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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构造未来的中国 | 社会科学报

2017-09-24 金惠敏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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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见



在以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主义为标志的后全球化时代,中国提出“文化自信”的民族文化发展战略,不仅在构造未来的中国文化,也在构造未来的中国。


全文大约4000字,阅读时长约为7分钟。


报纸原文:《文化自信必然意味着文化间性》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金惠敏



就像民粹-民族主义是借以自由进出当前欧美乱象迷局的阿里阿德涅线团一样,“文化自信”正日益成为一个欲观览未来中国文化走向则必须涉足其间的“众妙之门”(老子语),而文化自信的后果又绝非仅仅发生在文化方面,依照亨廷顿的观点,“文化举足轻重”(cultures count)于经济发展、物质福祉、政治民主化、乃至军事战略等等。文化自信不仅在构造未来的中国文化,也在构造未来的中国。



共同构成一种新的政治图景


“文化自信”并不是一个刚刚提出来的新术语。远的不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逐渐加速,中国传统文化所遭受到的来自西方文化的挤压日益加剧。作为一种反弹,就有一些学者在不断地使用这一术语,以重振民族文化士气,但是其被提高到国家政治层面来使用则是自2011年胡锦涛同志“七一”讲话而开始的: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面对当今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因素的新形势,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2016年,在又一个“七一”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提文化自信,但赋予其一个新的可见性与一个从未有过的重要性:


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



这种新的可见性在于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些撑起国家政治大厦之柱石从此赫然并列,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让我们没有理由去漠然置之。而新的重要性则在于,文化自信不再被放置于文化生产与分配的层级——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其重要性被如何地强调,它都将不越出文化的领域,即是说,它始终都从属于或附属于一个宏大的政治计划——而是被彻底地政治化,被给予与道路、理论和制度具有同等分量和价值的政治品格,且共同构成一种新的政治图景,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倒不是说,文化就比道路、理论和制度方面的政治更其政治化,而是说在同为政治构件的前提下,文化这种政治还具有文化自身的特殊性,即它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因为文化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处在我们无意识的深处。这也就是说,文化是一个民族无处不在的“集体无意识”(荣格)或“政治无意识”(杰姆逊),再或毋宁说,文化即文化无意识,而未能沉积为无意识的文化就只是文本、书本、文字、话语一类漂浮着的东西。


特殊性可瞬间转变为普遍性


从胡锦涛同志的讲话到习总书记的讲话,其“文化自信”的指意没有任何歧义,它和民族自身的标识相关,即自信于中华民族从古至今所形成并传递下来的优秀文化传统。这个传统就其代代相传、绵延不绝而言,堪称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更简单地说,“文化自信”的核心是“自我”的文化,是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但是,任何“自我”都不是自我形成、自我圆满的。自我是一种结构,一种话语,必须借助于一个外围的“他者”来完成其自身的叙述和建构,因而“文化自信”就必然涉及如何看待外国文化或异质文化以及因为他者的出现而如何重新打量和定位自身的问题。



如果说文化自信不仅是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坚持,也是为更好地坚持即丰富和发展这一传统而对他者文化之有益成分的汲取,以此而营养和强壮自身,那么文化自信也就必然意味着一种文化间性、主体间性或文化的主体间性。



文化间性首先包含了文件之间的相互敬重、理解以及共在,但既然作为文化间的对话,它也同时意味着对自身特殊性的超越。这种“超越”不是对自身特殊性的摈弃,而是留置,它仍然留存于其原初所在的地方,甚至根本没有被实际地触动和改变,但同时在概念上将其置于与其他文化的表接之中,由此特殊性便不再是那孤独的个体性,而在位处“文化星丛”之中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既属于其自身,但更属于它在其中显出自身的星丛。特殊性是比较和对话的产物。自在的事物,即是说,自然中的事物,是既无特殊性亦无普遍性可言的。俗谓“与众不同”,其中“与”这一介词一则表示分割,二则也暗含着连接。没有与“众”物(人)的连接,谈何一物(人)之“不同”?!



就一物与其他物之相互连接而言,一物之特殊性也是它的普遍性。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事物敢于僭称“普遍性”,所谓的“普遍性”不过是诸物之间的一种关系,诸物在其中并不丧失其特殊性存在的一种抽象连接。由于特殊的历史和体验,多半与心理创伤有关,我们一直讳言普遍性,我们将普遍性让与了西方,同时我们一直声张特殊性,把特殊性留给了自己。我们不知道,歌德和马克思所说的“世界文学”或日益居于当代学术话语中心的“全球文化”,其实并非一具体之文本,它们意味着一种地方间性,是各个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沟通和欣赏。



最近哈佛教授大卫·丹穆若什提出了一个简便易行的“世界文学”定义:“我用世界文学来包容所有在其原来的文化之外流通的文学作品。它们或者凭借翻译,或者凭借原先的语言(很长时间,维吉尔以拉丁文形式被欧洲人阅读)而进入流通。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世界文学可以包括任何影响力超出本土的文学作品”。这也就是说,一部文学作品只要能够“从原有的语言和文化流通进入到更宽广的世界之中”,那么它便堪以“世界文学”相称。简而言之,世界文学就是文学的跨界流通。这一以流通来定义的世界文学概念启示我们,只要我们打开被封闭于国门之内或自身文化传统之内的特殊性,让它与来自其他世界的特殊性相遇、相识、相悦,让我们的特殊性显现给他人,则我们的特殊性可瞬间转变为普遍性。原来,普遍性一点儿都不神秘,一点儿都不高不可攀,它就是我们的特殊性与其他文化的特殊性的面对面和相互接纳!只是在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和情绪的支配下,我们没有胆量要求那份本就属于我们的普遍性。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今日中国经济早就与世界融为一体。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经济自信,敢于针对当前愈演愈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发出如此掷地有声的宣言:“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以此经济实力做后盾,可以说,我们甚至也具备了充分的政治自信和道路自信,敢于在国际场合不讳言我们的政治选择和道路选择:“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的发展,关键在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但是,面对一贯强势的西方文化,我们的文化自信还远未真正地建立起来。而只有经济自信、政治自信、道路自信却没有文化自信的自信将是脆弱的、易碎的,因为它没有一个深厚的、坚固的基础:文化是一个民族赖以屹立于世界的底蕴和底气。


诚然,我们需要强调民族性,但是,这还不够,我们应该在坚持民族性的同时,让其介入世界,即“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与那些扎篱笆、砌围墙、拒世界文化于国门之外的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不同,我们所强调的民族性是世界文化星丛中的民族性,而唯如此,我们才能够声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们的意思是:第一,民族进入世界并从而参与了世界的构成。第二,民族在世界中显出为民族,即是说,民族的特殊性为世界、为进入世界的其他各民族所给予(特殊性出现在与他者的相遇之时)、所认知(特殊性是一种认识论现象)。这种特殊性越是突出,则说明越是为世界所看见和接受,而被看见和接受了的特殊性便是普遍性。特殊性从民族的实在中生长起来,并在其他民族的目光中浮现出来。如果“文化自信”仅仅止步于所谓的“自”字,止步于自我和主体性的营构,那么这或许正确的第一步也将变成一个错误。重要的是第二步,将自我、主体性等置于与他者和客体的动态链接之中,并从而进入后者的视域,获得其敬重、接受和承认。在此意义上,文化自信将不再是唯我独尊、顾盼自雄、舍我其谁,而是一种特殊性,即被异质文化所看见了的特殊性,因而具有普遍性。


文化自信超越了

陈旧的中西文化二元对立思维模式


建立在文化间性或曰“和而不同”基础之上的文化自信已经远远地超越了长期困扰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中西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也超越了与此中西二元对立思维模式颇有几分类似的当前以英脱(Brexit)和特朗普主义(Trumpianism)为代表的将自我孤悬于全球和全球化、世界和世界化之外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认同政治。



亨廷顿告诉我们:“强大的社会是普世的,弱小的社会是特殊的。”他或许是错误的,因为强者未必真的就代表普世,而弱者也未必真的就意味特殊,但至少在现象层面他是正确的:在当代文化政治场景中,可以发现,弱者总是声称其特殊性或差异性,以此为话语(如果不是话语策略的话)和旗帜,如第三世界、少数族裔、同性恋人群以及妇女等。在中西文化之间,或者,在西方与非西方文化之间,株守和标榜任何一方的特殊性或优越性都是弱者或即将滑落为弱者的表现。也许亨廷顿之捡拾西方文化的特殊性而丢弃其普遍性有其策略上的考虑,西方文化未必会自甘于边缘化的,但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我们需要的是兼取了特殊性和普遍性或者由特殊性而过渡到普遍性的文化自信,自信于我们自己的实践着的当代文化和现实文化,自信于我们自己古老文化的当代价值和对于当代世界的价值。反之,从当代退回历史,从世界退回民族,那不叫自信,那是自恋、自卑,作茧自缚!


-END-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76期第6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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