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的初心——重读《麦田里的守望者》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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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林格借助小说这样的结局来告示读者,最纯真的初心以及对于初心的守望,其实就在于把握现实生活本身。
原文 :守望的初心——重读《麦田里的守望者》
作者 | 山东大学 胡志明
图片 | 网络
对叛逆人设的重新思考
68年前,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创作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一问世,立刻在整个西方文坛引发了一场不小的地震,它不仅在美国直接催生了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垮掉一代”,甚至还直接影响了美国当时年轻人崇尚“叛逆”的文化生态。尽管小说在最初几年里也曾引起过一些争议,但是,其独树一帜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很快就获得了整个美国社会的普遍赞誉。作家塞林格因为创作了这样一部也是他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而成为20世纪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同时也是美国本土被阅读得最多的一位经典作家,这部小说后来还被选入了美国中学教材,其影响力经久不衰。9年前,91岁的塞林格去世时,《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年销售量依然高达25万。
然而,《麦田里的守望者》在中国的影响姗姗来迟,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代,中国广大的青年读者才可以无所顾忌地品读这部曾被封禁了多年的小说。令人欣慰的是,小说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德在中国立即捕获了无数的粉丝,他那愤世嫉俗的生活姿态和粗鄙不堪的言语腔调,在当时尚未完全摆脱文革阴影的中国青年读者群(当然也包括当时的我)的心里产生了极大的共鸣。与此同时,中国学界关于塞林格的研究,特别是对于《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学术性研读,一直在稳步而深入地展开,在塞林格去世后的这几年里,国内对于塞林格及其小说的研究更是呈现出一种升温的态势。作为文学经典,《麦田里的守望者》思想内容的影响自然早已深入人心,其中最突出的当属霍尔顿作为叛逆者的形象特征。人们也非常认可小说对于现实社会普遍异化的批判主题以及霍尔顿面对异化社会环境所表现的愤怒与焦虑等等。对于小说思想价值的这些评述概括的话,似乎已经成了不言而喻的定论。
今年恰逢塞林格的百年寿诞,出于对他的怀念与尊敬,我又重新拜读了这部小说。或是因为时过境迁,又或是由于当年的那份冲动与激情已经消褪,我隐隐约约地对当初早已认定的小说主人公霍尔顿的叛逆者形象感到有些疑惑了:小说结尾时的霍尔顿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出走叛离的念头,而是乖乖地跟着妹妹菲芘回家去了,甚至准备遵照父母的意愿重新选择一所学校去上学,那样一来,就其“叛逆”形象的人设而言,霍尔顿无疑成了一个失败者。然而,一个失败了的青少年“叛逆”形象,却为何能够在崇尚自由独立的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产生如此剧烈而持久的影响?同理,这位人设实际上多少有些错位的青少年“叛逆者”,又怎么会在中国为许多青年读者所青睐?其深层的原因恐怕是,塞林格这位曾经研习过东方禅趣的作家本意并非要描绘一位西方社会的叛逆者,而是凸显这位青少年作为“守望者”的形象特征,这或许才是这一形象甚至整个小说中最值得咀嚼,也最具艺术魅力的地方。
并非“叛逆”,而是“守望”
我们必须承认,小说绝大部分篇幅中描写的霍尔顿确实有着一些较典型的“叛逆”形象特征:他出身富庶,家教优雅,一开腔却满口都是粗话俚语;他就读于世人倾慕的潘西学校,却既无自豪也不珍惜,反而满心的厌弃和倦怠;他禀赋聪颖,资质上乘,学习成绩却糟糕透顶,五门功课竟有四门不及格;甚至他时而还敢冒出嫖妓的念头,并想尝试一下,俨然一副坏小子的模样。当得知要被学校除名,他感到的竟然只是解脱和解放,如果说被开除一事还有什么能让他稍感头疼的话,那就是他还需要筹划一下,以应对几天后父母倘若得知这一“噩耗”时产生的反应。霍尔顿与潘西学校里的一切,包括校长、老师、同学和室友都有些格格不入,感到所有的人都是在假模假式地装腔作势,后来在与妹妹菲芘聊天谈及潘西学校时,他说实在想不出一件能让自己感到喜欢的事,甚至觉得这是一所最糟糕的学校,因为里面全是伪君子。其实不只是潘西学校,霍尔顿也厌烦了所有的学校教育,之前他已经被好几所学校开除了,所以这次被潘西学校开除,更加坚定了他那离经叛道的想法:索性就此彻底逃离所有的学校教育。如此决绝的念头,更是凸显了这位青少年“叛逆者”的形象特色。然而写到此时,塞林格的笔调突然一转,他先让霍尔顿去见了唯一令他记挂的妹妹菲芘,再让他直接表露心迹:“我只是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我知道这有点异想天开,可我真正想干的就是这个。”这发自肺腑的心声一下子改变了他的形象底色,同时也为霍尔顿最后选择跟随菲芘回家的举动作了很好的转换与铺垫,从而使读者很自然地认可了霍尔顿形象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当然,小说最终完整地呈现在我们眼前的霍尔顿形象,实际上已经不属于“叛逆者”范畴了。
其实我们重读时如果能够静下心来完整而细腻地品味一下的话,应该不难发现,从小说的开篇,作家塞林格就没有想把霍尔顿写成一个真正的“叛逆者”。霍尔顿虽然言语粗俗,脏话连篇,却从未发表过要与世人公然为敌的言辞;尽管他讨厌周围的人,看不惯潘西学校的作派,但是从未作出过真正意义上反叛的举动,充其量只是一种消极的“叛逆”,即坚决不予合作,或者说不肯同流合污。他所做下的最严重的事就是在学习中消极怠工,经常有意无意地让考试成绩不及格。如此作为的结果显然就是他所期待的:被学校开除。之前他已有过三次被不同学校除名的经历了。这次被开除,他表现得一如既往地漠然和平静,不同的是,这次他开始盘算,如何让这次的“被开除”永久地固化,所以他打算在父母得知这消息前就悄然离家(离校)出走。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开始做他“真正想干的事”,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守望他内心深处那份珍贵的纯真初心。所以说,霍尔顿形象的本色并非“叛逆”,而是“守望”。
把握真实的生活
霍尔顿“守望”本色的定格,缘自于妹妹菲芘形象的出现。这是一个纯洁无瑕天真可爱的小女孩,在她面前,人们如产生任何世俗的念头都会感到无地自容。借助于这一形象,作家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霍尔顿最珍视的价值是什么:他竭力想守望的就是这份纯真。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一个满口爆粗的青少年,居然会在妹妹菲芘就读的学校里,费力而徒劳地要去擦拭掉墙体上胡乱涂鸦的一些脏话。菲芘的形象其实可以看作是霍尔顿心灵深处的那份尚未被社会世俗所玷污的纯情初心的形象外化,这既是驱使他表面叛逆、实在守望的初心,也是他竭力想要守望的那份初心。借助于菲芘这一形象,塞林格也在提请我们关注,霍尔顿渴望守望的这份“初心”,实际上已经摆脱了西方文学中常见的那种抽象或玄虚的套路,而是回到了实实在在的生活本身。正是与妹妹的这份血缘亲情,让决意要与包括父母在内的世俗社会彻底断绝往来的霍尔顿在最后的瞬间难以断然抽身离去,乃至于后来彻底放弃了出走的念想,只想守护着菲芘一起回到家里。至此,霍尔顿离家出走的壮举可以说是彻底地被挫败了,其“叛逆”的成色也消褪殆尽,然而他却丝毫没有的沮丧或失落,我们看到的是在木马转台前被大雨浇成落汤鸡的霍尔顿“心里实在快乐极了”,在他眼里,骑在木马上飞转不停的菲芘“真他妈的好看极了”。或许就是菲芘天真快乐的生活状态使得霍尔顿调整了对于生活的理解:坚持守望的初心或者想守望这份初心,都只有在真实的生活中才是可能的,因为纯真的初心与真实的现实生活本身就是一体的。塞林格借助小说这样的结局来告示读者,最纯真的初心以及对于初心的守望,其实就在于把握现实生活本身。
塞林格在小说中对守望的初心作出如此形象的诠释,客观上已经游离了西方文化的传统,却映现出了东方文化的某些影响。我们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出现的垮掉一代文学流派的两位代表性人物塞林格和金斯堡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他们都非常迷恋中国佛教的禅宗,不同的是,金斯堡更加看重禅宗思想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反传统的特质,而塞林格则全心痴迷于禅趣,醉心于禅宗文化与生活本身一体性的特性。或许就是在禅宗思想的影响下,塞林格获得了对于现实生活自身价值的东方式体悟,才有了我们后来所看到的这样一个最终欣然地皈依于生活本身的“叛逆者”形象,我们才能够读到小说中那句经常被人引用的很有中国味的名句:“一个不成熟的男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一项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一项事业卑微地活着。”
最后,我还想好好地感谢大师级的翻译前辈施咸荣先生。如果没有深厚的东方文化底蕴,没有对这部小说全面深入而富有整体性的把握,真的很难把这部小说的标题The Catcher in the Rye (直译应是“麦田捕手”)非常高妙地译成现在流行的中文译本最通行的标题“麦田里的守望者”。施老先生能在Catcherk中准确地捕捉出“守望”的意蕴,以此统领全书的形象,十分准确地昭示了作家的良苦用心,其大师级功力着实令常人难望其项背。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50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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