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应该由谁来译？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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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文学外译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关键性问题：中国文学外译应该由谁来译？是中国译者、外国译者还是中外译者的合作翻译？这三种类型的文学翻译各有什么特点？如何处理好文学翻译与文化翻译之间的关系？
原文 ：《中国文学应该由谁来译？》
作者 |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马会娟
图片 | 网络
国文学英译的理想译者
纵观历史上中国文化外译的主体，可以发现，主要有三种类型的译者模式：中国译者的独立翻译、外国译者的独立翻译和中外译者的合作翻译。这三种类型的翻译因译者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译者的语言能力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点。从翻译的国际惯例来说，译者最好是译入母语，也就是说，中国文学英译的理想译者应该是英语为母语的人士。
文学翻译的关键是译者译入语语言的表达能力。翻译家萧乾先生认为，翻译是三分理解，七分表达。但是，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母语是英语的译者也存在着一个缺点，即他们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内容时经常会产生理解错误，导致文化误译。这使得一些专家和学者认为，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最好是中外译者的合作翻译。这是因为在合作翻译中，中国译者可以帮助外国译者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内容，而外国译者可以把好语言关，避免中式英语，保证译文语言的地道和可接受性。对于以上观点，我认为都有简单化之嫌。如果不加以澄清，对国家或出版社选择中国文学外译的合格译者会产生一定的误导作用。
文学翻译质量与译者国别、翻译模式无关
我以沈复《浮生六记》的三个英译本中的译例加以说明。
《浮生六记》是清末文人沈复的自传体笔记，自20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受到了我国学界的欢迎。这本传记目前有三个英译本：一个是1935年出版的林语堂的译本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一个是1960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Shirley M. Black的译本Chapters from A Floating Life，还有一个是1983年企鹅出版社出版的美国人Leonard Pratt(汉语名字为白伦)和台湾学者江素惠合作翻译的译本Six Records of a Floating Life。这三个译本恰好代表了中国文学外译的三种类型：中国译者（林语堂）的翻译、外国译者（Black）的翻译和合作翻译（白伦和江素惠），可以用来说明不同类型的译者翻译的特点。因篇幅所限，仅以三个译本在传达和再现原文的文化内容、文学语言的生动形象程度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看一下三个译本的四位译者对中国文化内容的翻译是否准确。在卷一《闺房记乐》，作者谈到自己晚上回家时，“腹饥索饵，婢妪以枣脯进”。对于“枣脯”的翻译，三个译本的处理各有不同：林语堂的翻译是“some dried dates”，Black的翻译是“some dates and dried meats”，而白伦和江素惠的翻译是“some dried plums”。很显然，林语堂对这个词的翻译是正确的，而Black的翻译出现了“dried meats”，是理解错误（将“脯”理解为“肉干”）和字字对应翻译的结果。令人奇怪的是，白伦和江素惠将“枣脯”翻译为“dried plums”（干李子）。可见，林语堂的译本在文化内容的翻译上更为准确，而Black的译本偶尔会出现一些因字面理解而导致的文化误译。中美译者的合作翻译除了文化误译外，主要采用了对文化因素的翻译进行文外注释的方法。
其次，让我们看一下三个译本在文学语言的形象再现上有什么不同。还是在卷一《闺房记乐》，作者写自己深夜归家时，看到妻子灯下读书的情景：（廿四子正，余作新舅送嫁，丑末归来，业已灯残人静。悄然入室，伴妪盹于床下，芸卸妆尚未卧，）高烧银烛，低垂粉颈，不知观何书而出神若此。对于这段文字，四位译者的译文如下：
林语堂译： She was bending her beautiful white neck before the bright candles, quite absorbed reading a book. （回译：她低垂着优美、白净的脖子，在明亮的烛光下，很投入地读书。）
Black译：She was sitting, in the light from a pair of tall silver candles, with her delicate white neck bent over a book, so completely absorbed in her reading that she was unaware I had come into the room.（回译：她坐在那儿，在一对高高的银烛烛光里，低垂着优美、白净的脖子，读书，她如此认真投入，没有注意到我走进卧室。）
白伦和江素惠译：A candle burned brightly beside her; she was bent intently over a book, but I could not tell what it was that she was reading with such concentration.（回译：烛光在她身旁明亮地燃烧着；她在投入地读书，但是我不知道她那么认真读的是什么书。）
对三个译本进行阅读比较，可以发现Black的译文在语言表达上更为生动形象，在细节的再现上更为具体丰满。汉英翻译家刘士聪教授曾高度评价过Black翻译的这段文字，“（Black的）译文译出了同样的审美效果，句子组织匀称、意义表达清晰”。可以说，在传递文学语言的审美形象方面，外国译者的译文比中国译者的译文、合作翻译的译文更具文学性，更好地再现了原作的文学审美特征。
从以上例子来看，在回答中国文学外译应该由谁来译这个问题时，学界流行的一些观点过于简单化了。事实上，自中国文学外译伊始至今，中国译者、外国译者和中外译者合作翻译这三种翻译模式长期以来都是客观存在的，它们都有可取之处，同时也存在着各自的问题。可以说，文学翻译的质量与译者的国别、翻译模式无关，而与译者的文学修养以及跨文化翻译能力有关。对于任何译者来说，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都是一项不完美的事业。任何译本，包括上面提到的《浮生六记》的三个英译本存在一些问题都是正常的。对于中国译者的文学外译，其译本在文学语言的形象再现上存在一些问题是在所难免的。
文学翻译要与翻译文学、文化翻译区分
此外，中国文学要成功外译，还必须区分两对概念：一是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二是文学翻译和文化翻译。首先，文学翻译不应该仅仅是将一国的文学作品（小说、诗歌、剧本）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更应该是文学（属于翻译文学），即翻译的文学作品能够恰到好处地再现原作的文学审美特征，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如果说这很难实现，至少也应该成为中国文学外译的目标。其次，中国文学要成功外译，还必须区分文学翻译和文化翻译。这不仅牵涉到文学翻译如何再现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因素的问题，还涉及文学翻译的目的问题。
下面我们仍以《浮生六记》中一个文化典故的翻译为例。作者在谈到自己不得不重操旧业时，使用了“不得已仍为冯妇”。这句话有以下两种不同的翻译：
林语堂译：I was then compelled to return to my profession as a salaried man.
白伦、江素惠译：I was obliged to be Feng Fu, and return to official work.
对上面两个译文中典故的翻译，有学者曾这样评论：“林语堂先生在处理这一典故时，仅将其引申意译出；而白、江二人为了让译文读者理解‘冯妇’这一典故，在书后加注……《浮生六记》之中还有很多这样的文化含义很丰富的词语，但在林译中诸如‘蓬岛’、‘沙叱利’等词，或简单音译，或融入正文中加以解释，全书注解仅有二十多条（白、江译本有两百多条注解）。由于相关注解的缺乏，原文的意思在译文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损伤。”以上的评论明确表示，林语堂对典故和含有文化涵义的词语的处理不妥。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注解越多，越能达到既保留原文的典故、意象等文化涵义丰富的词语，又让译文读者能够理解的目的。但是，评论者似乎忽略了一个问题，即文学翻译的目的是翻译文学，而不是文化译介，将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因素在译文中作详细、全面的介绍。
文学与文化密切相关。对文学翻译中的文化现象进行注释是正常的，但对于注释到什么程度，目前学界仍有争论。德国学者霍恩比（Snell-Hornby）认为，对文化注释的程度要依据翻译的目的而定。从翻译文学的文学性的角度考虑，文学翻译中如果有过多的典故解释，不仅容易打断原文的叙述节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破坏了读者连续阅读的兴趣。所以，在谈论文学翻译中的文化注释时，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注释的多寡为标准来衡量和评价翻译文学作品。文学翻译和文化翻译有着不同的目标：文学翻译目标应该是“翻译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而文化翻译的目标是“译介文化”，把一国的文化介绍给译入语国家的读者。孙致礼先生认为，“译者并非为所有的读者翻译，而是为可能对作品感兴趣的某个读者群翻译”。以再现文学性为根本的文学翻译与以介绍原语文化为根本的文化翻译，应该有不同的目标读者群。
中国文学应该由谁来译？答案应该是任何具有良好文学文化修养、具备跨文化适应能力的译者。文学翻译应该是翻译文学，与文化翻译的目标读者不同。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个长期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国家的支持，也需要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译者长期不懈的努力。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21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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