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公共文化建设：上海在行动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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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

公共文化篇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在十九大开幕式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一个国家来说，只有提高社会整体的文化素养，文化自信才具备坚实的支撑。因此，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人民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成为夯实文化自信的重要举措。

宏观

政府顶层设计与百姓创造对接

访上海市文广局原副局长 王小明

Q：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一提起文化建设，就自然想到与政府有关，是不是这就意味着政府在公共文化建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王小明（上海市文广局原副局长）：

总体上可以作这样的理解，但上海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有自己的经验，实际上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起到了主导作用。政府主导意味着一定的立场，如我们曾经讲“两为”方针，现在更加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倡导公共文化服务要与老百姓的需求对接，这就是一种主导。政府主导就体现为培育土壤、建立机制、搭好平台、提供保障。

文化机构和各类文化社会组织是公共文化建设的主体，它们应该充分利用政府提供的环境，生产、提供公共文化产品，服务于市民。而市民则是公共文化建设的主角。一方面，市民作为主角，要在参与公共文化中享受文化，创造文化，服务文化。另一方面，市民作为主角，应该监督政府和各种主体，通过监督，行使评价权。以项目评估为例，过去一个项目结束后，政府往往自己总结，自我评价，现在我们让市民、让社会进行评价。即使是有第三方评估，也要进行市民的满意度测评。

政府、社会和市民共同构成了公共文化建设的角色关系，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参与主体多元化。我们在实践探索中越来越 40 37900 40 15287 0 0 2319 0 0:00:16 0:00:06 0:00:10 3005发现，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不仅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现实出路，也是未来必须坚持的发展方向。

Q：公共文化服务要与老百姓的需求对接，而市民文化节的举办实际上是要鼓励市民享受文化、创造文化、服务文化，那老百姓的这种自我创造是如何与政府的顶层设计相结合的？

王小明：

总体而言，上海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至今，使市民参与公共文化的热情逐步提升。这一方面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各个层面的市民参与文化生活的内在要求。现在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需要广泛的人际交往，实际上，这种对于社交的需求是井喷式的。因此，老百姓参与文化是有内在需求动力的。

以市民文化节为例，过去市民的角色定位不够清晰，还是倾向于以政府和相关文化单位为主角，群众是被动参与的方式，政府提供什么样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相应地决定了市民享受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现在，我们采取“政府主导、社会支持、各方参与、群众受益”的方式：群众是市民文化节的主角——提出需求；各种公共文化单位是主体——设计和提供产品和服务；政府是主导——负责政策的顶层设计并提供保障，搭平台、建机制、提供服务。

鼓励群众参与、创造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鼓励群众实现自身的文化价值和艺术梦想，我们利用现有的公共文化设施为群众提供展现自身的舞台，群众可以自拉自弹自唱。当然，在此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不少困难，既包括客观的条件限制，也有主观的惰性，还有制度设计的缺陷，需要未来进一步创新。

Q：“东方配送”是上海一个重要的文化创新机制，您对公共文化配送的未来发展有什么建议？

王小明：

我认为要继续坚持公共文化配送建设。首先，我们要建立需求对接机制。需求要对接到人，现在还存在着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层面为主，选择产品和服务的问题，而不是由老百姓根据需求进行自主选择，希望今后能通过技术手段，真正与老百姓的文化需求对接起来。其次，要继续坚持和完善社会举手机制。让更多的合格社会主体举手，提供产品和服务。再次，继续坚持和完善购买服务机制。如何实现购买的产品和服务的全流程监督是一个急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我们有验收评价机制，比如节目、演员、阵容是否符合采购要求，采取基层点评、分步付款的方式进行有效监管。最后，继续坚持和完善绩效评估机制，这主要是依靠第三方评估机构。

此外，我觉得在未来的发展中还需要防止几种倾向。首先，我们不能异化公共文化。公共文化不等于文化产业。不要把公共文化转型成以纯盈利为目的的东西。当然，市场也可以进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但一定要比外面的价格便宜。在公共文化的公益性上还存在认同偏差，对普惠也有不同观点。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一定是做普惠的。其次，我们不能对公共文化的理解泛化、扩大化、矮化、固化。在建设上海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过程中，始终应该心中有群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方向

社会化决定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活力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蒯大申

关于公共文化建设的未来发展问题，中央于2015年出台了《关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指出了未来发展的道路。从全国范围看，发达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已经到了一定的水准，下一步朝什么方向发展，这个问题极为重要。在原来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前面加上“现代”这两个字，就体现了未来发展的方向。

“标准”是手段，“均等”是目标

对于“标准化”和“均等化”的理解，存在着许多分歧和不同认识。我在基层听到的声音，包括文化主管部门的干部都说，均等化永远不可能做到，实际上这就反映了对“均等化”概念的理解问题。我认为，均等化并不是无差别化和无差异化，而是在一定底线基础上的均等化，这就好比最低工资保障线。在最低保障的意义上，要实现均等化。国家马上要对公共文化保障进行立法，实际上这反映了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均衡的问题较为严重，不同地区、城乡、不同人群之间的不均衡，全国有些地方的保障水平比较低。均等化要在这个意义上加以理解，保证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此外，要做到均等化，必须要有标准，这就是“标准化”问题。“标准”是手段，“均等”是目标。

在社会化基础上专业化

另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是“社会化”。所谓“社会化”，就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公共文化服务，政府有保障的责任，但并不等于什么都由政府来做，也不等于所有资源都由政府来提供。“社会化”就意味着开门来办，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都能进入到这一领域。上海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专业化”的概念。社会化和专业化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所谓“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就是根据不同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的性质和特点，以社会需求为导向，鼓励各类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参与兴办公共文化服务，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各类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格局。

所谓“公共文化服务专业化”，就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从业人员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和水平需要符合一定的专业标准。“社会化”针对的是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主体、提供方式多元化和社会参与的问题，“专业化”针对的是公共文化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的问题。文化艺术教育、文化艺术创作、文化艺术活动的组织、策划、管理；社会工作、社区服务、社区管理；公共文化设施、设备的运行管理及服务，都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公共文化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水平和效能。可以说，社会化决定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活力，专业化决定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服务水平。因此，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应该是有一定专业化要求的社会化；公共文化服务的专业化，应该是在社会化基础上的专业化。

我认为，社会化的发展方向极为重要，上海在这方面的探索也是有益的。一些社会组织来运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上海有这方面的典型案例。目前，对这个问题，政策放开了一些，社会热情比较高，上海有高水准的社会组织。但是从大环境来看，政策放得还不够开，对文化类社会组织的管制还比较严，申请成立有相当的门槛和条件。但不管怎么说，我认为社会化的方向是非常重要的，政府一定要从公共文化服务的第一线退出来，负责制定规划和营造法治环境，而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够让社会来做的，就应该由社会来做。如果这一方面做得好，可以直接推动社会建设的发展。

廓清对公共和经营进行两分的理论误区

另外还有一个被人所忽视的问题，就是目前我们把公共性和经营性划得很清楚，这会导致互动关系不通畅。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公益和市场的边界究竟应该如何来划分？如何建立一个两者良性互动的关系？我们现在都要求免费，认为免费就是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文化服务能不能收费？在现有的政策下是不行的，这好像是一条政策的高压线。但实际上，非营利机构的收费是很正常的，关键是要有相应的制度，即非营利机构的财会制度。

我们到长宁文化馆进行调研，他们有一个书场，200多个座位，提供一杯茶，5块钱门票，前面一排椅子雅座25块钱。因为中央要求免费开放，文化馆说，那么我们的书场也来免费开放。结果许多书友联名写信给区文化局，要求书场不要免费，理由是一旦免费，什么人都来了，就必然会影响演出秩序，老听众反而会连座位都没有。这就反映出，免费是否就是最好的公共文化服务形式？是不是只有免费才是公共服务？从另一个角度说，免费会冲击市场，我们到评弹团调研，他们说，“现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5块钱，甚至免费就能听评弹，那我们的商业演出的市场在哪里？”这就是说，免费政策与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之间形成了矛盾，这就涉及到一个边界问题。

对这个问题，理论上讲不清，实践中不敢碰，因为“两分法”分得很清楚，收费就意味着不是公益性的，这实际上在理论上是一个误区，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实践中来解决。（节选自《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上海的实践与思考》）

问题

政府部门须加强履行公共服务职责意识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研究室原主任   王锦萍

上海从1997-1998年提出建设“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城市”，到世博会前提出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 30年来，上海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三个阶段与上海不断深化的文化发展定位息息相关。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各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凭借历史禀赋、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独特的区位优势，上海经历了一轮又一轮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在公共文化设施规划与建设的过程中，既有可资借鉴的经验，也存在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

文化设施规划采取功能集聚方式

重大文化设施的选择首先要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定位和水平比较好的地区，具体地点需要慎重选择。从现实来看，上海博物馆、世博演艺中心、东方明珠的选址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能将东方艺术中心的最终选址定在陆家嘴地区，那么将与东方明珠、世博演艺中心，以及即将建成的梦工厂一起，成为可以与悉尼歌剧院地区相媲美的世界级文化艺术演出集聚中心。如果当时将上海图书馆选在上海大剧院西侧民生银行地区，即威海路黄陂北路附近，那么就能与上海大剧院、城市规划展示馆，以及上海博物馆等设施一起组合形成市政文化中心。今天我们都意识到，重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规划采用“摊大饼”的思路是不可行的，还是要采用功能集聚的方式。

社区文化中心建设要调动基层积极性

　在重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过程中，基本上是举全市之力，市文广局、市委宣传部等部门都参与建设。但是在社区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过程中，一些社区不愿意参与建设，最后市委宣传部与市文明办共同推动建设，明确，没有社区文化设施的街镇，就不能参与评选文明单位，这才把基层建设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基层社区之所以不愿意参与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直接原因在于当时的风气是建设项目就要赚钱，而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项目是需要社区贴钱的，所以一些基层社区积极性不高，其根本原因在于社区政府部门还没有认识到自身必须履行的公共服务职责。

提升设施规划与承载内容匹配度

软件内容建设与硬件设施建设是一对突出的矛盾。设施建设落后于内容建设时，设施建设的问题比较突出；可一旦设施建成后，是否真的有比较好的，并与之相匹配的软件内容，又成为公共文化设施运行的另外一个突出问题。所以在规划硬件设施建设的同时，离不开软件和内容建设问题的考量。文化硬件设施作为建筑，是城市经济发展和规划、设计理念的具体承载，是以物理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建筑本身用3-5年的时间就可以建造出来。而软件和内容建设问题就比较复杂，好的作品和内容既有可能很快冒出来，也极有可能需要长时间的酝酿和培育，其中存在着许多偶然性。而且，后来者总是要对之前的作品和内容加以创新优化，推动硬件设施的功能不断加以完善，提出新的需求。总体上，硬件设施和软件建设之间既有矛盾，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整合与利用城市空间资源

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上海的公共文化设施布局基本实现街镇乡全覆盖。“十二五”期间，上海推出了“上海地铁音乐角”、“上海地铁文化列车”和“城市景观交响音乐会”等文化项目。但是，在如何利用和整合城市空间资源为文化信息的广而告之和文化活动搭建平台等方面，还需要很大的改进。以人民广场地铁站通往来福士商场的通道为例，非常长的通道两边几乎全部是服装、化妆品等商业广告。而在英国伦敦，以伦敦重要的火车和地铁枢纽Euston站为例，电梯以及通道的两旁则布满了有关戏剧、电影、书籍的灯箱海报和多媒体广告。此外，上海在社区空间建设中，重视室内空间的建设，对室外公共空间关注不够。面对新媒体时代，空间的流动性也需要我们高度注意，未来要采取物理空间和流动空间相结合的方式，用流动空间来弥补物理空间的不足，并用流动空间来提升物理空间的内涵。（节选自《上海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历史进程与空间布局》）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80期第6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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