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韧性”是治疗城市“任性”风险的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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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将成为应对城市不确定风险的全新途径，并为城市安全风险治理提供重要的行动指南。“韧性城市”建设也或将是一剂良药，既治城市急性病，又治城市慢性病，实现城市“由脆变韧”。

原文 ：《“韧性”是应对城市不确定风险的全新途径》

作者 |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讲师 蒋华福

图片 | 网络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全党要“更加自觉地防范各种风险，坚决战胜一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挑战。”这是国际国外形势变化和城市发展给我们提出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给城市安全领域吹响的号角。

全面辨识城市风险演化趋势

城市面临的风险，正影响21世纪及以后的生活质量。日益复杂的城市风险认知不足将直接影响风险治理成效。新时代下，城市风险管控的重点已经逐步由传统安全生产向城市运行安全和生产安全一体化转变。城市风险管控的目的也已经逐步延伸到维护政府的公信度以及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等复杂的纵深领域。

首先，从全球的横向视野来看。根据《2017年全球风险报告》可知，在当今全球化面临巨大挑战的背景下，中国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中国也正经历着重大的考验和挑战。一方面，持续的深化改革，伴随产生许多新风险，而更具适应性的风险管控制度和风险治理方式并未完全成熟，既有管理体制上的尚未完全理顺，也有运行机制上的流程不科学等管理薄弱环节。另一方面，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正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经济环境，也带来了新兴科技相关的技术风险，既有基础设施的保障性不足，也有高新技术的安全性不够，包括人工智能等在内的科技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当城市硬环境和制度软环境的风险叠加，并耦合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时，就极易诱发蝴蝶效应，导致城市安全问题。

其次，从国内的纵向角度来看。梳理我国城市发展历程可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先后召开过4次城市工作会议。进入新时代后，在2015年，中央时隔37年再次召开了最高规格的第4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会议的大背景之一正是基于抵御、防范、化解风险。经过近40年来波澜壮阔的发展，国内许多城市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繁华背后，“高楼、高铁+高GDP”的非均衡、跨越式增长模式，使城市运行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机理，日益复杂化和高风险化。

第三，从城市风险演化趋势来看。客观说，城市风险种类繁多，性质复杂。梳理归纳，城市风险逐步呈现三大趋势：一是风险类型逐步从单纯的自然风险，拓展为所有危及到城市安全的技术风险，尤其是近年来凸显的管理风险，包括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风险；客观上城市将长期面对各类风险，这将考验政府的风险管控能力。二是风险要素逐步交叉融合，给城市风险带来高度的复杂性和更大的不确定性；当前，因为城市要素之间更高的依赖性，使得系统性瘫痪的范围正进一步加大，且以无法预计的方式和速度对城市产生着影响。三是风险危害逐步由高危行业领域，向其他行业领域蔓延；任一领域的风险若得不到有效管控或管控失效，就会产生隐患；隐患不排除，量变到质变，终将造成事故。

系统建构城市风险管控力

风险理念对于确保我们成功驾驭与城市发展相关的挑战至关重要。研究发现，自2003年SARS之后，建立起来的以“一案三制”为框架、以《突发事件应对法》为标志的危机管理体系也在演变；梳理归纳，近15年来，我国城市安全理念总体上也呈现出“三小阶段”，即“危机应对-风险控制-韧性建设”。第一阶段是危机应对，其核心观点是认为不发生事故就是安全。基于事故和应急预案，重心在处置突发事件，视野相对局限于事后。第二阶段是风险控制，其核心观点是认为风险在可以接受的限度内就是安全。基于风险的不确定性，重心在风险预测和控制，视野从事后拓展到事前。第三阶段是韧性建设，其核心观点是认为确保事情进展顺利才是安全。基于抗干扰和有恢复能力，重心在增强城市韧性，即保障城市安全，不仅仅是负面的风险控制，还是正面的社会构建，视野又从负面拓展到正面。

增加风险感知和风险行为通常具有相关关系。风险面前，城市如何才能多一点“韧性”？毫无疑问，重要途径之一，即要提升城市风险管控力。城市风险管控力可由“人、物、管理”三个维度建构。

首先是增强人的抗逆力。人的抗逆力主要指人的吸收冲击和干扰的能力；即从理念行为方面来提高人的本质安全化程度，主要包括“心、知、能”三个因子。“心”就是用先进的文化来引导人的安全价值取向；“知”就是用系统的教育来丰富人的安全知识；“能”则是用规范的训练来熟练人的安全技能。

其次是增强物的鲁棒性。物的鲁棒性主要指物的降低损失和有恢复的能力；即从物质基础方面来提高物的本质安全化程度，主要包括“规、建、技”三个因子。“规”就是以规划为龙头来管控风险；“建”就是以建设为基础来管控风险；“技”则是以科技为支撑来管控风险。

第三是增强管理的响应度。管理的响应度主要指管理应对改变和扰动的能力。即从体制机制法制方面来提高管理的本质安全化程度，主要包括“体、法、责”三个因子。“体”就是通过有效的体制来管控风险；“法”就是通过严格的法制来管控风险；“责”则是用严密的责任机制来管控风险。

对一座城市而言，尤其是要建设更安全的韧性城市，更应致力于增强人的抗逆力、物的鲁棒性、管理的响应度，尤其是通过加强精细化管理，以全面提升城市风险管控力。

综上，城市管理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工程，而城市安全是一座城市重要的软实力。在不确定时代，虽然对风险感知的科学研究可能无法提供灵丹妙药，但与其他组织和学科开展的工作相结合，就可为个人、社区和城市管理者应对所面临的挑战做出更好的行为决策。随着学科的交叉，理论相互跨界，“韧性”将成为应对城市不确定风险的全新途径，并为城市安全风险治理提供重要的行动指南。“韧性城市”建设也或将是一剂良药，既治城市急性病，又治城市慢性病，实现城市“由脆变韧”。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15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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