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压倒启蒙”与“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究竟由谁“发明”？ | 社会科学报

点击上方“社会科学报”关注我们哦！

原文 ：《“救亡压倒启蒙”与“中国六代知识分子”之“发明权”考释》

作者 | 中国致公党江门市委员会  马群林

图片 | 网络

不久前，笔者拜读了收入“北京大学新中国留华校友口述实录丛书”的美国卫斯理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东亚系教授舒衡哲(Vera Schwarcz)的《回家的路   我与中国——美国历史学家舒衡哲口述》（贺佳梅、倪文婷访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下简称《舒衡哲口述》）。此书为2017年10月18日至11月1日舒衡哲在北大的访谈稿，共分六章，其中在第四章《中国启蒙运动的光与影》中，舒衡哲谈到与李泽厚的学术交往，主要涉及“救亡压倒启蒙”和“中国六代知识分子”话题。

舒衡哲

但是，仔细读后，笔者颇感困惑与遗憾，因为舒衡哲教授所述与事实大相径庭，故有讨论之必要。

“救亡压倒启蒙”是谁最早提出？

《舒衡哲口述》云：

……我刚刚认识李泽厚的时候，……马上感觉到我们有许多的共同语言。……李泽厚当时非常愿意和外国学者交流他的思想，我也向李泽厚介绍了我的新看法。那时我还没有出版《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我给李泽厚讲了我思考的“启蒙”和“救亡”的差异，尤其是两者存在冲突的看法。30年代抗战时期知识分子为了救国而放弃启蒙，因为爱国，所以知识分子自愿放弃，而不是中国共产党要求知识分子放弃他们的启蒙运动。这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已经变成了新启蒙运动。……李泽厚说的“救亡压倒启蒙”是用了我的想法。”（第121—124页）

但事实是否如舒衡哲所云：李泽厚“用了我的想法”？

李泽厚

李泽厚最早提出并系统阐述了“救亡压倒启蒙”思想

不少学人以为，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出自1986年8月发表的那篇著名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其实，这个“时间点”，还必须向前再推至少七八年。

1979年第6期《历史研究》刊登了李泽厚《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收入1979年7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下简称《近代》）。正是在这篇文章里，李泽厚明确提出了“救亡压倒启蒙”思想，甚至连“压倒”这个词也有了，譬如：

不仅革命派，当年改良派的讲民权（如谭嗣同）、自由（如严复），也都是为了“救亡”，即为了反侵略争独立而提出的手段和方案（详见各文），反帝救国成了整个中国近代思想的压倒一切的首要主题。（《近代》第309页）

实际上，除了《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还有多篇涉及到“救亡压倒启蒙”思想，譬如更早的、刊于1977年第2期《历史研究》的《论严复》一文：

迫切的救亡局面，把国家富强问题推到当务之急的首位，使严复愈来愈痛感“小己自由非今日之所急，而以合力图强……为自存之至计。”（《法意》卷18按语，《近代》第277页）

再如，1978年秋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所写的后记：

太平天国之后,中国近代思想和活动的主流是由知识分子带头,从爱国救亡而转向革命的。爱国反帝始终是首要主题。这一主题经常冲淡了和掩盖了其他,这与欧洲为争自由而革命的数百年思想行程很不一样。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主义,在近代中国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宣传普及,启蒙工作对于一个以极为广大的农民小生产者为基础的社会来说,进行得很差。无论是改良派的自由主义,或邹容呐喊的平等博爱,或孙中山的民权主义,都远远没有在中国广大人民的意识形态上生根。相反,民族自尊和爱国义愤压倒了一切……（《近代》第479页）

可见，“救亡压倒启蒙”在李泽厚那里早已胸有成竹，1986年“双重变奏”一文不过是1979年《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继续展开和详细叙说罢了。

舒衡哲与李泽厚第一次会面的时间

1979年2月至1980年夏，舒衡哲作为首批美国交流生到北大进修（舒是其中唯一的博士）。《舒衡哲口述》云：

“我和李泽厚怎么认识的，不太记得了。最早是1979年王瑶给我介绍了《读书》杂志的编辑,李泽厚也给《读书》杂志投过稿，可能是《读书》杂志的一些人给我介绍了他。我是通过《读书》杂志认了李泽厚，而且是在认识朱光潜之后。第一次可能是我去中国社会科学院找李泽厚，第二次可能是李泽厚来北大找我。”（第120—121页）

从舒衡哲的叙述中，很容易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她与李泽厚是在1979年相识并进行学术交谈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979年7月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记”标注的时间是“1978年秋”），立即在大陆学术界引起巨大轰动。正在北大进修的舒衡哲读了这本书，并于1980年1月10日致信李泽厚，要求会面。

舒衡哲在信中讲，她是通过黎澍认识李泽厚的，并说：“我非常渴望与您会面，讨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问题。我现在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您的书《中国近代思想史》”，“我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见到您”。

1980年1月10日舒致李的要求会面的信

这封信再清楚不过地说明：舒衡哲与李泽厚的第一次会面并非在1979年（所以才有1980年1月10日这封请求见面的信函），他们的第一次会面最早也应该是在1980年。事实上，李泽厚是1980年3月12日、5月31日两次在家与舒衡哲会面，从未去北大找过她，双方讨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问题。当年在家接待外宾，曾引起院内、所内的调查、询问和警告，但很快也就放开了。

在他们第一次会面之前，舒衡哲就“怀着极大的兴趣”读过李泽厚刚出版的由《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等十篇论文结集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李泽厚跟舒衡哲谈过“救亡压倒启蒙”观点

2018年5月31日晚，笔者与李泽厚先生有过一次通话。期间笔者故意将话题引到“救亡压倒启蒙”的争议上，关于那次启蒙与救亡的谈话，李泽厚还留有记录。据李现存的原始记录，1981年6月17日下午他在家又接待过来访的舒衡哲。

记录如此：

下午3时—5时，Schwarcz来谈，我谈：修养——约束自由（阶级斗争、战争的须要）；启蒙——要求自由（个性解放）。

笔者问：“‘修养’指什么？”李云：“指延安整风和刘少奇的《共产党员的修养》等，即救亡对个体整顿的落实。当时谈得很细，我还举了好些例子。如我完全不同意周扬名文（指《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报告，刊于《人民日报》1979年5月7日，笔者注）中讲延安整风是第二次思想解放，实际恰好相反，但当时奉为圭臬。所以才有‘修养——约束’的说法。”（2018年8月7日致笔者微信）

我对此论颇为怀疑。延安整风是一次思想整肃运动，即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绝对民主主义等等。它与强调个性解放、个人自由的启蒙思潮恰好背道而驰。这思想整肃运动在当时有其极大的现实合理性：为了救亡。在你死我活的战争条件下，需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团结队伍，组织群众，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一切其他的课题和任务都得服从和从属在这个有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主题下，这难道不应该吗？当然应该，这整肃从思想上保证了革命的胜利。……（李泽厚：《杂著集》，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222—223页）

李泽厚的原始简记证明，并非如《舒衡哲口述》所云：“我给李泽厚讲了我思考的‘启蒙’和‘救亡’的差异，尤其是两者存在冲突的看法。”事实可能恰好相反。

李所记的1981年6月17日下午与舒的交谈要点

“六代”分法是“一起讨论出来的”？

这是《舒衡哲口述》抛出的第二个争议话题。

舒衡哲如是说

1979—1980年,我和李泽厚一同分析了“中国六代知识分子”。我开始注意到曼海姆的代际理论,和李泽厚一起讨论了好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经历。不久,我和李泽厚合写了一篇英文文章《现代中国的六代知识分子》(Six Generations of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联合署名发表在国外刊物Chinese studies on History(1983年第2期总第17卷)上。虽然我和李泽厚共同分析了这个问题,但他是从哲学美学的角度切入,我是从历史的角度切入。后来，我是通过杜维明才知道李泽厚在国内单独发表了“六代知识分子”的中文文章，其中没有提到我的名字。因为杜维明、李泽厚和我也一起讨论过几次“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问题，80年代末杜维明在北大听到消息，主动问我是否看过那篇文章。我说没看到。于是，杜维明送了我那本书。……（第122—123页）

　　但是，事实究竟如何呢？

《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最早提出“六代”分法

据李泽厚告知笔者：舒衡哲是最早赞同他的“六代知识分子”分法的，而当时国内学界并非如此。但是，李泽厚的“中国六代知识分子”思想，根本就不是舒衡哲所谓“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出来的”，与舒毫无干系，因为在1980年李、舒首次见面之前，李泽厚的相关文章早已写出并公开发表了。“六代”分法，最早出现在李泽厚写于1978年、刊于1979年4月《鲁迅研究辑刊》第一辑的《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收入《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该文明确地提出了“中国革命与六代知识分子”问题：

鲁迅曾经想写包括自己一代在内的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可惜没有实现。所谓四代,前面已讲。这就是,章太炎一代,这一代是封建末代知识分子,其中的少数先进者参加(或受影响,下同)了戊戌,领导了辛亥。下面是鲁迅一代,这一代的先进者参加了辛亥,领导了五四。再一代的优秀者是五四的积极参加者,大革命的各级领导者。最后一代是大革命的参加者或受影响者,以后抗日战争的广大基层的领导者。总之,辛亥的一代,五四的一代,大革命的一代,“三八式”的一代。如果再加上解放的一代(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和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的一代,是迄今中国革命中的六代知识分子。(第七代将是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每一代都各有其时代所赋予的特点和风貌,教养和精神,优点和局限。……（《近代》第470—479页）

1978年这些关于“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明确划分与精彩阐释，还不够清晰明朗吗？

关于《现代中国的六代知识分子》

舒衡哲云，“不久”，他们（李、舒）合写了英文文章《现代中国的六代知识分子》，但据李泽厚回忆，1982年他首次出国访美期间，与舒衡哲合写了这篇文章，文章主要从文学角度讲中国六代知识分子，基本观点仍来自《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这篇英文首句就是《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所关注的两个主题：“农民与知识分子这两类人物主导了鲁迅的短篇小说。”文章写道：“我们在这个项目中的合作始于1980年春天在北京的对话。我们俩都很关心我们各自工作中的代际问题。我们当前努力的起点是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一书中对六代的描述。这已经引起了中国和国外的很多关注。”紧接着，用了占全文两页以上的篇幅，引用了《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对“中国六代知识分子”分析与阐述的文字。

可见，李泽厚与舒衡哲合写的《现代中国的六代知识分子》，核心思想（“中国六代知识分子”）是李泽厚的，主要内容也出自李泽厚。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27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相关文章

社会科学报

做优质的思想产品

官网

http://www.shekeba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