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的“新时代”与“新时期”，这两个词真的不一样！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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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改革开放走过40年之际，历史进入了“新时代”。当前理论界面临的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莫过于新时期和新时代的关系。新时代是新时期的继承还是超越？如果是继承，继承什么？如果是超越，哪些方面要超越？

原文 ：《文艺的“新时期与新时代”》

作者 | 广州大学   陶东风

图片 | 网络

继承什么？

新时期开始于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其最大亮点是把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需要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这个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非同小可，它标志着我们对于整个中国社会形势的全新判断，而新的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方向就建立在这上面：阶级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必须从阶级斗争转向发展经济，通过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解放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此，必须彻底告别“文革”，告别原先僵化的计划体制、两个“凡是”、个人崇拜和现代迷信。

文艺是社会生活的晴雨表。

随着伤痕小说率先反思，文艺界开始“拨乱反正”或曰思想解放运动。现在看来，其最重要的共识有两个。

一是文艺需回归自身、回归本体。新时期伊始文艺界的首要工作就是告别工具论文艺学，不再提“为政治服务”。1979年4月《上海文学》发表“本刊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开始了“为文艺正名”的讨论，它是在“真理标准讨论”的背景下提出的，其核心就是否定工具论的文艺学，强调艺术规律和文艺的审美特征。1979年10月30日，第四次文代会召开，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文艺界的落实，邓小平代表党中央的“祝词”是新时期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在此基础上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比如文学“主体性”、文艺“向内转”、审美反映论等），八十年代文艺学界形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比如：要承认和强调文艺的自身特点，文艺的审美性和自主性，尊重艺术规律；提倡创作自由和评论自由，文艺批评不能抓辫子、打棍子、扣帽子（三不主义）；告别庸俗社会学和庸俗的阶级分析方法，文学艺术是作家艺术家对历史和现实的个性化审美反映，等等。这些新时期确立的文艺观属于思想解放的成果，闪耀着新启蒙的光芒。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90年代以降出现了文化研究的思潮，有人称之为“向外扩”，但它不是庸俗社会学或工具论文艺学的回潮。文化研究绝不意味着否定体制层面上文艺的自主性，回到“文革”式的阶级斗争工具论和“为政治服务”。这里的几个关键区别是：1.文化研究所倡导的政治参与，恰恰需要民主政治作为保障，否则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参与，而支撑“文革”时期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恰恰是不受限制的权力；2.文化研究提倡的公共关怀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而“文革”时期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3.文化研究的政治是建立在自由表达基础上的多元政治，它可以是族裔政治、性别政治或其他什么政治。文化研究的政治诉求的前提就是不同的文艺可以为不同的政治服务，这首先需要文艺批评的民主政治环境。

二是经过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讨论，作家艺术家对人的认识深化了，不再简单地把人视作阶级的符号和阶级斗争的传声筒。这也是思想解放的一部分。相比于50年代的讨论，新时期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讨论因为有了“文革”的惨痛，因而更具有真切的创伤记忆作为基础。它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果就是对于革命史有了新的认识，革命历史书写有了重大突破：文学作品的人物形象（包括正面和反面人物形象）更具复杂性和深度，不再是僵化机械的阶级符号。这一点在小说《白鹿原》等作品中有具体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也旗帜鲜明地肯定了新时期的文艺方向。需要注意的是，文艺界也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否定新时期的倾向。在文艺批评界，庸俗社会学和简单化的阶级分析方法有回潮之势，出现了文艺批评中扣帽子、打棍子的现象。比如，有人混淆了小说和历史，把一些土改题材小说中作为艺术形象的地主，简单等同于历史上的地主阶级，似乎描写了一点地主的人性或复杂性，就是为地主翻案；将艺术作品对土改中某些简单化做法的批评等同于全盘否定土改、否定社会主义。另外，在文艺创作中，也有庸俗的阶级分析套路。……

如何创新？

相比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表述，十九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界定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界定不再笼统地、单方面地突出发展生产力或现代化的主题，而是强调如何发展，赋予突出强调发展的价值内涵、发展的道德合法性：不是所有发展都是好的，关键是如何发展。换言之，这个界定不否定发展或现代化的重要性，而是把重点放在完善发展和现代化上。

那么，什么是好的或具有正当性的发展？如果结合中央关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新发展理念”的阐述，对此就能得到精准的理解。“五位一体”可以理解为发展理念的重大变化，使得“不平衡、不充分”的所指更明确了：发展不仅仅是经济或物质领域的发展，而且也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诸多领域的协调、统一、均衡发展。比如，经济发展了但文化建设没有跟上，就会出现拜金主义和道德滑坡；经济发展了而生态文明建设没跟上，则会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经济发展了，而政治文明建设没跟上，则会出现更大的问题：不受约束的公权力侵入到经济发展领域，必然扭曲这种发展，导致发展的绝大多数红利被极少数人占有。这就自然联系到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中的“共享发展”问题。共享发展意味着发展要合乎正义，其利益要被不同的社会阶层共享，惠及社会不同阶层，特别是社会底层，而不能被权贵阶层垄断。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大力加强政治建设，完善法治。

这就是新时代对新时期的重大超越。在文学艺术领域，要体现这个超越，就必须通过文学艺术的方式，全面、完整地体现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全面深刻地揭示中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公正现象并挖掘其深层原因。在新时期文艺中，反思和告别“文革”，为改革开放鼓与呼，是其基本使命。那个时候，发展和现代化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公正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而在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年的今天，这些问题已经暴露出来了。因此，新时代的文学如果能够深入揭示这些现象，那就是最大的创新。

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深刻揭示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发展过程中政治、文化等领域配套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创作和评论作品很少。究其原因，我认为是因为作家、批评家在以下三个问题上存在错误认识：

第一，有一种说法或观点，在创作和评论界都很流行，就是市场经济导致了今天的各种社会弊端，也导致了文艺创作的媚俗、责任感丧失等。不能说市场经济必然导致文艺创作的媚俗化，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市场经济也产生过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关键在于，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作家作品能否独立批判现实，如果不能，容易导致作家拥抱媚俗。

第二，有些作家和艺术家看到了或写出了改革的困境和艰难，写出了底层遭受的不公正命运，但却回避造成这种命运的深层原因，相反要求底层发扬所谓“分享艰难”精神，自救和互助精神，大家分享艰难，共渡难关。这些作品有点像雕牌洗衣粉广告，妈妈下岗了，打着雨伞在外面找工作，很悲苦。孩子放学回家了，拿着雕牌洗衣粉帮妈妈洗衣服。妈妈回来时感到很欣慰，所有痛苦都没了。

第三，把一切的罪恶都归结为抽象的现代化。不少描写中国现代化阵痛的作品都在鼓吹前现代的“美好生活”，回到桃花源。但是这个思路显然是误导的，因为我们的问题不是抽象的现代化问题，当然现代化也有问题，但是我们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是什么？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30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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