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中求进，进中向好”，经济新常态进入新阶段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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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增速在触底企稳的基础上出现反弹，宏观景气、微观绩效、结构调整以及新动能培育都出现持续改善的局面，整体经济呈现“稳中求进，进中向好”的超预期复苏的态势，中国宏观经济调整取得阶段性胜利。

原文：《中国经济新常态步入新阶段》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课题组

在世界经济同步复苏、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推进、新经济持续向好、市场预期不断改善等因素的作用下，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增速在触底企稳的基础上出现反弹，宏观景气、微观绩效、结构调整以及新动能培育都出现持续改善的局面，整体经济呈现“稳中求进，进中向好”的超预期复苏的态势，中国宏观经济调整取得阶段性胜利。

但是，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这种短期超预期企稳的局面并不意味“新周期”的全面开启，中国经济并没有走上持续向好的内生增长轨道之中。

中国经济还没有结束新常态

第一，主导中国短期经济走向的核心需求力量——“固定资产投资”并没有在持续的稳增长政策的作用下止住持续下滑的趋势。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增速同比回落5.5个百分点说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不仅没有企稳，反而呈现出加速回落的态势，尤其是标志市场性增长动力的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的实际增速下滑更为明显。中期视角下中国经济周期的核心力量没有反转。

第二，当前内需企稳是中国持续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产物。14%左右的社会融资增速、接近10%的广义财政赤字率以及持续的大力度的产业扶持政策是中国经济企稳的关键，市场型增长动力在政策力量持续发力进程中并没有完全逆转，中国经济复苏还没有进入到市场自我增长和自我循环的轨道之上。

第三，外部环境的改善也是世界各国同步采取持续性超常规宏观经济政策的产物。各国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投资增速的反弹、市场预期的稳定不仅具有强烈的政策性特征，同时还潜伏着大量的深层次问题：一是市场性复苏动力在超常规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下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培育，依然十分脆弱；二是各国虽然出台了各种各样的结构性改革，但各国生产率并没有摆脱持续下滑趋势的困扰，世界经济的新增长动力并没有出现；三是各类贸易指标和投资指标仅仅是对于危机冲击带来的“超调”的恢复性调整，远远没有恢复到以往趋势性水平之上；四是世界经济本轮危机所面临的收入两极化、生产率低迷、人口老龄化、金融泡沫、国际治理协调等深层次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在全球新保护主义、地缘政治等新因素的作用下有所恶化，世界经济不仅缺乏可持续的市场型新动力，同时还面临全球刺激政策退出以及新泡沫的冲击。五是不仅要看到欧美发达国家超常规货币政策对于金融危机的稳定作用，更要看到中国超常规财政政策和产业扶持政策对于全球贸易和大宗商品复苏的核心作用，中国超常规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常态化不仅会对中国内需带来强烈影响，也会对全球经济需求带来很大的冲击，进而对自身的外部环境带来影响。中国经济外部环境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也依赖于中国稳增长政策的持续实施。

第四，中国外部需求和政策性需求的改善向内部市场型需求的传递依然存在大量结构性的阻碍。CPI与PPI的背离、上游价格与下游价格的持续背离、M2与社会融资增速的背离、政府性投资增速与民间资本投资增速的背离、居民收入平均增速与中位数增速之间的背离、名义赤字率与实际赤字率之间的背离都说明中国宏观经济的景气传导存在大量的机制体制性的障碍，市场型内生增长动力难以在短期内快速回升，市场性力量替代政策性力量而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核心还需要一段时期。

第五，以积极的产业政策为核心，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工具的中国经济政策调控空间已经受到债务负担、金融风险和产业空间的强烈约束，难以保持传统的刺激力度，政策性复苏力量已达到极致，债务-投资驱动模式难以为继。

第六，虽然经过2017年金融整顿和货币政策的再定位，中国金融风险有所缓和，但是地方政府债务在隐形化中的持续扩张、行政性强监管带来的融资渠道堵塞和创新的停滞、脱实向虚治理中的泡沫轮换、各类不良资产的快速暴露、金融下行周期中风险释放的无序化都决定了控风险依然是未来中国底线控制的核心。

上述这些因素决定了2017年中国经济企稳总体上是政策性的、恢复性的，市场力量和趋势性力量还没有企稳，中国宏观经济还没有步入到持续反弹的新周期轨道之中。当前中国经济以下三大特征将是理解中国宏观经济的要点：一是经济企稳但难以快速反弹；二是风险有所缓和但警报并没有解除；三是结构虽有所优化但面临政策退出的冲击。

这些特征也决定了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开启新周期，也没有结束中国经济新常态。因为新常态的三大本质特征并没有消失：一是增速换挡没有结束。二是经济结构调整没有结束。三是新旧动能转换没有结束。

从“政策主导”转向“市场主导”

值得高度重视的是，中国宏观经济深层次特征虽然说明了中国经济还没有开启持续反弹的新周期，中国经济新常态还远没有结束，但中国经济新常态却步入到了新阶段。未来一段时期的中国经济新常态将面临与过去5年不同的新环境、新问题和新矛盾，并呈现出一系列新的运行特征和运行规律。

第一，经济增速将从“快速下滑的低迷期”转向“稳中趋缓的调整期”，增速换挡的力量将从“趋势性力量”与“周期性力量”的叠加转向“政策性退出”与“趋势性力量”的叠加。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实际增速的企稳和名义增速的快速反弹标志着中国经济摆脱了持续4年的萧条阶段，中国经济新常态增速换挡的核心力量开始由短期周期性力量与中长期趋势性力量的叠加转向中期的趋势性力量，中期趋势性回落的幅度和节奏将随着新发展理念和培育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落实而不断递减，中期改革红利和人力资源红利的构建决定了市场周期性复苏力量以及宏观经济政策退出的步调和幅度，未来经济增速的换挡幅度和频率将显著低于前5年。

第二，结构调整将从“政府主导型”和“外部冲击型”调整向市场主导型和内生主导型的结构调整转变。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力量是世界需求大幅度下滑带来的世界不平衡的大调整，中国外需的直线下滑直接终结了中国外需主导的增长模式，外部不平衡快速逆转直接导致中国出口导向的产业出现萧条，引发中国近20年来最大的产业结构调整；与此同时，为了弥补外需下滑带来的总需求过度回落的缺口，中国利用两轮稳增长政策开启了中国“债务-投资”驱动模式，使中国经济开始从外需转向内需、从投资转向消费、从工业转向服务业和基础设施、从传统产业转向新兴产业的“超级大转型”。但这些超级结构大转型是世界经济再平衡和政府主导下的产物，随着世界再平衡的结构以及不平衡的部分恢复，随着中国稳增长政策的陆续退出，中国结构转换的推动力将发生巨大的调整。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结构调整能否顺利从“外部调整”转向“内生调整”从“政策主导”转向“市场主导”将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所在。

第三，动力转换将从过去的“政府扶持与市场发展”二元并行的局面过渡到“市场为主、政府为辅”阶段，动能转换步入关键期。内生的市场型结构转换将是中国新动能转换成功的关键所在。

第四，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将从过去10年来的“持续扩张期”步入到“渐进退出期”。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在稳增长和控风险所取得的阶段性胜利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退出打下了基础，未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将根据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稳定的情况以及市场型力量复苏的状况，来决定退出的时点、退出的幅度以及退出的方式。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常态化将是新常态接近尾声的标志。

第五，世界经济将步入到新阶段，中国外部环境也将步入到新阶段。一是世界经济将在同步企稳的进程中同步开启超常规政策的退出，世界经济将从过去10年的“长期停滞期”步入到“低速复苏与政策退出期”，经济增速反弹的幅度有限，这决定了中国贸易环境恢复性改善的幅度也将有限。二是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缺失决定了金融市场将面临阶段性的波动，中国资本外流的压力依然存在。因此，中国未来一段时期内贸易顺差将从过去的“快速下滑期”步入到“低水平稳定期”，资本账户将从“恐慌性流出期”步入到“相对平衡的波动期”。

第六，金融周期将步入下行期。在金融整顿、债务控制以及政策退出的作用下，中国各类杠杆率和债务率的增速陆续见顶，金融快速扩张期将转向下行期。整体经济的风险形成机制和释放路径将发生一系列变化，风险控制的重点将从负债端逐步转向资产端，从总量端转向结构端，从快速的增量端转向存量端，从就金融治理金融转向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资本外逃和政府信用扩张适度转向流动性风险和监管风险，这些转向将使金融下行期的风险更具有隐蔽性和突发性。

第七，改革将步入关键领域的攻关期和新红利的构建期。随着新政治经济周期的开启，“四个全面”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压倒性阶段胜利的基础上将逐步将重心转向“全面改革”，一些关键性和基础性的改革必须出台。改革的路径也将从以往简单的“就市场改市场、就经济改经济”模式转向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性构建模式，转向通过权力重构、行政体系改革和社会改革来为经济改革奠定权力基础、行政基础和社会基础，从根本上构建新时期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调动各阶层改革创新的积极性，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全面深化中构建新一轮的改革红利。

第八，经济发展将迎来“高成本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可能是未来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虽在未来一段时期中技术水平将持续提升、改革红利将逐步显现，但这些因素带来的生产率的提升难以在短期达到较高的水平，难以完全对冲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原材料成本上涨、社会建设加速带来的社会成本上涨、人口红利递减和劳资关系改革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涨、以及环保监管力度加大带来的环保成本上涨，因此在经济摆脱萧条和低迷之后，并不是经济持续的反弹，而是在成本冲击下的增速缓慢回落和通货膨胀的上升。

2018年正式迈入新常态的新阶段

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正式迈入新常态的新阶段。当前的弱复苏不等于中国经济步入到稳定的新周期，更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结束，中国经济新常态只是步入到新阶段。中国经济新常态增速换挡的核心力量开始由短期的周期性力量与中长期趋势性力量的叠加转向中期的趋势性力量，中国经济增速换挡期没有结束，但将从“快速回落”的萧条期转向“稳中趋缓”的调整期。

1.在稳增长政策部分回调，各类改革措施陆续出台的作用下，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将保持相对平稳的发展态势。预计2018年GDP实际增速为6.7%，比2017年小幅下滑0.1个百分点，但由于GDP平减指数下降为3.7%，2018年GDP名义增速为10.4%，较2017年下滑了0.6个百分点。

2.在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民间投资趋缓的作用下，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快速下滑的趋势将有所缓和，但疲软的态势难以根本扭转，预计全年增速仅为7.3%。2018年消费保持了持续景气的局面，预计增速为10.5%，较2017年略有提升。但考虑价格因素，实际增速较2017年略有下降。

3.2018年外需改善难以达到新的高度，中国进出口增长进入相对平稳期。预计2018年中国出口增速为8.5%，进口增速为12.0%，贸易顺差为3587亿美元，较2017年下降了8.2%。

4.外需和内需的边际改善使得2018年价格水平总体保持较为温和的状态。预计全年CPI上涨2.3%，PPI上涨4.6%，GDP平减指数为3.7%。

5.经济基本面的改善使2018年财政收入增速较为可观，不过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速将出现明显下滑。综合来看，预计2018年政府收入同比增长10.1%，较2017年有所回落，但为财政赤字率的调整提供了空间。

6.适应新常态新阶段的发展需要，2018年货币政策将在继续保持稳健中性的基础上深化结构调整，预计M2增速小幅回升至11.1%，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小幅回落12.5%，两者的缺口明显缩小。（执笔：刘元春、闫衍、刘晓光）

-The end-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87期第2版，转载请注明出处，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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