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去的玉手——对荆轲的反思与内省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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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晚年真是深刻得令人战栗！他的《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乃是中国历史甚至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的文章，窥透了中国乃至人类“社会心理之一斑”。可惜学界至今对此注意得很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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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原文：《冷去的玉手——对荆轲的反思与内省》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梦阳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是从高二语文课本上知晓的。给我印象极深的不是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歌，而是燕太子丹置酒华阳之台，宴请荆轲。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为之抚琴。荆轲说：“好手琴者！”太子即进之。荆轲道：“只爱其手耳。”太子即断抚琴女的手，盛以玉盘奉之。
看到这里，我不禁毛骨悚然，眼前立时浮现出盛在玉盘里的抚琴女那双冷去的玉手，已无血色，僵硬，恐怖……她被断手的那一刻是多么悲惨，裂腑巨痛，鲜血喷溅，很快死去，还是勉强活下来，过着无手的日子？……一个活灵灵的才艺色三绝的美女，就这样令人心颤地离开了人间。她家在哪里？身世如何？无从查考。不过，是一个毫无人的价值的任人蹂躏、宰杀的女奴，则确定无疑。
秦王是有他的暴烈行为，但最终目的是为了统一中国。如无秦王，就不会有书同文、车同轨的景象，中国可能至今还处于分裂、争斗之中。而燕太子丹之所以不惜一切代价收买荆轲去刺秦王，恰恰是为了一己私利去阻挡这个大势。到头来只能是螳臂挡车，彻底失败，被自己的故国——燕绑给秦王诛杀。
太子丹为了达到刺杀秦王的目的，不讲任何道德，竟然剁断抚琴女那十指纤纤的玉手，以满足荆轲极其病态的要求。荒唐暴虐，有悖人性到了极致。这等惨无人道的虐行，与俄国民粹主义者涅恰耶夫的“革命”教条不谋而合：“要冷酷对待自己，更要冷酷对待别人”；“应实施歼灭行动，不应有任何恻隐之心，包括对亲人、朋友、爱人”；“应拟定一个暗杀、处死的名单、顺序，排名先后，不是按其罪行，而是根据革命的需要”；“革命者要与残忍的强盗团伙相结合，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革命组织应想方设法全力促进社会的灾难与罪恶的加深，最终逼迫人民失去耐性而起来暴动”。总之，只要目标高尚，手段可以忽略不计，以恶易恶，以暴易暴，革命者言行无需道德底线，等等。
出于这种宗旨，选人也是以生性残虐为准，燕国有勇士秦舞阳，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乃令秦舞阳为副。然而，这种杀人成性者，自己正是怕死的。刚到秦王陛下，就色变振恐，坏了荆轲的大事。
其实，荆轲的行动即使成功，刺死了秦王，也阻挡不住秦国统一中国的大势。相反，可能使秦更加凶狠，灭燕国和其他诸国更为疾猛。退一万步说，荆轲胜利了，坐上了帝王或权臣的宝座，从他要抚琴女玉手的病态心理和绝无道德底线的人性来看，肯定是一个暴虐无比的杀人魔王，不知有多少像抚琴女一样的美丽少女会惨遭蹂躏、残杀，多少百姓会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因为一个为人民谋利益的掌权者，首先应该珍惜人的生命、尊重人的价值。
但是，历史上却一直有文人墨客极力赞美之。淡泊如陶渊明者，也写过金刚怒目式的《咏荆轲》，塑造了一个除暴勇士的形象。其中云“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陶公对荆轲刺秦未成是觉得遗憾的，说“惜哉剑术疏，奇功竟不成！”。陶公生活在晋王朝没落的年代，由晋入宋，叛乱相继，杀伐不已，出于对荆轲的误读，他向往荆轲那样的江湖侠骨来铲灭以强凌弱的暴乱政治，倒也思出有因。这一思想，不断在后世显现。初唐骆宾王《于易水送人》咏道：“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而今水犹寒”，和陶公的《咏荆轲》一脉相承。清末大诗人龚自珍《杂诗》其一说：“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定庵生活的时代同样是鸡鸣不已，难免对荆轲怀着欣赏和惋惜的心情。直到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在历史剧中依然歌颂荆轲、高渐离等刺客。相比之下，鲁迅先生早就憎恨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丧尽人性的残忍，后来认识到明朝永乐皇帝的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于是又将这憎恨移到永乐身上去了。明初，永乐硬做皇帝，惨杀建文帝的忠臣，景清剥皮，铁铉油炸，他们及其属下的妻女发付教坊。茅大芳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病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
鲁迅怒斥道：“君臣之间的问答，竟是这等口吻，不见旧记，恐怕是万想不到的罢。但其实，这也仅仅是一时的一例。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但是，中国历代的士大夫却竭力掩饰这残酷的事实，编造出铁铉女儿献诗而配了士子的故事。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倘使铁铉真的并无女儿，或有而实已自杀，则由这虚构的故事，也可以窥见社会心理之一斑。就是：在受难者家族中，无女不如其有之有趣，自杀又不如其落教坊之有趣；但铁铉究竟是忠臣，使其女永沦教坊，终觉于心不安，所以还是和寻常女子不同，因献诗而配了士子。这和小生落难，下狱挨打，到底中了状元的公式，完全是一致的。”鲁迅晚年真是深刻得令人战栗！他的《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乃是中国历史甚至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的文章，窥透了中国乃至人类“社会心理之一斑”。可惜学界至今对此注意得很不够。
鲁迅先生毕其一生，竭诚奋斗的就是让中国人争得人的价值，结束争夺“一把旧椅子”、“以剥皮始，以剥皮终”的历史循环，进入人的社会。他对所有残无人性者，无论是造反者，还是统治者，都是憎恨的。并主要将憎恨集中在统治者方面。因为社会的失去人性，关键在权力者那一面。但也告诫被压迫者不可以恶易恶，以暴易暴。无论是哪一方，首先都须具有人与人性的意识，珍惜和尊重人的生命和价值。因为这是作为一个人的底线。
不妨深入考虑一下荆轲这种“教人死”也教自己死的举动的目的如何，后果如何，依据的道德底线究竟如何？……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81期第8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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