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公众至上”的遗产教育，为什么每个人都是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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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9日是国务院新调整的第二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文化遗产的传播与传承”，非遗活动主题是“见人见物见生活”，这些口号与2018年世界博物馆日的主题“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仿佛同出一辙，都是在倡导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要外延。

原文 ：《“公众至上”乃文化遗产教育之本——写在2018年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

作者 | 《中国建筑文化遗产》总编   金磊

图片 | 网络

无论从博物馆还是文化遗产地，都要探寻与公众、社区乃至景观的联系，且最大限度地通过特色活动、展览、教育等项目，将文化遗产理念传承下去，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与公众共享时代美好生活。

很明显，这里体现了两个要点：其一，遗产保护每个人都应是主角；其二，遗产日所界定的自然保护与文化保护都有人文精神。正如我们看到“清明节”不少中小学生给动物“扫墓”，这分明是道德的扩展，伦理的提升。“文化与自然”遗产日贵在要求公众选择一种简约其行、高尚其志，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书的生存方式，以审美愉悦代替财富巨敛的破坏性发展方式。

“公众至上”的遗产教育，表明在我们的视野中，对普惠遗产新知首先要有面向公众的态度，即以人为本，以人性化管理及丰富多元的服务方式，开启文化遗产普及教育的方式。

美国学者阿瑟·C·丹托博士认为遗产“窗户大门向优雅、饥渴的成千上万的大众敞开，最高级的知识将大放异彩，恩泽大地……博物馆是幸福生活的一个样板。”遗产教育的趣味性是至关重要的，如受1851年伦敦博览会启示，英国伦敦科学博物馆最早将动态陈列运用到文博展示中，带动了不少科学与工业博物馆效仿之。

20世纪早期，德意志科技博物馆就以提倡观众参与而被称作是“按电钮式博物馆”，从而成为在文博教育中倡导兴趣的先驱。百年后的中国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在展陈设计上将专业性与趣味性很好结合，每个知识点都设计有观赏性且雅俗共赏的“亮点”，如动态演示河姆渡文化先民营建干栏式房屋的过程，包括砍伐树木、开板取材、挖凿榫卯、立柱架板等一系列干栏式房屋程序，从而将静态的木构件展示生动起来，深深吸引观者，寓教于乐。此外，用文化理念驾驭展陈技术，更能使观众沐浴高新技术之惠泽，在审美体验中有温柔敦厚之感。

“公众至上”的遗产教育，尤其强调“公众参与性”，强调文化遗产与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紧密相关，只有当每个人都有保护文化遗产的权利与义务时，有尊严的遗产才会凸显生命力。1997年2月时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总结1996年北京文物保护工作时说，最突出的特点是市民的参与，他例数了几个“第一”：为修复明城墙捐来旧城砖的是普通市民；呼吁建国耻纪念地的是普通市民；提供王府井古人类活动遗址线索的是普通市民；八道湾鲁迅故居保存、湖广会馆等文物建筑修缮、国子监街等历史地段整治等均是在市民的广泛参与下实现的。

公众参与性就是关心人的发展与快乐，文化遗产与博物馆要利用其资源，使广大民众在认同历史文化、认同社会价值、具备当代知识与技能等方面得到提高。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显现的当下，文化遗产若自我禁锢、封闭自处、以“圣殿”自居，不能以“润物细无声”的方法普惠公众，必然会丧失生命力。历史学家L·芒福德认为：“城市通过它的许多储存设施，能够将它复杂的文化一代代传下去，它集中了人的智慧与力量，这是城市给我们的最大贡献。”因此要将文化遗产视为城市的宝贵资源，它是改善广大民众生活质量的积极因素，所以绝不可忽视文化遗产与城市公众在亲缘、地缘、情缘等方面“乡愁”般的联系，这是公众自愿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播的前提。显然，卓越的城市文化，离不开卓越的市民建设与参与。

“公众至上”的遗产教育，要完成从服务“观众”向服务“公众”的转化。近年来，博物馆从强调为观众服务，正进一步拓展到为社会服务方面，这是为人服务之根本，因为公众才是博物馆、文化遗产地“潜在的观众”。2018年5月中旬在泉州文化地标威远楼古城广场举办的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展，正是用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的人和事诉说了生动的“光阴故事”，半个月的展期让百姓与世纪建筑、与建筑巨匠“相逢”并“牵手”，敬畏感从赏析中来，学习感从对话中生，这是迄今中国建筑与文博界就世纪经典建筑所做的第一次面向公众“亮相”的普及展。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负责人认为，“博物馆面对的一大挑战是发展博物馆之外的活动，激励人的手与激励其眼、其心一样重要。”法国格拉斯国际香水博物馆，有专人负责接待学生，让他们自己动手体验香水制作过程，最终可将学习成果——各式样的香水制品带回家，送给家人。在服务公众的“以人为本”的理念下，作为推崇人文精神的文博机构，令公众满意已是最重要的收获与评介。很明显，博物馆、美术馆是城市的理想之所，是陶冶情操的好去处。伦敦艺术工会主席乔治·高德说：“让一个工人了解艺术作品，可以令其举止高雅，富有自尊心，对社会具有非同小可的作用。”可见，文博的力量大无边，这正是以文化心、正心、修心、养心教化的过程，这是遗产面向公众教育的精细化管理之思路。

诚然“公众至上”理念下的遗产教育，并非要求公众对文化传承与创意都要了如指掌，而是要求文博机构乃至相关机构要创造条件，使文化遗产的故事品之如诗似歌、所言有本有源，在社会上形成一个全民遗产保护教育的开放空间，从而真正提升对全体国民的服务能力。正如英国博物馆学专家尼克·梅里曼所言，“长远看，博物馆其实是一种大众媒介”，这足以说明，为公众搭建更宽广的交流参与平台，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09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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