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只愿各国文化的清风自由流通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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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今年6月24日—7月4日在巴林首都麦纳麦举办的第42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作为世界自然遗产申报项目的“贵州梵净山”和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的“古泉州（刺桐）史迹”，有望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此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到52处，数量居世界第2位。世界遗产不只是一地一国的遗产，更属于全人类。联合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将“突出的普遍价值”作为评选世界遗产的主要依据，它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保护世界遗产也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念上息息相通。

原文 ：《“只愿各国文化的清风自由流通”——挖掘世界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

本报记者 程洁

实习生 张纤纤

图片 | 网络

世界遗产保护面临三大威胁

就全球范围而言，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网站最新数据，截止2018年6月，《世界遗产名录》收录的遗产总数为1073处：其中832处为文化遗产，35处为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206处为自然遗产。

然而，打开最新的《2018联合国世界遗产监测保护报告》，遗产保护的压力依旧巨大：叙利亚的阿勒颇古城、布斯拉古城、大马士革古城等，受到战争与非法活动的侵害；在波兰，地面基础交通设施和不善管理正在影响着奥斯威辛比克瑙德国纳粹集中与灭绝营（1940-1945）；法国香槟山坡，房屋和酒窖，管理系统存在着问题，并且缺乏保护或恢复景观生物多样性的措施；美国大沼泽国家公园，也受到住房、外来淡水物种、风暴、地表水污染、水基础设施等多重威胁；中国的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则受到商业开发、地面运输基础设施、管理系统等的威胁……

不难发现，武装冲突、管理不力、工程建设是世界文化遗产与世界自然遗产共同面临的三大威胁。除此之外，世界遗产中心出版的《世界遗产》87号（2018年5月）刊发深度文章《世界遗产和非法贸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主任梅希蒂尔德·罗斯勒在文中指出，非法贩运文物耗尽了他们的身份文化，并促成了利润丰厚的非法贸易，这是一个在全球偷偷摸摸增长的问题。

在考察了十余年来中国大学“非遗”传承的实践形态之后，华中师范大学孙正国教授认为其中还有一些不足，因为非遗概念不准确、国家名录体系不周严、非遗文献的知识性传承基础弱，导致了整个传承实践的杂糅化与符号化。

这一点，近年来主持承担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图谱研究”这一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的上海社会科学院蔡丰明研究员，在对全国的非遗项目进行全面调研过程中感触良多：一是由于普查以及保护工作不足，部分重要非遗资源未被列入非遗项目名录体系，传承谱系不完整；二是非遗项目的理论研究及保护方法欠缺。如图谱化保护方法、数字化保护方法等在非遗保护工作中推广程度较低；三是非遗传承机制有待加强，部分非遗项目存在传承链断裂的现象。对此，蔡丰明提出四点建议：一是要加强对于非遗资源的调查与挖掘；二是要运用图谱化、数字化等方式，对非遗项目进行科学、系统、规范的整理与研究；三是要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理论与方法，把非遗项目视为一种整体的生活对象；四是要深入发掘非遗项目与资源的当代价值，寻找非遗项目向当代社会转型、拓展、融合的路径。

新时代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新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历史意义与作用，将其作为新时期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组成部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文化遗产的思想理论占有重要位置。在新的起点上，中国文化遗产主动担负起时代赋予的文化使命，为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而努力。

优秀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建设美丽中国、振兴乡村的过程中大有可为。今年年初，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在江南水乡古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推进会上指出，保护江南水乡古镇的传统文化要与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城镇化建设融为一体。传承和弘扬民间音乐、民间手工艺、民间信仰，以及传统医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建设美丽乡村的内在要求。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刘魁立对此有个形象的比喻：活鱼须在水中看。如果说把“非遗”比作“活鱼”的话，那么，“水”就是广袤的乡村沃野。

文化遗产要全方位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为公众提供有灵魂、有品质、有品位的精神产品。2017年末，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提出要全力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和上海文化四大品牌。华东师范大学田兆元教授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上海四大品牌建设也是相得益彰的。诸多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杏花楼月饼、南翔小笼包，同时也是知名的上海品牌，弘扬非遗就是弘扬上海文化品牌和传统品牌。此外，非遗保护背后是对传统生活形式、服务理念和文化空间的认可，也会助力上海的制造品牌和服务品牌建设。

中国的大学正逐渐成为政府主导下的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重要协助力量。华东师范大学参与了文化部牵头的以传统工艺传承人群为重点的高校研培项目。田兆元用“强基础、拓眼界、增学养”高度评价了高校研培的意义。传承人既是教育对象，也是知识传播的主体，高校学科的专业教育可以实现教学相长，切实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这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与近年来倡导的遗产保护“青年赋权”相呼应。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巴莫曲布嫫曾表示，应赋予青年更大的参与权和影响力。遗产保护进校园无疑有利于青年的文化认同，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传承行列。

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则称，目前，我国非遗保护为“中国非遗运动”，是自上而下进行的，这与日本由下而上的非遗保护路径恰恰相反。其好处是可在较短时间内达成一定效果，但是政府主导，往往容易越俎代庖。在他看来，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迄今最重要的问题是“有遗产，无体系”。我国现行的传承是在现代遗产事业语境下的传承，强调功利性和操作性，看起来分得很细致，却可能对遗产形成伤害。“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传承，只能是求其“象”而非循其“脉”的“利用—利益—利己”传承。遗产本身是一种认知价值下的知识、经验、技能的整体，凸显的是自古延续的整体传承。

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坐标上

随着全球文化共同体的构建，文化遗产保护也已纳入国际化的秩序中。2018年5月21日，在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发表致辞，他指出，能够利用各种文化资源自由构建自己的身份，并且以创造性的方式发扬遗产，这是我们的社会实现和平及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将文化纳入全球发展的愿景，这是关键的一步，也是通往未来的一步。

如何保护这种超越国家界限的普遍价值，使之有益于全人类的当下和未来？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世界遗产同样也在这些巨大变革中调整着自己的价值。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总工程师曹兵武告诉记者，围绕遗产申报和保护、监测、传播、利用在内的各项工作都不断提出与时俱进的科学标准，以引导世人从历史、科学、工程、美学、社会等各个角度围绕遗产展开对话，寻求共识与合作。

2018年5月6日—8日，波兰作为《世界遗产公约》的缔约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合作，在波兰皇家城堡组织并召开了“国际重建会议：世界遗产恢复的挑战”会议。这次国际会议的目的就是总结先前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恢复和重建的讨论和经验，并试图制定出在“破坏”时具有特殊价值的普遍准则。世界非遗的发展方向，也越来越注重可持续发展，强调社区参与遗产的保护与管理。为落实公约精神，2016年缔约国大会期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在《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专门新增了《在国家层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可持续发展》这一章节，以利将文化维度纳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十余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继在我国设立了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立足于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承认与尊重，我国的非遗保护在为其他国家非遗保护提供经验与援助的同时，也不遗余力地用中国智慧为世界发展贡献力量，提出“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案使其成为世界共识。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俊华教授撰文指出，保护非遗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相辅相成的。保护非遗所追求的文化平等，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法理基础；保护非遗所鼓励的文化互赏、互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念上是相通的；保护非遗所强调的文化多样统一，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保护非遗所倡导的传承创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智慧支持。

把世界遗产保护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坐标上，不断提高文化遗产保护水平，才能更好发挥文化遗产在见证和提升人类文明中的积极作用。正如我国的大运河遗产和“一带一路”倡议。曹兵武指出，大运河联通了历史上七大古都，甚至贯通了海上与路上丝绸之路，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是活着的文化遗产。同样，完整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一个经济贸易问题，也包含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不仅是中国文化复兴借助历史概念和资源，也是欧亚大陆乃至整个人类文化复兴和新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奥德蕾·阿祖莱在致辞中恰到好处地引用了圣雄甘地的诗：“我不愿我的房子四面围墙，亦不愿我的窗户堵塞不通，我只愿各国文化的清风自由流通”。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12期第1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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