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是世界语言，关键是怎么讲好“中国故事”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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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中国故事”是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该政治命题也得到了文学意义的表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要求：“创造出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旋律，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展现特殊的诗情和意境”。此语境的“中国故事”即指文学作品了。

政治哲学命题的“讲好中国故事”与“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分属不同学科领域，缘何联系在一起？两者关联，对于“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具有怎样的启发和规范意义？

原文：《“讲好中国故事”：文学批评的价值持守》

作者：南开大学教授   刘俐俐

“故事”给予文艺评论价值认定以广阔空间

无论政治哲学意义的还是文艺学意义的“讲好中国故事”，其“故事”一词都饶有意味。稍稍考察就会发现，“故事”概念出现于许多学科：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文艺学以及其下的叙事学等，涵义各有差异。从岩画的图像故事、棺椁石画像故事、人们口头故事再到书写的故事，以及影视剧的故事等，缘于故事活动与人类伴随的历史太悠久了。故事因有趣而适合和满足人类的需要，由此与人类本性、本能有关。故事发生作用的根本机制是，由人与事件纽结的情节展示了因果关系，以趣味诉诸人的感性感知，让人信服和接受。不存在孤立的“故事”概念，故事只有依托和结合于某一领域才具有讨论价值。比如，“民间故事”归属民俗学学科等。“讲好中国故事”依托于“中国”并要求“讲好”，进而合成了一个政治哲学命题。其也可为文艺学命题，缘于故事基于人的本能迎合人之趣味，诉诸于感性，以感性而发挥作用。这与“美学”（感性学）或者更确切地说研究审美感知的学说相暗合。虽说听故事、读故事并不简单地等同审美，故事也并不简单地等同于文学，但具有感性接受的共同性和共通性。

恰是这种人类感性接受的共同性和共通性，让文艺有了感性认知的价值底线。文艺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感性认知在人们精神生活中所占有的地位得到了认可。于是，感性认知对象的故事，即具有多种作用的合理性与可能。民间口头故事或者传说、岩画上的故事，长期起着传递生产生活乃至历史知识的作用。当然，这些故事在文学意识自觉后，逐步被当作审美对象所感知，并被定性为文学。其中有功能的历时性演变和空间上共时性拓展的机制。

同一故事文本（包括最初发生于语言后被记录为文字，也包括图像上的故事等）在不同时间段，从作为知识接受到作为历史文献、再到被嵌入文学史和艺术史脉络等，功能不断发生变化。认可功能变化的机制，就是承认了故事接受的冷热规律。仅以当代某些乡土小说接受的热冷变迁，即可理解缘于功能的变化，热时被当作文学，冷时则暂被贮存，适当时候也许起到博物馆功能。社会接受对某方面功能需求强烈，故事就变热，反之则变冷。由此，可推导出，故事具有贮存价值的机制。这是以中华民族范围的分析所获的观点。

再从空间上共时性拓展来看，例如我国的历史故事或者当前的故事，或者经历过时光的冷热变化，或者就产生在当下，由于人类对故事的感性认知和共同共通性，在被接受的共时性方面可以拓展到中国以外的其他民族国家。这也就是政治命题“讲好中国故事”的理论合理性所在。在国际社会重要场合讲的中国故事，包括“蹄疾步稳的民族复兴故事”，“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故事”，“情意绵长的国际交往故事”，“方兴未艾的和平发展故事”，这些故事既有我国经过历史时光的旧故事，也有当代的新故事；既有本民族的故事，也有国际社会上其他民族国家的故事。“世界的视野”中，故事超越了空间多向发生作用；“民族的立场”上，故事超越了新旧错时发生作用。

“故事”给予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的价值认定以多层次和广阔的空间。

“中国故事”：文学批评的价值导向

如前所述，孤立的故事不具有本体论意义，更主要原因在于讲述主体和接受主体以及故事本体均缺位。“中国”有丰富的故事素材等待讲述。“讲好中国故事”，“当中国与故事关联时，中国就不是一般的中国”，而是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革命文化一路走来并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中国。“故事也不是一般的故事”了，而是当代“世界的视野”中的中国故事了。这些中国故事，既是文化层面的故事，也是文学创作素材。由此自然提出正确理解中国故事的任务。给予文学批评以价值评价的基本眼光，可总括表述为：是否正确理解了中国如何与故事关联？理解正确与否，表征着是否具有“民族的立场”、“新时代”的意识和“世界的视野”三者的有效融合。质言之，是否掌握了“中国故事”的理念，即是否既有“中国”又有“故事”，两者缺一不可。这是由作品进而对作家的考察。

考察作家是为了更好地评价作品。这用得着先秦孟子的“以意逆志”的批评方法。批评的具体眼光为：其一，考察个人悲欢离合的情感故事，是否与“中国故事”理念相互关联。文学作品乃个性化创造的产物，个人感情和生活经历是最主要的创作源泉。但与“中国故事”理念吻合与否，决定故事讲得好不好。《毛诗大序》曰：“一国之事，系一人之体，谓之风。”这是说，个人选择终究依靠“一国之事”大视野而具有价值。“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这是说，天下之事成为故事，造成不同风格，风格之变化而有变风变雅。变风变雅，从逻辑上给予作家讲什么故事以自由选择的理由。但无论如何变，终究不脱离“天下之事”。国家对国际社会讲述自己的故事，绝不脱离世界的“天下之事”；作家讲述自己的故事也绝不脱离国家的“天下之事”，乃至“世界的视野”。两者的原则和理路相一致。政治哲学的“讲好中国故事”规定了“讲什么故事”的理念与原则，规范了文学批评考察文学讲什么故事的理路。如果说第一级评价眼光是基本性质的，那么，第二级评价眼光则为导向性质的。

其二，考察文学是否目光深远，“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人类精神世界的“最先进的方面”和“最深处”，涉及“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人类共同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等重要理论问题。前者的关系为追寻“人类共同价值”，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后者的关系是：“人类共同价值” 是人类历史交往和思想智慧的结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背景下，“人类共同价值”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具体体现。综合概括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以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文明成果为基础，而且是对“人类共同价值”的传承和升华。如此理解与“中国故事”的深度密切相关，自然成为文学批评导向的理路。文学讲述这样理解的“中国故事”，文学批评当给予导向价值的评价。

超越“讲什么”和“如何讲”的机械划分

“讲好……”是个寄予希望和愿望的祈使句。“讲好”包括如何讲和怎样以特殊方法讲得更精彩两方面涵义。文艺学分支下的叙事学的两分法为“故事层”和“话语层”。具体联系本语境，“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理念，属于前者；“如何讲”进而讲好，属于后者。但其实远非如此简单。“中国故事”则包含了故事与讲法乃至讲好的综合性理念与经验：融通话语表述、赢得国际认同；频用中外典故、激发文化共鸣；融入个人经历、更添真情实意；秉承实事求是、展现真实中国等。其综合性在于：讲者和听者的平等亲切的交流关系；讲者的真诚坦率和开阔心胸；诉诸于感性、有趣、得体适当的表述方式；追求沟通实效的务实精神。这已远远超越了“讲什么”和“如何讲”的机械划分。

将此理念和经验移用到文学批评价值评价方面，给予的借鉴和眼光在于：其一，讲者的真诚坦率和开阔心胸。这是取位问题，就是对于作家的考察与评价。其二，讲者和听者的平等亲切的交流关系。这是文学活动过程中交流融通的质量问题。即考察与分析是否发挥了“文艺是世界语言，谈文艺，其实就是谈社会、谈人生，最容易相互理解、沟通心灵”的功效。讲好是为了传播，传播语境为“世界的视野”。如果到达了好的传播效果，自然就实现了追求沟通实效的务实精神。文学也就发挥了它的功效，具有价值。其三，诉诸于感性、有趣、得体适当的表述方式。这方面包括了更多文学自身规律，包括了资格认定和导向引导两方面。所谓资格认定，即考察是否与某一文学文体相吻合，体现了该文体的基本特点，是否以文学特质发挥作用或者说发挥的作用是否来自文学。一般说来，成熟的文学文体会更符合文学特质，也更易于发挥文学作用。当然，任何文体都是从无到有的创新，“得体适当”的涵义可包容既有文体和新创文类文体两种。“用典”原本是涵义非常具体的概念，引申到文学批评，可理解为大故事套着小故事。“典”有来处、有深意，在叙事的聚合轴与大故事聚合发生隐喻的感知效应。“用典”影响讲述的风格、底蕴和深度，如上三方面均可置于“得体适当”这个实用的文学批评理路之下。

虽说是中国故事，但当以故事泛指一切文学的时候，故事就发挥了“文艺是世界语言，谈文艺，其实就是谈社会、谈人生，最容易相互理解、沟通心灵”的作用。如此，中国故事和外国故事、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就成了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本文系2015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项目号为15JZD039）的成果]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02期第5版，转载请注明出处，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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