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天下｜一位复旦研究生讲述：恐怖袭击下真实的欧洲

作者：复旦研究生特约撰稿人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生 袁晓

来源：国政小红旗（ID：国政小红旗）  

2016年3月22日，布鲁塞尔机场与地铁发生连环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这是继去年11月13日晚巴黎恐极袭击之后，欧洲发生的又一起严重恐怖袭击事件。很久以来，欧洲一直是人们心驰神往之地，充满古典文化神韵和浪漫主义气息，然而近年却问题不断。本文作者在欧洲游历半年，行程将近三万五千公里，近距离接触年初的伊斯坦布尔恐怖袭击事件，带你亲身体验笼罩在古典与浪漫光环之下，难民与恐袭阴霾之中的真实欧洲。

前言

在正式开始这篇游记之前，先让我们大胆发挥一下想象力：假设你现在生活在一个名为中华联盟的国家中，这个国家是由十几个成员国构成，比方说，长三角及北崇明联合王国，巴蜀帝国，中原联邦共和国，渤海共和国等等。国家的官方语言有十几种，各成员国人民除了本国语言之外，一般还掌握着北京话以做国际交流之用。

有一天，你从上海出发，坐火车前往北京，一趟旅途却被查了三次票，因为这列火车经过了长三角及北崇明联合王国、渤海共和国、燕赵人民共和国三个成员国，每个成员国的铁路局都要进行检查。而在这列火车驶离德州市准备进入燕赵人民共和国时，它却在两国的边境线上停留了一个小时，随后燕赵边防军上车检查所有旅客的旅行证件，因为该国前几天刚刚提升了国内的安全等级，要去北京赶飞机的你只好在心里默默抱怨……当然，这纯属虚构，只是为了用熟悉的地名让大家更加了解我接下来要说的。

故事还可以继续往下编，但显然，对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有点不伦不类、甚或是荒诞不羁的故事。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中，分裂总是与战乱、动荡、民不聊生等标签联系在一起，而历史的荣耀，大多属于那些实现了大一统的王朝。

统一与分裂，永远是那样的泾渭分明，而像上文这种合而不统、分而不裂的政治状态，闻所未闻。但这就是欧洲正在进行的探索与实践。不难想象，中国人与欧洲人的国家观、世界观是很不一样的。于是乎，我带着这种认知上的差异，踏上了欧洲的土地，开启了一段为期半年的旅程。

大基建时代

在欧洲旅行，最兼具便利性与经济性的交通方式，应该要数铁路了。欧洲是世界上铁路密度最高的大洲，线路密集，车次频繁，城市不论大小皆有铁轨相连。

北极圈内的挪威小城——纳尔维克的火车站（2015年12月18日）

不像乘坐飞机还需要经过漫长的安检，以及因为行李超规而产生的各种扯皮，火车出行确实可以称得上“说走就走”（在旅行时间上偶尔也可以跟飞机一较高下）。如此便捷的出行，无疑要归功于国家以及超国家层面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欧共体的12个成员国就已经决定要在共同体层面设立一个基础设施政策，以促进共同体内部统一市场的运作，泛欧交通运输网络（Trans-European Transport Networks, TEN-T）应运而生。在这一宏伟蓝图的众多项目中，连接瑞典与丹麦的厄勒海峡大桥显然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泛欧交通运输网络（Trans-European Transport Networks, TEN-T）规划图

摊开世界地图，将目光投向欧洲的西北角，欧洲最大的半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犹如一条巨人伸出的臂膀，将波罗的海抱于怀内，而将北海无情地拒之于门外。波罗的海与北海，也因此成为了两道屏障，阻断了从斯堪的纳维亚前往欧洲大陆心脏地带的陆路通道。
瑞典与欧洲大陆的交通运输，只能靠耗时耗力的水运来维系，而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与瑞典第三大城市马尔默，明明只相隔一个并不宽广的厄勒海峡，在产业结构、资源禀赋方面也非常互补，但在厄勒海峡大桥出现前，一直无法实现更深层次的一体化。
“一百年前，一位瑞典小女孩将一个梦想计划写在小纸条上，封进一个瓶子抛入大海，今天，一位丹麦男孩捡起了这个瓶子，只见纸条里面画着一座桥的模型……”2000年大桥通车典礼上，这个文艺的开场白不禁让瑞典丹麦两国人民感慨万千。

注：图片来源网络

2015年10月23日，我从哥德堡出发，沿瑞典西海岸一路南下，抵达了马尔默。在那里稍作停留，我坐上了前往哥本哈根的火车。一百年的距离，如今化为了半个小时的车程，倏忽而过。
但尽管人们已经掌握了将天堑变为坦途的能力，横亘在两国人民心间的障碍，却迟迟无法跨越。丹麦人对瑞典在历史上攫取本国的大片领土一直耿耿于怀，我也不止一次听到在瑞典的丹麦同学表达他们对瑞典的嫌弃与不喜。哥本哈根与马尔默之间的一体化，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因素驱动，一方苦于首都区的高房价，另一方想要获得收入更高的工作，文化上的融合相对缓慢。而当马尔默的房价不再具有吸引力，两地的工资差异也越来越小时，一体化进程出现放缓甚至是倒退的迹象也就很自然了。

厄勒海峡大桥（2016年1月16日）

当后世的人们回顾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这二三十年时，一定会注意到世界范围内基础设施的大发展在这一时期方兴未艾，从欧洲的TEN-T，到美国对自身老化的基础设施的翻新升级，再到中国联结整合欧亚非“世界岛”的一带一路倡议，一个个前所未有的超级工程破土动工，一座座高塔拔地而起，似乎星星的高度才是人类想要企及的目标。
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或许可以称其为“大基建时代”。然而，让钻探挖掘机向地底推进一公里容易，让人与人之间心的距离靠近一公分，何其艰难！坐在火车上，眺望着来往于海峡两岸的船舶，我的思绪却早已飞到了更远的地方……

再造巴别塔

圣经中曾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在这个世界诞生的早期，人们都讲着同一种语言。有一天，人们决定建造一座直通天堂的高塔，因为语言相同，所以人们齐心协力，进展很快。但他们的想法不为上帝所喜，于是上帝使他们说起了不同的语言，人们无法再像以前那样交流，巴别塔的建造也就半途而废了。或许在欧洲一体化设计者的心中，“欧洲合众国”就是这样一座巴别塔，虽然遥不可及，但若是齐心协力，未尝不能一试。而如何克服各国人民“各说各话”的障碍，却着实令人大伤脑筋。

在欧盟层面，人们的解决方案可谓简单粗暴而又行之有效，用两个字概括，就是“砸钱”。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即所有欧盟成员国无论面积大小人口多寡一律平等，以及所有欧盟公民都能以自己的语言获取欧盟的文件，欧盟的官方语言总共有24种之多。欧委会也因此拥有全世界最大的翻译团队，每年的支出可以达到惊人的10亿欧元。

如果再以本文开头那个脑补出来的中华联盟举例的话，就好比每次中央政府做政府工作报告，台下来自各成员国的代表们人人头戴耳机，听着那一头同声传译们源源不断地将北京话翻译成上海话、广东话、闽南话、温州话……而在代表们就某项政策进行辩论时，可能时不时地还要来几下上海话广东话、广东话闽南话之类的互译，于是每次大会组织者进行会议筹备时，如何安排译员的数量就成了一道数学中的排列组合问题。

布达佩斯的自动售票机（2015年12月1日）

到了民间层面，语言障碍只能靠每个人自求多福了。在布达佩斯乘坐地铁时，自动售票机的界面上可供选择的语言达到了“丧心病狂”的9种（连中文都有），而在布鲁塞尔时，面对着只提供法语界面的售票机，除了连懵带猜，乱按一气，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在捷克与波兰乘坐火车时，和列车的乘务员也基本上处于无法沟通的状态，看着他们一边用流利的捷克语、波兰语对我进行着轰炸，一边兴奋地比划来比划去生怕我不明白他们的意思，我只有留给他们一个灿烂的笑容，然后惴惴不安地登上了不知道要开往哪里的火车。听天由命吧，我心里想。
即使在瑞典这种英语水平普遍较高的国家，尽管绝大多数瑞典人能非常流利地使用英语进行交流，但毕竟使用母语总是让人感到比较舒服。在一开始用英语相互认识之后，瑞典的同学们往往在不自觉间又切换回了瑞典语模式，只剩我独自在风中凌乱……

生死一线

2016年1月12日，在几日的阴雨过后，伊斯坦布尔这天天清气朗，我从旅馆出门，在阳光下伸了个懒腰，一边在心中默默盘算着昨晚没有在截止日期前写完期末作业会有什么后果，一边规划着今天的出行路线。啃了一袋路边小店买的饼干算是解决了早饭之后，我心中已有定见，决定今天就去蓝色大清真寺和圣索菲亚大教堂看看。

坐上电车，感受着许久未曾体验过的、在车厢里被挤得七荤八素的感觉，内心其实还是蛮亲切的，毕竟时隔半年之后又一次踏上了亚洲的土地。然而，正当电车快要行驶到目的地时，我却突然发现车上的乘客纷纷向车窗外张望，面露不安。
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可能出了什么事情，但并未将其放在心上，土耳其在几个月前遭到过一次非常严重的恐怖袭击，人们像惊弓之鸟般对任何风吹草动有点敏感也是很自然的。直到我下车之后，我才意识到，真的出事了。警车、救护车、消防车，一辆辆从我身边呼啸而过，驶向蓝色大清真寺方向。

事发现场记者正在进行直播（2016年1月12日）

由于现场被警察给封锁了，当时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能从围观群众惊魂未定的眼神中做猜测：恐怖袭击。后来官方披露出的信息证实了我的猜测，一名有叙利亚背景的伊斯兰国（IS）成员引爆了身上的炸弹，造成10人死亡15人受伤。爆炸发生在上午10点20分，而我到达事发现场的时间是10点30分，后来回想下，如果那天早上我没有睡懒觉，或是没有在车站的自动售票机前研究许久以至于错过上一班电车，我当时很可能就被卷入爆炸中，不知生死了（真的吓死本宝宝了呀）。

第一次发现死亡原来离自己是这么近，也让我对欧洲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有了一个更直观的认识。可以说，这一年多以来，随着叙利亚局势的不断恶化以及难民问题的持续发酵，欧洲各国甚至包括土耳其这样的欧亚国家都面临着愈加繁重的安全及社会挑战。
叙利亚乱局的直接后果就是促成了IS的发展壮大，西方国家原本用来支援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物资很多最后都流入了IS手中。随着其自身实力的增长，它对一些居住在欧洲各国的、对现状不满的年轻穆斯林也拥有了更强的吸引力。有些接受训练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国家，给当地社会的安全埋下了定时炸弹。

注：图片来源网络

同时，难民潮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逐步浮出水面，诸如难民性侵事件、难民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的报道屡见不鲜。而接收难民数量位居欧盟前列的瑞典，近期也开始考虑遣返近8万民难民。
由于经济水平较高的西欧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东欧在难民分配以及边境管控等问题上迟迟无法达成一致，欧盟各成员国相继恢复了临时性的边境检查措施，这一方面大大影响了跨国交通运输的正常开展，一方面也在逐步侵蚀欧洲一体化的基石之一——人员的自由流动。在这条泥泞而坎坷的道路上，欧洲一体化的下一步又该何去何从？

北极光照耀之地

其实，这篇文章本来应该是篇流水账式的游记，然而这半年在欧洲的行程将近三万五千公里，千头万绪，实在无从下笔，只好胡乱选取几点，写了些冗长乏味的文字。为了不做标题党，就在文章的最后，记述下在北极圈内的见闻吧。 

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最北部，是一片长年被冰雪所覆盖的大地，瑞典语中称为Sápmi，但它的英文名Lapland似乎更为人所熟知。踏上这片土地，已是12月底的隆冬时节了。从斯德哥尔摩出发，历经十八个小时的颠簸车程，在漫天的风雪中，我们抵达了瑞典北方的基律纳。虽然地处北极圈内，但由于大西洋暖流的影响，当地平均气温也就在零下10度左右，作为过冬基本靠抖的南方人，这点寒冷还是冻不死的。

整座城市因矿业而繁荣，却也因矿业而衰败。由于基律纳的铁矿已经挖掘了近一个世纪，靠近地表的矿石已经挖掘殆尽，为了保住万余名工人的饭碗，政府与企业决定将矿道继续向地下更深处延伸，然而在经过了十余年的挖掘之后，巨大的裂缝出现在了城市的地表，而且裂缝仍在以每年几米的速度在扩大。整座城市的居民不得不向东集体搬迁，在那儿再造一座新城。

基律纳的矿山（2015年12月16日）

由于这几年污染问题在国内的集中爆发，环保议题获得了人们持续而热烈的关注。要谈论环保，有一个命题是怎么也绕不开的，那就是环保与发展，何者为先，何者为后？人们常说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可真的当人们的生计因为环保而受到威胁时，又有多少人能够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来做出取舍？人们常常以发达国家的标准来审视国内的现状，然而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曾经历过一段环境问题的高发期，这是工业化的必然代价。

即使在现在，发达国家内部仍存在着欠发达的边缘地区，如基律纳，而当地人民与政府在工作与环境之间的选择，是否也值得我们反思：不管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欠发达地区，当发展问题与环境问题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时，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是否总是做出相似的选择？

告别了基律纳，我们继续向西，来到了靠近瑞典挪威边境的阿比斯库国家公园。就是在这里，我见到了此生最为难忘的夜空。星汉灿烂，而曙光女神——欧若拉则横亘于夜空，时隐时现。

阿比斯库的星夜（2015年12月18日）

极光诞生于寒夜，而欧洲一体化，其实也正是起步于二战后的断壁残垣之上。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们为了实现“欧洲联合”而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却总是因各种危机而举步维艰，不也正像我们这些慕极光之名而来，日夜求祈却并非总能得偿所愿的平凡人呢？
所以我并不愿将当前的欧洲称为“危机下的欧洲”，尽管欧洲如今危机重重已是路人皆知，而更愿意称其为“极光下的欧洲”——即使长夜漫漫、即使晦暗不明，但总还是有那么一抹光亮，不知在什么时候，会爆发出最炫目的光彩，让长夜黯然失色，为归客指明前路。

极光（2015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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