚丽而灿烂的春天而载入史册。”
根据邓小平的重要谈话，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会议建议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扩大地方权限，给予外商若干优惠政策和措施。
1984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同意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同意厦门特区的范围，从1980年10月国务院批准在湖里2.5平方公里范围内设立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同时要求进一步搞好海南岛的开发建设。
同年4月17日，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等单位《关于进一步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外汇使用额度的请示报告》。《报告》中指出，为了充分发挥这些城市的优势，开创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新局面，拟在3年内，从国家拨出一笔外汇，增强这些城市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活力。
10月27日，国务院批准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关于发展沿海地区轻纺产品出口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为使轻纺产品更加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计划对1100个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11月15日，国务院批准经济特区和沿海14个港口城市减征、免征企业所得工商统一税。
1985年8月1日，邓小平在会见竹人义胜委员长率领的日本公明党访华代表团时说：“对于深圳经济特区，我还是两句话：第一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深圳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这两句话并不矛盾，我国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试验，从世界的角度讲，也是一个大试验。总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我们在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
1987年2月6日至10日，全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在深圳召开。会议认为，改革是特区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会议要求特区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中心，以搞活企业、完善特区市场体系，改进行政经济管理为重点，锐意改革，精心探索，努力走在全国的前头。
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首次视察经济特区，并对特区建设表示肯定，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
深圳市委原书记、市长李灏曾说：“没有小平拍板也不会建立特区，没有小平1984年那么坚定的话，我们特区早就收摊了，就不会有后面的实践和经验。”
近30年后，江泽民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当年抓创办经济特区，现在看来对整个改革开放起了重要作用。创办经济特区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生事物，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是破天荒的事。一些人充满希望，一些人有些忧虑。但是，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下，经过努力，我们对经济特区建设的指导思想，对经济特区的性质、功能、地位、作用以及如何管理等重大问题，逐步都搞清楚了。近30年来，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和‘排头兵’，在对外开放、体制创新、产业升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实践充分证明，创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参考资料：《大试验：中国经济特区创办始末》，钟坚著，商务印书馆2010年9月版；《中国为何如此成功》，陈炎兵、何五星著，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版；《转折：亲历中国改革开放》，吴思、李晨著，新华出版社2009年5月版；《世纪采风》、《深圳特区报》、人民网等
上文已刊于《今古传奇▪人物》2015年第11期
《今古传奇▪人物》：中国人物第一刊
每月15日上市
››› 《今古传奇▪人物》2017年第4期封面
猛戳左下角阅读原文，关注闻立的书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