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淡”的境界——追思钱谷融先生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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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谷融先生与王元化先生是挚友至交。大约是2001年的某日，王先生造访钱先生家，随后两位先生一起到附近长风公园散步，又在银锄湖畔的一个木椅子上一起坐了不下半小时，那个位置也是钱先生常年散步对湖静坐的地方。2008年王先生在瑞金医院病床上，曾嘱我在他以前书法墨迹中搜选“钱”“谷”“融”“论”“文”“学”六字，以贺《钱谷融论文学》一书即将出版。

钱先生论文为人崇尚散淡，“散淡”这个词的意思感觉上与王先生风格比较不同。两位个性风格不同的先生何以成为惺惺相惜的好友？苏东坡独好陶渊明诗，认为其中有“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内质。鲁迅评论《文心雕龙·辨骚》篇曾说，后人对屈原的推崇有“外形”和“内质”的区别。那么钱先生的“散淡”是否也有其内质？带着这个问题近期重读了《钱谷融论文学》，对钱先生“散淡”境界及其与王先生风格的相契之处有了一些新认知。

阅读时长约为5分钟

原文：《“散淡”的境界——追思钱谷融先生》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   陆晓光

钱先生是一个能够“全身心地为某个对象所紧紧吸引住”的人

《谈王元化》文中说：“眼睛有关于神明，要认识、了解—个人，最好是看他的眼睛。”

“有一种眼睛的光芒，是只有当一个人在思想高度集中时，当他全身心地为某个对象所紧紧吸引住了的时候，就是说，只有当他陷于十分专注的出神状态的时候才会有的。”“一个遇事十分认真、充满了探索精神的人，是随时能够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客观事物(自己探索的对象)身上去的人。”（《钱谷融论文学》第14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钱先生的这番话，其实也正是他本人追求境界的写照。《钱谷融卷（中国当代大学者对话录）》的封面上，有一张钱先生的照片。

这幅照片中的钱先生应该是正在给学生们讲课中。虽然没有正面的眼睛，但是紧皱的眉心、正在吐字的嘴型、手势的动作，乃至脸颊每个细部，都传达着一种神情，一种“全身心地为某个对象所紧紧吸引住了”的神情。

这也是钱先生对他所探索的一流文学家和艺术家精神特质的概括。例如他研究曹禺戏剧时强调：

泰纳曾说：莎士比亚有一种感应的天才，他知道怎样忘却自己而全神贯注到他所设想的对象上去。曹禺才真是如泰纳所说，具有忘却自己而全神贯注到对象身上去的才能的人。（《曹禺艺术语言的成就》，1962）

他在分析托尔斯泰文学魅力的来源时也曾如此说。

钱先生是一个在人际交往中看重“礼数”的人

钱先生在回忆60年代初他提出的“文学是人学”受批判场面时说：“（戴）厚英是我的学生，她上台批判我时才认识她的。她在会上是如何批判我的，我已完全不记得了。她表现得比较突出的一点是，其他人在发言中对我总还是以先生或同志相称。唯有她， 却是直呼其名。”

当时离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还有六年之久。旧有人际关系中的礼数，还没有到荡然无存的地步，所有在场者听了都不禁耸然动容。对于身受者的我来说更是不胜骇异。她上台批判我，批判的言辞再激烈，我的确毫不介意。……唯独对于她的声色俱厉地直呼我的名字，不免很不习惯。我觉得她是大可不必如此的。（钱谷融《关于戴厚英》，1996）

可见钱先生并不十分介意当年对他“论文学是人学”之说的“批判”，他真正介意的，或更为介意的是人际关系中“礼数”的荡然无存。

另一例是钱先生为学生著作所写序言中的批评：

尽管李劫的某些看法在我看来确实有失偏颇，但也自有他的可取之处，自有他独具只眼的地方。不允一笔抹杀，尤其不能因为他与我的意见不同就贸然判他的不是。只有一次：

当我在报上读到他的一篇题名为《谢晋的时代应该结束》的文章以后，我很不以为然，就把他找来批评了他。这主要倒不是他对谢晋的评价与我的很不相同，而是因为他所采取的这种轻率武断的口气，那种对一个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缺乏应有尊重的不逊态度。……（《李劫<个性·自我·创造>序》，1987）

可见钱先生之所以介意“人际关系中的礼数”，原因是出于对中国文化建设事业的格外推重和崇敬。钱先生认为，对于在文化事业上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尤其需要怀抱敬畏之心。钱先生在底线问题上不仅很不“散淡”，而且毋宁说其严谨超出了通常认为的规矩尺度。

钱先生是一个有高远志向和家国情怀的人

《钱谷融论文学》中的第一篇是《说水（述志）》（1942年），该文可谓表达了钱先生青年时代的“初心”：

“余生二十三年矣……窃羡夫水。”“高下无所不至”，“乘风凭虚，卑以自居；甄有形于无欲，颁大惠于群生。使生而能化，吾其为水乎？”

钱先生托“水”言“志”。水是“卑以自居”的，因此钱先生乐意做草野之人；水能够“甄有形于无欲”，因此钱先生以教师生涯为荣为乐；水之所泽又是“高下无所不至”的，因此钱先生的志向中包含着对高远事物的关怀；更重要的是水还能够“颁大惠于群生”，因此钱先生的“初心”中，已经潜在蕴含了今人所言“为人民服务”的内质。

钱先生自述平生最服膺的是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然而钱先生对诸葛亮的“淡泊”志向是作了创新性的发挥，其发挥折射了钱先生作为当代学者的家国情怀：

今天是一个开明的时代，散文家完全享有自由的广阔天地。不过，尽管如此，恕我直言，却也不是所有的散文作者，都是善于利用这个自由的气氛，充分发挥散文的自由自在的长处的。原因就在于许多人还有不少私心杂念，想利用散文来达到他某种个人的目的，就是说他不能做一个“散淡”的人。

钱先生还认为，这种超脱“私心杂念”的散淡情怀，正是诸葛亮不仅能够写出好文章，而且也能够建立功勋的基本素质：

诸葛亮惟其是个散淡的人，所以后来尽管有违初衷，不得已做了刘备的谋臣，建立了不世的功勋。……做官能够不忘百姓，写文章能够直抒胸臆。（《真诚·自由·散淡——散文漫谈》，1994）

钱先生认为文艺家的首要素质是“真诚”，然而《钱谷融论文学》指出“真诚”有高下之别：

就“真诚”来说，既有表现浮泛之情的真诚，也有体现至性至情的真诚；既有个人主义者的真诚，也有心系国家安危、人民哀乐的真诚。（《“真实”与“真诚”》，1979）

钱先生认为艺术思维首先是一种“有情思维”，然而《钱谷融论文学》中强调：

我们绝不是只要作家艺术家有强烈真挚的感情就行，……在今天来说，一个作家、艺术家，只有真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愿意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贡献给祖国、给人民、给社会主义时，才能在他的生活实践中切实树立起这种美好、高尚的感情！（《艺术的魅力》，1978）

“祖国”、“人民”、“社会主义”等关键词，都是见于“文革”后的钱先生文章中。它们应该也都表征了钱先生“散淡”境界的题中要义。

敬畏“高峰”

2014年，习近平同志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国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这与《钱谷融论文学》中对“伟大作品”产生原因的分析和期盼显然是一致的。

2016年11月30日在北京召开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年届98高龄的钱先生从上海前往赴会。相关报道以钱先生所说“中国文艺界出力作的时机到了”为标题。其中引述钱先生的话：

文艺创作脱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影响。十八大以后，社会环境为之一新，政通人和，特别是2014年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国家把文化建设放到了很高的位置，现在需要从业者扎扎实实地工作。

我以为这番话确实是钱先生发自肺腑的心声，它再度表达了《钱谷融论文学》中的家国情怀和高远之志，应该可以作为钱先生为即将到来的“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留下的遗言。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85期第8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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