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 憎恨与神话：“中世纪”的发明与再发明，那是意识形态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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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对中世纪的态度，实际上是不同时期意识形态的产物，甚至连中世纪这个提法本身都是意识形态的产物。
全文大约2400字，阅读时长约为6分钟。
报纸原文：《憎恨与神话：“中世纪”的发明与再发明》
作者：高凌 北京
14-16世纪 文艺复兴时代
中世纪所指的时代里，人们并不知道他们生活在中世纪。这个概念是文艺复兴时期才有的，当时的人认为古代是光明的，而他们的时代也是光明的，界于他们和古代之间的时代就是中世纪。这种观念的形成，大体可以追溯到意大利诸城邦对自己罗马祖先和共和国的附会以及对他们日耳曼世袭君主的反感上，几乎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词汇。
这种精神在北方得到宗教改革运动的呼应，却奇迹般地和反罗马教皇运动混合在一起。意大利人反对日耳曼人主导的中世纪，而新教徒虽然大多是日耳曼人却也跟着否定中世纪——以此来贬低中世纪的另一个首脑——罗马教皇。于是新教徒紧跟着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脚步去贬低中世纪，只是把祸害罗马帝国的罪魁从日耳曼人换成了天主教。
到这个时候，中世纪黑暗说的三大口号全部诞生：“意大利人首创了可恨的日耳曼人的中世纪”、“可恨的君主制的中世纪”、“新教徒给它添上可恨的天主教的中世纪”。
这三个口号随着时代的演变和主角的改换，而逐渐变成眼下的“野蛮的、封建的、愚昧的中世纪”，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一切的口号都可以找到他们的源头，就是自由的意大利对他们的日耳曼君主的仇恨，以及由此派生出文明的意大利(罗马)人和野蛮的日耳曼人的矛盾，自由的共和制度和“封建”的君主制度的矛盾，以及教权和非教权的矛盾。这就为以后几百年的论战铺平了道路。
17-18世纪 启蒙时代
出来给这一切仇恨和意识形态集大成的是启蒙派。启蒙派里既有新教徒也有城市共和国的公民还有反教权派。公民卢梭则既是新教徒又是日内瓦共和国公民还是反教权派，所以一切的口号都可以在他们的手中结合在一起。于是在他们简单的历史著作当中，罗马共和国被倍加称颂，而帝国就相形见拙；至于中世纪简直就是罗马人腐朽的报应，而天主教则更是帝国的毒瘤。如果说在之前的人文主义者和新教徒中间，这些倾向还只是一种暧昧的预感、一个朦胧的主题，那么到18世纪这个主题就被明确无误地表现了出来，而且又加上18世纪的色彩，共和理想没有变，民族问题退居幕后。新教徒只反对天主教和教皇制，但是启蒙派什么都反对，他们对新教徒怀念的早期基督教毫无好感，进而采取一种罗马多神教信徒的气派，把帝国的不幸直接归因于基督教。
19世纪 民族国家兴起
当革命和拿破仑帝国使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之后，民族矛盾又从幕后回到前台，这原本就是中世纪问题的主题之一，只是18世纪是理性的时代，是世界公民的时代，直到理性的理想主义者们拿整个老欧洲做试验为止，这个世界公民的理想都畅行无阻。但是基于世界大同和普世理想的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反过来刺激了欧洲尤其是德意志的民族主义。
这种民族主义热潮在1813年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中点燃了整个德意志。冯·克莱斯特的《赫尔曼战役》可算是德意志人这种自我认同感转变的一个文学上的纪念碑。这股热潮并没有随着拿破仑的战败和复辟的到来而消退，相反在复辟时期严厉的出版审查当中，民族主义和国家统一的理想，转向了受限制最少的学术领域。其中体现在历史学上的一面——就是对中世纪的浪漫主义热情。中世纪在德意志意味着国家统一、强大、欧洲强权，民间传说和大森林里的浪漫幻想。这种德意志的浪漫主义在复辟时期随着出版进一步传播，甚至连格林童话都是这种浪漫主义中世纪观的产物。于是一种新的精神：反理性的，标榜民族性反对世界公民的，支持世袭的君主制度反对共和制的，赞美中世纪而反古典传统的新精神正式确立，这就是作为复辟王朝御用思想的浪漫主义。
于是到1815年，十九世纪关于中世纪评价问题的一系列斗争的三大主题全部就位：
法国人开始以高卢—罗马文明的继承者自居，而德意志人开始以日耳曼人自居。他们之间的矛盾接替了过去的意大利（罗马人）和日耳曼人的矛盾；共和派标榜的古典共和理想和复辟王朝的君主政体的矛盾；共和派主张的无神论和复辟王朝捍卫的教会的教权间的矛盾——把文艺复兴以来的三个主题用更响亮更激烈的方式再现了出来，并和十九世纪的政治现实，德意志的统一和法德矛盾结合在一起，变成了十九世纪版本，成为左右派论战、法德两国学者论战的基础。
进入1870年代，法德两国的仇恨依然存在，但是历史领域里围绕中世纪问题的论战主题却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的很肤浅的中世纪好不好，变成了承认中世纪是近代文明的摇篮和基础这个前提上，大家争论到底是法国人的罗马—高卢因素发挥的作用大，还是德国人的日耳曼习惯法发挥的影响大？
急于赋予新生的帝国以历史和民族认同感的德国历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团结一致坚定地认为日耳曼传统是中世纪文明的基础，同时贬低罗马—高卢传统。这里除了有法德仇恨的原因之外还牵扯到信仰斗争：第一届梵蒂冈公会议在欧洲地理大变动，意大利和德意志这两个民族国家横空出世的时代中召开。教皇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摆出了一副正面对抗的架势，公会议重申了“教皇永无谬误论”，这一下就激起了新教国家的愤怒，尤其是刚刚诞生不久的德意志帝国。俾斯麦立刻掀起了信仰斗争，而正在为这个新国家塑造认同感的历史学家，在这个斗争中又燃起了1848年以前德意志自由主义者的反教权热情，虽然这一次是为帝国服务。
法国学者发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先天不足，他们原本应该积极地站出来捍卫基督教在中世纪的影响，因为基督教是罗马-高卢传统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法国教会和1875年以来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矛盾，让法国政府虽然仇恨德国，也跟教皇水火不容，所以共和国也投身于信仰斗争。在这个前提下，法国知识分子如果捍卫教会就是跟体制为敌。所以法国并没有做出太响亮的反击。
20世纪 近代
法德论战到1900年前后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而对欧洲学者的这种论战感到一脸懵逼的美国历史学家，则完全无法理解他们的欧洲同行到底在干什么。所以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反而比较不偏不倚。美国学者对中世纪的文明的看法可以用汤普逊的观点作为代表，那就是中世纪文明的三大要素：罗马人的国家观念和法律、基督教信仰，再加上日耳曼人的个人自由，一起组成了中世纪的文明并孕育了近代的文明。在两次世界大战彻底终结法德仇恨以后，这种比较客观公允的观点，基本上成为了现代对中世纪评价的基础。
综合所有这些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对中世纪的态度，实际上是不同时期意识形态的产物，甚至连中世纪这个提法本身都是意识形态的产物。
简单地概括成一句话那就是：罗马没你们想的那么好，中世纪没你们想的那么糟，文艺复兴也没有你们想的那么惊天动地。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80期第8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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