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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学界在热烈讨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方法、路径。本文立足于外国文学作品的译入和传播，反观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认为中国文学外译还可以拓展传播途径。

原文 ：《开拓中国文学外译的传播途径》

作者 | 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任淑坤/教授 刘波

图片 | 网络

学校教育：受众广泛

学校教育对人民素质的提高、国家的富强影响至深至远，原因之一是其受众广泛，全民都是或曾经是学校教育的对象。外国文学的译入，但凡经过学校教育这一途径，无不名噪中国。也许，读者已经忘记或者并不知道译者是谁，但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却已经深入人心。如契诃夫的《凡卡》、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都德的《最后一课》都是因为收入我国的中小学课本而在国内妇孺皆知。译作进入初等和中等教育的环节，其影响在于广泛的受众，如能进入高等教育的教学环节，则其影响会纵向深入。

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同样可以在进入学校教育层面努力。近年来国外出现的汉语学习热潮和导读性书籍的出版，无疑成为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契机，引发了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学、文化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前不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推出《如何读中国文学》丛书，社长珍妮弗·克鲁认为，丛书将文学赏析和语言教学成功结合到一起，必然受到美国学生和学者的认可。这类书籍的出版，使得国外读者能够通过解释性语言和逻辑性分析，降低阅读的难度，满足沟通学术研究、教育教学、休闲娱乐等不同的阅读需求。

当然，中国文学要想进入国外的学校教育层面，决非是译者个人的事，也决非译者一己之力所能完全做到的，需要译者、出版集团、教育部门、外事机构、外宣部门等多方合作，寻求契机，为我国文学进入学校教育这一重要领域共同努力。

名家推广：话语权和影响力

印刷技术、电子技术的长足发展和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信息产生数量和传播速度都在飞速上升。在信息爆炸的年代，要想让译作在海量信息中脱颖而出，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对阅读市场的培养、潜在读者的关注，以及海外营销和国际合作也是有必要的。

胡适翻译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书影

名家的翻译或者推介，因其话语权和影响力，能使译作在更广大的范围内传播。五四时期我国大规模引入外国文学时，鲁迅、胡适等文化名人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虽时过境迁，但名家名作名译的魅力依旧。胡适翻译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诗歌《关不住了》，周作人翻译的童话《卖火柴的女儿》等现在仍旧流通并广为阅读。鲁迅翻译了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著作《苦闷的象征》，不但在那个年代多次再版，到了二十一世纪仍有多家出版社密集出版。

另外一种情况是，名家虽并非作者或译者，但通过书评、推荐、引用、演讲、课堂讲授等不同场合的不同发声方式，也能起到对译作的推广作用。林语堂的著作在美国出版发行，在美国文化界和知识界占有一席之地，赛珍珠功不可没。她将林语堂用英文所著的《吾国与吾民》推荐给庄台公司出版发行，并亲自作序，还通过《亚洲》的“亚洲书架”栏目大力推荐。继《吾国与吾民》之后，《生活的艺术》又被美国“每月读书会”特别推荐。1938年举办的“全美图书展览会”上，还是经赛珍珠的提议，特意举办了“林语堂比赛”活动。除了大力在美国引荐林语堂及其著作外，赛珍珠还向美国社会介绍过老舍、萧红等多名中国作家及其作品，试图向西方展示真实的中国和中国人。

影视剧作：译作的先导和铺垫

相对于文字作品，有声音、有画面的影视剧作受文化程度的制约较小，视觉效果更生动、更具体、更易接受。可以说，成功的影视剧作能为已经存在的译作扩大受众，能成为译作的先导和铺垫。很多观众是因为电影而对译作发生兴趣，从而阅读和了解小说。对一部分不具备阅读条件的观众来说，电影或许是了解外国文学的唯一途径。即便是很多具备语言能力和知识素养、有条件直接接触外国文学的读者，也是通过电影而对某部作品产生兴趣和阅读的欲望。最典型、最令人信服的例子莫过于风靡全球的系列电影《哈利·波特》，为英国作家J.K.罗琳的小说在世界各国的翻译、发行和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中，电影也同样有助益作用。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发表在《人民文学》1986年第3期上，次年莫言亲任编剧，张艺谋任导演，巩俐姜文主演的同名电影摄制完成，并在1988年举行的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获得金熊奖。可以说电影的成功为莫言作品在国外的传播起到了舆论先导作用，扩大了莫言作品在国外的影响，为译本的传播、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起到了先锋作用。当然，莫言斩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又反向引发了原作、译本的研究和阅读热潮。

创办刊物：表达见解和心声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作品大量译入中国，期间有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特点，就是很多有共同志向的青年组建社团，创办刊物，通过著述和译作表达自己的见解和心声。虽然这些刊物并非专门登载译作，但通过不同的方式对国外的各类信息高度关注，急切地引入中国，择而用之，欲改变现状。翻看《新青年》发现，其登载的作品大多和外来思想文化有关。《新青年》上登载的文章大致可以划分为这样几个类别：第一类是直接翻译而来的；第二类是介绍性的文章；第三类是用外来的思想文化比对本国的，旨在改变或改进或提高本国相对应的问题； 第四类是中国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虽然讲的是中国的事，但不论在写作手法还是传达的思想上，往往与外国的文学和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反观中国文化向西方的译介，刊物也曾起到同样的作用。《亚洲》杂志原是定位于商业和旅游的消遣性杂志，1934年赛珍珠的丈夫沃尔什接管，此后赛珍珠也开始参与该杂志的管理与编辑工作，目标变为“介绍所有亚洲国家包括俄国的媒介”，邀请“对亚洲文化历史有着深刻研究和广泛了解的专家，期待这些专家从文化、历史、宗教、哲学乃至当时的时事政治等各个方面对亚洲各国进行评介”。赛珍珠除了亲自撰稿之外，还邀请林语堂、胡适、宋庆龄、宋美龄等为《亚洲》撰稿。一些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曾经亲历中国的作家、名士，关于中国的著述也发表在《亚洲》上。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传记》以及世界闻名的《西行漫记》最早就是在《亚洲》上发表的。

大众传媒：形式灵活多样

大众传媒一般指报纸、广播、电视等处于职业传播者和大众之间的媒介体。网络是一种新兴的、后来居上的大众传媒方式。网络的出现，缩小了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成为传播信息、接受信息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大众传媒的灵活性使得文化传播在中规中矩的文字信息之外，还可以以动漫、音乐、个人社交等方式推荐我们的文学作品。歌曲《当你老了》是叶芝的一首同名诗歌，经过翻译、改编、配曲、演唱，在中国广为人知。不得不说，这种形式使得叶芝的诗有了更多受众。不同语言间的文化传播，和同一语言内部的传播是同样的道理，可以不拘一格。中国文学的外译同样可以形式多样，让我们的文学作品跨越国界，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

一般来说，之所以对某个国家某个时期某个作家的某个作品感兴趣，往往是因为建立了一定的关联。随着不同国家间交流机会的增多，跨国的旅游、留学、交友等都可能成为中国文学和文化对外传播的契机。即便是没有条件做翻译的人，如叶嘉莹先生所阐释的，也应“知道中国文化美好的品格道德所在”，也可以“用言行、用实践来传播中国文化”。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言说与实践研究”（16BYY020）、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新青年》刊载的译作研究”（HB16YY009）的部分研究成果。]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45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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