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跨国诗学：诗歌单一的民族性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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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性成为现当代诗歌一个显要特征，融合了后现代、后殖民等诸多文学思潮；但同质中的异质，或异质中的同质，将成为探讨现当代英语诗歌的不同切入点和视角。

原文：《“跨国诗学”：使诗歌相联，对话鲜活》

作者：长江师范学院   周航

何谓“跨国诗学”？

“跨国诗学”源自书名A TRANSNATIONAL POETICS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9年），美国学者杰汉·拉马扎尼（Jahan  Ramazani，1960-）著，该书获美国比较文学学会（ACLA）2011年度哈利·莱文奖（Harry Levin Prize）。拉马扎尼1988年获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弗吉尼亚大学英语系教授，美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诗歌评论家之一。

《跨国诗学》共八章，包括：诗歌、现代性和全球化；跨国诗学；旅行诗；民族主义、跨国主义和哀悼诗；现代主义拼贴和后殖民主义杂糅；卡利班的现代性和后殖民诗歌；诗歌和非殖民化；诗歌及其跨地域性：渐趋黑人化的大不列颠。哈佛大学斯蒂芬·伯特教授赞誉此书具有“视域宽广而饱含魄力的论证”（见英文原著封底）。

“跨国诗学”提出20世纪与21世纪诗歌研究的概念重建问题。作者为了跨越大西洋两岸的鸿沟，跨越北半球与南半球、东半球与西半球之间巨大的历史、文化鸿沟，提出多种使诗歌相联与对话鲜活起来的方法。这些方法将超越政治与地理（甚至各个半球之间的）意义上的边界，同时也是考察诗歌跨文化、跨国度交流、影响与融合的途径。

作为诗歌研究的一种方法

“跨国诗学”注重诗歌光芒的独特性，同时特别关注诗歌全球化的循环流转性。它总在寻机阐释复杂多样而又彼此关联的诗歌文化、地域性和民族主义。所以，“跨国诗学”始终穿行于民族主义、反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和跨国主义、全球化之间，力图在全球化语境之下找到一种全新的诗歌研究方法。

尽管英语诗歌中诸如“美国的”、“英国的”或“爱尔兰的”等国家叙事仍占主导地位，但正如《跨国诗学》前两章所提到的，这一领域的理论重建，将有助于搞清全球化、跨国移民以及现代性在地理空间上的延伸，是如何影响到为数众多的现当代诗人的，包括艾略特、杜利特尔、麦凯、沃尔科特、奥克格博、玛里琳·陈等，又是如何被重新想象的。

在该书之前，拉马扎尼校订《诺顿现当代诗歌选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Poetry）的目的，实际在努力做一个世界性选本，即以世界性的眼光来搜集、挑选并呈现英语诗歌，其中关注跨国的流动性与整合性，而不受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思维定势的影响。然而，他仍未摆脱民族身份的谜局。毕竟，现当代英语诗歌的诗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使用的是世界语言——英语，而非诗人的母语，但诗歌中的民族性却又无法抹去。

无论英语如何地强大，无论全世界不同民族的诗人如何利用英语来进行诗歌创作，他们诗歌中的民族性总是若隐若现或者根深蒂固。这看似矛盾，却又统一。跨国性成为现当代诗歌一个显要特征，融合了后现代、后殖民等诸多文学思潮；但同质中的异质，或异质中的同质，将成为探讨现当代英语诗歌的不同切入点和视角。

对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启示

全球化语境下的诗歌研究，“跨国诗学”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不过民族性或民族身份问题成为一个难以摆脱的迷局。比如艾略特在美国长大但在1915年定居英国，1927年加入英国国籍，在粘贴标签时，他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呢？与此类似的，斯泰因是美国诗人还是法国诗人？叶芝是英格兰诗人还是爱尔兰诗人？以及托尔森多种语言杂糅生成的诗歌和泛文化的引喻，等等，这些诗人的民族身份都将推翻单一民族文化的观念，推动了跨国的甚至是全球化的文化观念。在研究他们的诗歌时，我们往往会模糊他们的民族身份，但又不得不提到他们的民族性；由于他们身上和他们诗歌中所体现出来的跨国性，又将导致他们民族性的模糊和身份界定的艰难。以上问题不仅给研究带来困难，现当代诗歌教材和教育也会伴生选择性的冲突。世界性、跨国性和流动性于是进入视野，而这些又是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研究范式所不能解释的。

上列现象也同样存在于中国多民族文学发展格局中。没有谁会把老舍、沈从文简单地列入满族或苗族作家群体中，而他们像很多不同民族的世界作家用英语写作一样，中国的大多数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写作。这就产生了中国多民族文学与世界多国别文学内在的可比性。老舍直到50岁，都从不在正式场合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尽管他笔下写的是满族人，却从未刻意标明。其创作心理是怎样的？我们又如何判定老舍文学创作中的民族性问题？吉狄马加和其他很多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人一样，在一般场合下，也不会刻意标榜彝族诗人或其他民族身份。除非诗人们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创作，否则他们的民族性都不会过于明显。我们又如何去理解和认识他们诗歌中的民族性问题呢？如此看来，“跨国诗学”中的诸多理论见解，对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将会大有启发。

“跨国诗学”与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

“跨国诗学”提到：诗人们是为何与怎样本土化而又杂糅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化资源的；诗歌怎样回应全球化现代科技、异化以及其他特征；跨越民族的、区域的和种族的界限，从基本和宽泛性的诗歌和全球化的论述，推进到地域化和民族化的特异性的探讨……对这些诗歌研究的新方法，我们能否借鉴过来，并化之而用来讨论中国多民族文学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可能存在的汉语中心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类比性问题；中国多民族文学是否也存在一种跨文化的拼贴和杂糅？能否借助于汉语写作来考察与打破不同民族的、区域的界限，并离析中国多民族文学中的公约部分，以求中国文学整体观中的“中国性”？这就像不同国别、不同种族用英语写作而有可能体现出世界性一样。

如果诗人和诗歌的民族性、种族身份通常因以国家为基础的历史而被具体化，从而它们真正被视作混血的、间质的和流动性的想象结构，而非自然的、现实的、永久的和静止的个体，那么这一领域会显出怎样的不同？这点在世界诗歌上，会更加国际化或跨国化，在中国诗歌上，也会更加中国化、多民族化或跨民族化。我们会觉得诗歌的单一民族的建构难以充分，也无法做到完整和彻底。

在现代社会，电话、电影、广播和网络等地理穿越技术的激增，轮船和飞机旅行愈加方便，农村人口大量迁入城市，全球资本和国家资本的快速运作，使得不同民族、不同种族的诗人的想象和观念发生关联，民族性强烈的诗歌往往成为一个时代的民族挽歌，民族性也将逐渐消弥。由此，单一的民族性将不复存在，诗歌中的跨民族和跨民族性将成为全新的事实。这种现象自20世纪以来已经发生，21世纪单一的民族性的消失将会加速。当今中国各民族的开放和融合，可谓史无前例，在一个封闭和自足的社会中，是无法谈论民族化或民族性问题的。“跨国诗学”所催生的这些具体问题，对考察中国多民族诗歌以及建构新的中国多民族诗歌研究的范式，都极具借鉴性意义。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03期第8版，转载请注明出处，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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