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火车车厢，戏剧随时上演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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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在问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采纳隔离式包厢，即各包厢之间没有走廊可以互通，每个包厢能容纳六到七名乘客，相对而坐，每排有三到四个座位。因此众多陌生而毫不相干的乘客就这样被临时安置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由此，火车旅行为刚刚跨入现代社会的人们提供了近距离观察陌生人的机遇，各种面对面相视的戏剧随时都可上演。

原文 ：《火车车厢：“相视”的戏剧随时上演》

作者 |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张杰

图片 | 网络

爱丽丝漫游：规训成“工业时代的主体”

《爱丽丝漫游奇境：镜中奇遇》（1871）中有这样一个场景：爱丽丝在不知不觉间就坐在了火车一等车厢的座位上。车警来检票，爱丽丝没有票，她很害怕地告诉检票员，“我来的地方没有见到售票处”。对方不相信，“一直在看她，首先用望远镜看，接着用显微镜看，然后用带柄的单片观剧镜看她”。这种粗鲁的观看方式遂将爱丽丝“非人化”“动物化”。检票员用各种镜观察这个突然出现在一等车厢的小姑娘，似乎是在质疑她作为人的本体地位，而不是她的社会地位。

可以想象，小姑娘一定是胆战心惊，瑟瑟发抖，而且身边那些奇怪的乘客都对她表达了排斥之意。检票员检票时，许多声音同时说：“别让他久等，孩子！他的时间每分钟要值一千磅！”当检票员说她应该在司机那里买票时，这些声音又说：“火车司机就是开车头的人。嘿，火车头的烟每喷一口就值一千磅！”每当爱丽丝欲作出回答，这些混合的声音就会齐鸣，而当她沉默时，这些声音竟又能猜出爱丽丝的想法。由此，车厢内部弥漫着一种集体性的、强大到不可抗拒的窥视欲。

英国学者马修·博蒙特认为，车厢里的这段经历是要将爱丽丝规训成一个“工业时代的主体”，首先是教育她认识时间、空间与金钱之间的关系，比如众人齐声对她发出的催促；其次是告知她一些车上的繁文缛节；第三是要她适应机器对感官的刺激，不要动不动就为了火车咆哮声而“惊恐地跳起来”；第四，火车“跳过一条小溪”，直向上窜到空中，这绝不是在赞美火车钻天入地，恰恰相反，这个细节或许隐隐暗示了当时经常发生的火车事故；最后而且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警告她作为女性在车厢内被观看、窥视乃至被谋害的命运，这正是19世纪60年代之后（或者更早）的女性乘客频频遭遇的。

车厢监禁：客体化

如果说旧有的U型马车并置型座位促进了交谈，配合着咖啡屋、俱乐部、报社、剧院等资产阶级公共空间的兴起，推动着更大范围的社会交际方式的变化，那么火车很可能却停止了交谈，带来了面面相觑的尴尬。

现代人会因为他人的眼光而不知所措，德国哲学家乔治·西美尔把现代交通作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在19世纪发明公共汽车、铁路和有轨电车之前，人们根本不可能在几分钟或几小时的时间内持续盯着对方，或者必须面对对方而不交谈。现代交通很快就降低了人与人之间一切感性的关系，把这种感性关系交由纯粹的视觉感官去处理，这样一来，必然会把一般的、社会学的感觉置于彻底改变了的前提之下。”

在车厢内，四目相对的乘客只是“用纯粹的视觉感官”观看对方外表，却无法获知其任何身份信息，无法进一步交流，无法确认自己是否安全，其间的困惑、焦虑和烦躁不安，或许只有19世纪那些刚刚开始坐车远行的人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到。不过事实上，每个人可能都不自觉地学会了一种类似相面术的技巧，悄悄地评定身边乘客的仪容外表、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等，而且由于人们处在一种被迫静止的状态，其力比多被压抑，阅读等活动往往成为暂时性的逃避策略。

1857年，又有人将欧美车厢的优缺点做了对比。特别是英国火车，由于各车厢彼此隔离，乘客只能从所属车厢上下车，一般有六七名乘客；也有人数更少的车厢，比如独处（极少）或两人间，满足了英人喜安静、厌噪音的性格特征。而美国火车则设计了更长的开敞式车厢，乘客都面向同一个方向，免除了相对无言的尴尬。显然，欧洲乘客会更多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客体化”，被迫数小时不断地“研究”对方的面相，同时也被对面的乘客所研究。尤其是女性，她们被客体化的几率更大。《爱丽丝漫游奇境》内配一幅插图，爱丽丝双手交叉，放在暖手筒里，她戴着围巾和帽子，头上还有一根羽毛，在老绅士、车警、山羊等毫不掩饰的窥视下，她低着头，身体有些蜷缩，显示出其内心的惊恐。爱丽丝形象或可用来代指铁路旅行中的弱者、潜在的女性受害者。

另外，因为与其他包厢完全隔离，包厢成为维多利亚时期罪恶频发之地。在现实的火车旅行中，女性因与陌生男性共处同一车厢，在过隧道等黑暗地带时遭侵犯甚至谋杀的案例时有发生。这样导致的结果是：绅士们也被客体化了！他们开始拒绝与弱小女性、单个女性共处同一包厢，以免引起怀疑或指控。当然，男性遭遇谋杀的案例同样引发了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惊恐,可怕的谋杀发生于无形无声之中，即使是极其恐怖的尖叫也会被飞速运转的车轮淹没、遮蔽，导致受害者无法得到及时的救助。1861年的巴黎火车站，一位声名显赫的法律官员被发现惨死在车厢内，与其同室的乘客此后竟再无任何踪迹可寻，年轻的左拉对此案铭记在心，三十年后他以之作为题材创作了长篇《人兽》。此类事件在英国亦时有发生。暴力与谋杀因此伴随着疾驰的火车、封闭的包厢，成为19世纪以蒸汽火车为代表讴歌工业文明之外的另一种叙事和想象。由此不难理解，包括《东方快车谋杀案》、《火车怪客》在内的很多恐怖小说、侦探推理小说都将其背景安置于火车之内。正是从这一意义即火车车厢作为犯罪现场出发，车厢成为马歇尔·伯曼所说的“原初现代景象”。

但是，或许只有特权阶级才会经历这种尴尬和威胁。在有相对较大空间的三等、四等车厢里，“愉快的谈话和大笑从每个方向都能传到枯燥无味的隔离包厢中”，这类车厢构成了一种开放的公共空间。真正感受到安全危机、充满戏剧紧张情节的却是装配了更多舒适软垫的一、二等车厢，这里既不属于公共空间，也不是真正的私人空间。那么如何能既保持隐私，又能保证安全呢？当时的《费加罗报》曾以颇为苦涩的幽默笔调形容乘客之间如临大敌的相互防范。

但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捍卫欧洲的包厢系统，认为美国火车的样式不宜引入。德国社会学者沃尔夫冈·施伊费尔布什认为，“对欧洲公众来说，最重要的旅行空间是、而且仍然是包厢”，保持它的安静和隔离，同时体验因之而生的快乐与恐惧。由此可见，火车包厢在捍卫欧洲的社会传统和等级体制上的重要性。“我们并不浪漫”，这是19世纪人的清醒认知。

不过，保留隔离包厢是为了避免被所有人看，可是毕竟无法避免被包厢内部那个坐在自己对面的人注视，也无法完全避免会有意外者的闯入。弗洛伊德在《怪怖者》（1919）一文中有个自传性的脚注，大致是说某个晚上他正独自在卧铺车厢里坐着，突然进来一个身穿睡衣、头戴旅行帽的老头，他跳了起来刚想把他劝走，突然发现这个老头竟然是镜中的自己，而当他第一眼看见这老头时却是彻彻底底的厌恶。他最初视其为一个跨越社会界限的“侵入者”，但当发现“侵入者”竟然就是自己时，问题就有了更深的内涵——也就是说，当人们担心身边其他乘客的威胁时，或许他自己也正是那个威胁者。再如《东方快车谋杀案》，包括贵族、中产阶级、仆人等在内的十二名乘客共同设计参与了一场恐怖的谋杀案。虽然阿加莎·克里斯蒂最终呈现的是一场正义的复仇，但她同时也在告诉我们，或许火车上的每一个现代主体都可能是危机的源泉和制造者。

可是，即使车厢内没有什么危险，难道它就是可以保证隐私的吗？每一天，车厢都会向不同的公众开放，它不断吸纳新的乘客，从现代工业的视角来看，它实际上也在大量地生产“产品”，只不过这些“产品”是一个个极力想要突出自我的乘客。尽管乘客在其社会地位、道德品格上可能很体面，但其身体却被变成了大规模生产即大众交通的对象。约翰·罗斯金说，旅行者成了“活动的包裹”。尤其是早期那些第三、第四等级车厢的乘客，与其说他们享受的是交通运输的服务，不如说他们就是被运输的货物，罗斯金早就看清了大众交通与工业生产在本质上的相通。

对面的目光：注视技巧

撇开车厢内的危机四伏，当乘火车成为大众日常性的活动经验，“来自对面的目光”就会逐渐克服最初的尴尬与防范心理，而发展出一种新的观看技巧。日本作家田山花袋在其小说《女孩观察者》（1907）中塑造了一个每日从郊区赶到东京城内上班的中年男人。这个男人每天早晨7:20从家里出门，走同一条路线去火车站。塌鼻、龅牙、肤色黝黑，乱糟糟的连鬓胡子遮住了半张脸，他为生计而奔波，因自己的社会地位、幽暗心理、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不如人意而备感压抑，但他在注视、观察同车的漂亮女孩中获得了不可言传的快乐，由此能暂时性地摆脱来自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他对经常碰到的每一个女孩都能熟稔于心，包括其皮肤、身材及某些特殊部位，甚至家庭住址，因为有时他会在下车后绕道去追踪对方，偷偷掌握对方的住址。日复一日，这个37岁的中年男人熟练地掌握了一种光明正大、长时间进行而又不为人觉察的注视技巧。在白日梦中，他总是幻想，这些女孩子中如果能有一个来拥抱他，那他的生活就会如再生般充满希望，可是他每天面对的只是阴郁无望的现实。最后一天，他继续带着阴郁的心情回家时，因为过于投入地观看一个如同天人般的女孩，不小心放开了火车上的把手,他被越来越多的乘客挤下了火车，跌到铁轨上，随即就被呼啸而来的进城火车无情地碾死。德塞托说，车厢内由“休息和梦想统治全局”，可是如果过于沉浸于白日梦，休息就会在瞬间转为真正的死亡。

可以说，以火车为代表的交通方式扩大了浪游者们的视线，也使得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观看他人的浪游者。火车因此创造了性吸引的良机，无论是安娜·卡列尼娜款款走出包厢，与年轻的渥伦斯基相遇在站台上，还是陌生男女仅仅因为四目相对而直接表白欲望。现代人从对坐之初的倍感尴尬，到逐渐适应，再到利用这些来自对面的目光，为自己在焦虑无息的日常生活之外找寻暂时的解脱与乐趣。

[海南省2018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一带一路”视域中的西方“移动性”理论批评研究，批准号为HNSK(YB)18-33]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50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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