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 | 不能忘：繁华背后的破碎，“战乱中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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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读
《战乱中的上海》丛书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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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简介
近代以来，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引起了剧烈的社会变迁。上海在经历了一系列战争和动乱之后，社会民众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又是如何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
本丛书从时段上突出“战乱”这个主题。更突出在非正常状态下的上海社会生活，特别是战乱的影响和作用。战乱几乎贯穿民国历史的始终，然而本丛书中包含的军事史、航空史等主题，却是民国史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这也是和平年代文人治史的缺失。以这些视角为切入点来理解社会历史，关注武装力量、防空和特殊时期的娱乐管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为我们提供透视民国上海社会的新视角，有助于推进上海城市史的研究。
《1950年上海大轰炸》
张犇◎著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集团在节节败退的同时，展开了对被解放区域，尤其是城市的猛烈轰炸。1949年5月底，上海解放，这座远东大都会便又开始了遭空袭的噩运。1949年6月至1950年5月，国民党派机轰炸上海市区71次，投弹593枚，全市28个区中有17个区遭受过轰炸，伤亡4500余人。1951年3月至1957年4月，国民党飞机闯入上海空域15次。其中，以1950年2月6日的轰炸所产生破坏最为严重，军民死伤近1500人，上海的电力设备损坏高达五分之四，随之工厂停工，商店关张，钱庄倒闭，交通秩序混乱，市民生活更是一派狼藉，春节节庆气氛全无，十里洋场，一片漆黑。
上海市军管会采取了抢修设备、疏散人员、轮流用电、限制用电等一系列应急措施以度过危机。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中苏同盟的大背景下，苏联空军进驻上海，协助人民解放军空中设防，一举控制了局面。上海全市宣传动员，市民同仇敌忾，认购公债积极支前。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1950年5月国民党军队终于放弃舟山据点，其加诸于上海的轰炸与封锁就此告终。
此案造成的历史影响至少有以下五点：一是加速了解放军空军的产生和成长；二是上海民防系统得以完善升级；三是加速了城市基层组织的建立，强化了新政权与市民之间的关系，为“镇反”和“三大改造”等运动准备了条件；四是拉开了工业内迁大幕，直接启发了数年之后的上海小三线建设；五是促使苏联军队提前进入中国，成为中苏关系的催化剂，从而深刻影响了当时中国的对外关系。
《抗战时期上海铁路损失及其影响研究》
岳钦韬 王争宵◎著
抗战时期中国铁路遭受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程度最深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作为两次淞沪战役时期最重要、最快捷的交通通道，京沪、沪杭甬两条铁路承担起大量军民的运输任务，但由于日军空袭、地面战事、运营停止以及双方破拆而遭受了严重的直接与间接损失以及大量人员伤亡，其财产损失合计达9700余万元（1937年币值），员工死伤约100人，同时造成大量军民乘客伤亡。
战争不仅对铁路本身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对上海城市空间的演变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民国上海市政当局为改善铁路与城市的关系布局而推出多项铁路改造规划，但这一历史契机被两次淞沪战役彻底葬送，而战争又导致多座火车站和铁路路线被毁，对外交通受到了较大限制。建国后城市空间迅速拓展，但铁路运输布局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因此“蜂腰”问题日益突出，文革前后在铁路外侧新建居住区的行为则进一步加剧了铁路路线切割城市空间的问题。这一局面最终通过建设新客站和拆除沪杭铁路内环线、部分淞沪铁路地面路段等方法才得以化解。
总之，受战争及其后续因素的影响，上海城市空间并未沿铁路路线方向延伸、拓展，铁路未能成为城市空间的发展轴，反而造成了较强的负面影响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
《民间武装与地方秩序：上海保卫团研究（1924—1946）》
白华山◎著
近代中国战乱不断，上海商人为图自保组织了自卫团体，这就是商人的民间武装。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商人的武装——商团参与了上海光复起义，推动了长江流域各省的革命进程。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后，上海县商会等团体组织了上海市保卫团，以维持地方秩序为职责，但维持时间不长，就被袁世凯政府下令强制解散。
1924年江浙战争期间，上海商人又纷纷组织武装进行自卫，闸北、南市、宝山等地相继成立保卫团。此时的保卫团规模更大、数量更多，它作为一支重要的民间武装力量，先后参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和一二八淞沪抗战，在上海现代史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1934年1月，保卫团被上海市政府强制接收与改编，成为国家控制下的武装力量。
总序
我是上海之子，身处承平时代，虽已人到中年，还从未遇到过战乱。但是我的祖、父辈则没有那么幸运了。尤其是祖辈，他们曾经长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沪上生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创伤烙在他们的记忆里。
大世界落弹惨剧
外祖母是1936年从杭州来上海帮佣的，她曾反复向我唠叨过三件事，其一是1937年8月淞沪战争时大世界游乐场落下了航空炸弹，当场血流成河，死尸遍地，她当时就在附近不远处，曾随众人逃进了一座大建筑避难。其二是战时她曾一度在乡间居住，“日本军人很坏，每见到有人家有炊烟，就前往捣乱，在灶上拉屎拉尿。为了防止受辱，中国女人常将煤灰涂在脸上，以防被当作‘花姑娘’……”其三是1949年5月解放军攻进上海，许多国民党军人穿便装逃跑，故而马路边的垃圾箱里留下了许多制服。
战事爆发之初难民从虹口逃入租界
我的祖父则是1930年来上海的，有一次他曾颇有些自豪地告诉我：“八一三时，我们家住在‘大法国地界’（法租界）的顺昌路。”言下之意是，当大批难民从战火纷飞的华界闸北和南市逃向市中心时，他和我奶奶却因有租界的保护可以免于逃窜和劳顿之苦，从而在“孤岛”苟延残喘。当我问起战时日军的暴行时，他这样回答：“日本军队中的朝鲜人最坏了，比日本人还坏……”遗憾的是当时他并没有说明理由，而我也没有追问。
外祖母和祖父对我最为抚爱，虽然故去20多年了，但我仍然经常想念他们，也想起他们的话语。每当我身处悲哀的心境时，总会梦见他们，先是仿若了守土抗日的决心.... 生前般的对话，然后我便哭醒过来。
京沪列车上逃难的民众
我的父亲生于1941年春，即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夕。父亲常挂在嘴边的是这样一件事：他年幼时曾被寄养在某亲戚家，某一天他哭叫不止，该亲戚不得不将他送回家，当路过南市十六铺一带，他曾亲眼见到远处上空有飞机扔下一排排的炸弹……我算了一下，如果那是他3岁的事，应该是1944年美军飞机轰炸上海日军的设施；如果是9岁的事，则是1950年国民党飞机空袭上海。父亲还曾说到，上海解放那一年他正好8岁，某一天晚上整整打了一夜的炮，第二天醒来他跑到街上去查看，只见到处都是解放军。
大概在我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常带我到浦东塘桥的一个朋友家里去游玩，当时浦东尚未开发，一派郊外的景象，所见的是一片接一片的农田。他有好几次指着途中的一处旷野说：“当年解放军曾打下过一架国民党飞机，飞机残骸就掉在了这里，我们小时候是特地从市区赶到这里来看热闹的。”
……
遭受轰炸的虹口
大致上，这就是我听闻的祖、父辈的战乱记忆。像我这样的家庭，上海有几十万家、几百万家，集合起来，这是一份多么厚重而真实的精神存在，它记录了六七十年前上海民众曾经蒙受的灾难、惊恐、悲伤和屈辱。
先施公司被炸后的情形
战乱的记忆不仅存留在意识层面，还处处显现在我们现实生活的周边情景中：
当我们在北部的闸北寻亲访故时，切不可忘记日本帝国主义者曾如何利用自己的军事优势，狂轰滥炸，将这块本来颇富希望的新兴之地，毁成了一片废墟，多少同胞因此丧命……
当我们坐游船徜徉在黄浦江上，汽笛声声，万舸争流，饱览东方巨港的盛景时，是否忆起了在那国族式微的岁月里，列强的军舰是如何用大口径的火炮肆意威吓着我们先辈们的日常生活……
当我们信步在苏州河边时，微风吹拂、绿枝飘逸时，可曾寻思当年女童子军杨惠敏泅渡过河，将国旗送至北岸的四行仓库，为谢晋元团的八百壮士坚定了守土抗日的决心……
当我们到南市的豫园游玩时，吃着美味的小笼包，走过人头攒动的九曲桥，或许会想起不远处点春堂里曾经有过的勇气和决心，刘丽川、潘起亮在那里点燃了小刀会起义的烈火……
当我们坐着公交车路过南浦大桥桥堍中山南路1551号三山会馆时，可曾知道这座红色清水砖围墙、院落开阔的古建筑，曾是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南市方面起义工人的指挥总部……
南京路外滩落弹后惨状
这些故事，离我们可谓是既远又近，远是由于那都是七八十年前，乃至百多年前的事了；近是因为它就在我们的身边，目力所及，手指可触，是一座建筑，一片街区，一条马路，或是一座桥梁。
对我们史学工作者，尤其是上海史研究者来说，这样的记忆还多了一种载体，那就是我们常年接触的档案、报刊、书籍和各种文字资料，其中又以原始档案对血与火的记载最为翔实。本丛书的各位作者都曾长年累月出入于上海市档案馆和上海图书馆等地，着力在千百卷档案和旧报纸的字里行间，搜寻、重构历史的过程，经日录夜作，终告成书。
正因如此，鸦片战争在上海、小刀会起义、辛亥革命在上海、齐卢战争、第三次武装起义、两次淞沪战争、上海解放之役，等等，才得以多角度、多侧面、放大般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不仅丰富了“上海学”这座文化大苑，沪上前辈们经受的苦难和困扰，亦能更真切地被今人感知和体验。由此，作者们除了尽到史学学者的应尽责任外，也拉近了和先人们的距离，虽然身隔阴阳，却常有近在咫尺的心灵沟通。
若是这样的话，先人们就没有走远，他们仍旧在我们中间……
马 军
2017年4月16日夜写于东京力行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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