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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传统整合于现代化进程之中，将西方现代化整合于“地方－上海”之中，始终是上海近代建筑空间的叙事动力，具有独特的历史认知价值，也是省思当下和未来容纳文化竞争和流动空间物质化的基础。

原文 ：《上海近代建筑在杂糅中达至集成》

作者 |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   刘芳

图片 | 网络

近代上海的形成始于租界，它所接受的现代性是以工商主义为导向、以实用主义来平衡的。上海近代建筑经历了民族性、国家主义与西方性、全球性的对冲，在对冲与反制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现代性仍然是形塑上海建筑面貌的主导力量。

实利主义导致折中主义风格突出

百年上海以外滩南京路为中心的建设分3个时期，1843－1885年为初创期，1885－1908年为发展期，1908－1937年为繁盛期。每一个时期建筑的形式、布局、风格和装饰无不由商而兴、倚商而立、因商繁华。上海由20万人口的县城，逐步走向拥有400万人口的多功能、综合型中国第一大城市，除特殊时期租界提供的特殊政治地位之外，最大原因就在于金融与贸易的强大压力，迫使整个上海的建筑布局与结构作出相应调整。

以30年代繁盛期上海的高层建筑为例。20年代外滩11座建筑都建造在最昂贵的地价上，炫耀的是资本。到了30年代趁世界经济危机，欧美市场建筑材料滞销，而高层建筑利润高，劳动力廉价，加上技术成熟等，这促使上海的房地产商竞相投资高层建筑，高利润带来世界经济萧条形势下上海高层建筑的空前繁荣。外滩南京路28座10层以上的大楼，如沙逊大厦（1929）、百老汇大厦（1934）、中国银行大楼（1937）、法国邮船公司大楼（1937）等，全是商贸建筑，它们与国际饭店（1934）、永安公司（1933）、大新公司（1936）等为代表的南京路商业建筑楼群形成一个T字型，构成了一首“万国建筑博览会”交响曲的主旋律。

实利主义导向的一个结果就是折中主义风格突出。上海的建筑风格似乎无所不有，古典主义、折中主义、哥特复兴式、法国文艺复兴式、新古典主义、晚期文艺复兴式、新装饰主义、现代主义……但严格来说，真正盛行的是折中主义。折中主义其实就是模仿。或是对历史风格的整体性模仿，赋予不同的象征意义；或是对历史建筑局部、片段式的拼贴组合，以获得新的建筑效果。如上海海关（1927），有利银行大楼（1916）、字林西报大楼（1924）等，讲究比例，形式醇美，都属移植的西方古典建筑的变形。被视作古典主义最后的颂歌的汇丰银行新楼（1923），规格严谨，堂皇壮观，顶上的巨大半球形穹隆顶，直接唤起对古罗马万神庙的联想，然而它采用的完全是新结构，主体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穹隆顶为钢架，只是外面被严严实实地用花岗岩的复古外衣包裹起来。

执着追随现代主义

尽管上海对现代性的接受表现为实利主义的倾向，但正是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自由市场经济，在一个以农村经济为基础的国家的孤岛上，创设了一系列与世界接轨的法制、税制、管制和信用制度的基础，激励了上海的城市文化创造和上海人的上进心，上海建筑师对现代主义执着追随，创造了新的地域性建筑，为现代建筑艺术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20年代末随着国内民族运动和民族意识的提高，以及国民政府1929年的“首都计划”与“大上海计划”，上海的建筑业一度兴起探求民族形式的趋向。如范文照早期的八仙桥青年会大楼（1928），也有一圈蓝色琉璃瓦的中国传统屋顶。董大酉的市政府大厦（1933）、上海市图书馆（1935）、上海博物馆（1935）、上海市体育馆（1935），完全采用中国古典宫殿格式，雕梁画栋，红色列柱，彩色琉璃瓦大屋顶。然而，这种纯粹追求形式的复古，实际产生的却是类似西方复古主义的中国变种，如圣约翰大学内的几幢校舍不伦不类。

30年代西方现代建筑已经发展到全盛阶段，“中国固有式”建筑的殷切追求的背后，是对统一的国家主权的渴望，是中国人普遍的民族身份认同焦虑。经过实践，大多上海建筑师能够从对传统建筑文化一往情深的崇拜中解脱，思考建筑的本质问题。如董大酉自己的住宅（1935）里外却是一座十足的现代派建筑。范文照、奚福泉、庄俊都刻意追求建筑“能普及而又实用”，能够从更深的内涵上去探求现代化、个性化前提下的中西合璧的建筑道路。到了40年代，更多海外建筑师来到上海，继续追随世界现代潮流，将包豪斯的建筑教育体系移植到中国，影响远及今天。

再如石库门。石库门住宅的结构布局源自中国传统住宅院落，但上海在西方城市房地产经营模式下，一付不起这样昂贵的低容积率代价，二又向往西方建筑所代表的现代生活方式，于是在总体布局上采用西方联排式的方式，强化山墙立面，建筑细部装饰用水泥、砖和石材大量模仿新古典主义纹样。这种充分考虑了土地利用率的居住建筑风靡一时，成为老上海民居的标志。

上海的优秀历史建筑，主要是现代主义与装饰艺术派的结合，达到了高度的艺术水准。如邬达克所设计的大光明电影院（1933），立面造型与室内设计均表现出强烈的装饰艺术派特征，横竖线条交叉结合，乳黄色曲面外墙，大片玻璃窗与方形玻璃灯柱以及室内流畅的天花与墙面脚线及霓虹灯处理，都具有一种强烈的时代感。嘉道理别墅（延安西路64号，1924）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宫殿式宅邸，建筑物二层，对称布局，面对花园入口处有仿爱奥尼式券柱廊，内部装饰极其富丽。沙逊别墅（虹桥路2409号，1932），却是一副悠闲的英国乡村情调，不规则布局，门窗一律选用带疖疤的木材制作，故意露出粗糙的斧凿痕迹，卧室精巧的建筑五金构件均为手工工艺，十分珍贵。王伯群住宅（愚园路1136弄31号，1934）外形为哥特复兴式，局部立面带有西班牙式风貌。客厅采用东方传统艺术装潢，起居室用西班牙古典装饰，豪华中显示高雅。马勒住宅（陕西南路30号，1936）属于北欧式，造型优美，主楼南侧正立面上3个双坡屋顶和4个尖顶凸窗，连同东西两座四坡屋顶交织在一起，具有童话色彩。

历史意外、权力失控和空间分离，造就了近代上海特殊的城市经历、建筑形式。1950年代后，上海城市建设纳入整体规划之中。然而，对未完成的现代化事业的追求，将传统整合于现代化进程之中，将西方现代化整合于“地方－上海”之中，始终是上海近代建筑空间的叙事动力，具有独特的历史认知价值，也是省思当下和未来容纳文化竞争和流动空间物质化的基础。

[本文系上海艺术科学规划项目“流动空间中一块优雅的断片——上海老建筑空间”（YB2018G01）阶段性成果。]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81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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