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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研讨会专题 | 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产业政策: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导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就产业层面而言,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随之出现的产能过剩、产业结构失衡等严峻的挑战;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的出口增速放缓,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悄然发生正在迫切地敦促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如何理解和应对这些挑战是决策者、知识界和产业界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促进产业政策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增强学界、政界和业界在产业政策上的思想沟通,同时也为我国制定和实施合理的产业政策提供真知灼见,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于2016年8月21-22日在上海共同举办了“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研讨会。8月21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在研讨会上发表题为“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产业政策: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的主题演讲,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如何制订产业政策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走上快速发展道路。林毅夫教授的演讲深入浅出,鞭辟入里,引起现场听众的热烈反响。本文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博士后汤学敏根据林毅夫教授的演讲实录梳理而成,力图还原林毅夫教授的演讲风貌,以飨各位同仁。 

一、发展的成功与失败: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根据经济增长委员会的研究,二战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13个国家都具备五个特征,分别是:开放经济、宏观经济稳定、相对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经济增长委员会形象的将其比作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药材”,但却未能找到“药方”。林教授认为寻找“药方”应该回到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上,回到对国民财富的本质和原因的研究。经济增长表面的现象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断的提高,背后的原因是劳动力生产水平不断的提高,依靠的是现有产业技术不断的创新,这同时也是帮助发展中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一种方法,但这种方法的缺点是会受到市场的影响;第二种方法是进入新的附加价值更加高的产业,劳动力生产水平才能不断提高,生产规模越来越大,所需要的资本投入越来越多,基础设施必须要改进,要有分散风险的金融体系。交易的价格越高,技术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制度需要不断提高,表面上是收入提高,背后是经济结构,包括技术、产业结构的不断的变迁,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基础设施不断地变迁。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差异,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后技术和产业都走在了世界前列,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也要跟它的技术和产业水平相适应。因此,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升级必须依靠自己的发明,要有完善度制度,制度的创新也必须自己来做。发达国家不管是制度的创新还是技术的创新,都等于发明。我们发展中国家现在所用的技术,产业的价值都比较低;但是,发展中国家有后发优势,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或者是产业进行技术产业转型升级。有了这种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制度完善的成本风险有可能比发达国家低。从理论上讲,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力水平提高的速度比发达国家快,经济增长的收入会高于发达国家。例如,二战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13个经济体,发展速度是发达国家的2倍以上,具有新技术的国家很少,基本都是利用后发优势。尽管理论上存在可能性,那么为什么大部分发展中经济体,不能够去利用后发优势,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发展?我们应该怎样去利用这个潜力? 

二、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和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类别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是每个时点上的产业技术结构内生于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软硬基础设施与其产业和技术相适应。产业与技术水平提升的前提,是要素禀赋从劳动力变成资本,是要素禀赋的结构必须不断地升级,与之配套的软硬基础设施也必须要升级。一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或者低收入陷阱的原因是其经济结构没有得到更快速的提升。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解释,是由于它的要素禀赋决定了劳动力生产水平的产业和技术,以及决定了交易费用和软硬基础设施。如果按照要素禀赋的结构来选择产业和技术则符合比较优势,产业要素生产成本价格降低,竞争力提升,创造的剩余增加。很多的结构模型可以证明,随着资本的回报率提高,资本的积累速度加快,劳动力从丰富变为短缺,必须进行相应的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与此同时,政府要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为产业结构动态升级过程中先行者的外部性进行补偿。

 当政府要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时,产业政策成为一个必要的工具。很多人反对产业政策的原因是绝大多数的产业政策都是失败的,原因是绝大多数的产业政策都违背了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富裕,符合发达国家的优势的产业和企业在开放经济中没有生存能力,依靠的是国家的保护补贴,国家使用有限的资本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经济会停滞,而且容易产生各种危机。 

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方法,产业政策要想取得成功,在政府资源稀缺的前提下,应该发展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为这些生产成本较低的、软硬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的产业改善软硬基础设施,降低交易费用,提升其产业竞争力。

 林教授提出根据中等收入国家产业和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差距,可将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分为5大类,分别为:追赶型产业政策、国际领先型产业、退出型产业、新技术引发的弯道超车型产业和国防安全战略型产业。

 (1)追赶型产业的产业政策 

对于追赶型产业,制定产业政策时政府要发挥甄别作用,按照两轨六步法选择收入水平比本国高1倍左右的国家为宜。如果要素禀赋结构与其相似,比较优势与其相似,政府要帮助企业降低交易费用,补偿先行企业的外部性。企业若要引入对国内新的产业,产业政策能做的一方面是招商引资,另一方面是改善基础设施,改善营商环境。针对于每个国家拥有的特殊要素生产的特殊商品(如新技术的发明、信息和服务业等)的产业政策是对其因势利导,解决造成价格过高的原因。对于追赶型产业而言,企业自身能力不强,产业政策应当是政府优先给予对其外部性补偿的激励。   

(2)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际领先型产业的产业政策       

发达国家的产业在技术上基本都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发达国家若要在现有的产业保持领先地位,或推出新的产业则该国必须进行自主的研和发。研是指对基础知识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外部性,需要国家通过对大学或相关科研机构的支持来进行。由于政府的资金有限,政府在对基础知识的研究上必须有所选择。发是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通常在基础知识研发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由企业来进行,政府对这类新产品的市场推广可以通过采购等政策来支持。 

中等发达国家的某些产业,由于更发达的国家都已经退出,而已经或接近世界最高技术水平。发展中国家若要在这类产业上国际领先,则和发达国家一样,必须进行自主研发,政府也同样要支持相关的基础科研来帮助企业进行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也有可能在发达国家的基础科研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其国内市场的优势,开发适合国内市场的新产品、新技术,政府同样可以利用采购、税收、标准等政策来支持。

 (3)失掉比较优势产业的退出型产业政策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会一些产业,因为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工资上涨而失掉比较优势。除非是关系到国防安全和国计民生,对这类产业政府要创造条件,让有能力的企业转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即研发、品牌、销售渠道管理等,帮助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到其他收入和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帮助生产工人转移到其他行业就业。 

(4)新技术引发的弯道超车型产业的产业政策 

弯道超车型产业的特性是以人力资本的投入为主,产品生命周期短,其主要的投入要素是大国并不缺少的人力资本,这类新兴产业给像中国这样拥有巨大科研力量和国内市场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弯道超车的机会,更加适合使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产业政策,政府应该创造条件鼓励此类产业孵化基地、注重风险基金和知识产权的保护。 

(5)国防安全战略型产业的产业政策 

国防安全型战略产业的资本通常非常密集,研发周期长,产品为国防安全所必须,作为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不能依靠国外进口,必须自己生产。这类产业不是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在改革开放前靠各种价格的扭曲和政府的直接计划配置来补贴,在市场经济下则需经由财政通过预算拨款或政府直接采购给予补贴。 

国防安全产业的产业政策与前四类产业政策刚好相反,更多的是高水平的研发人才,产品研发周期长,资本的投资非常大。尽管不符合比较优势,仍然需要政府的保护,因为其既保证了国家的安全,又可以让这些国家利用国际上的技术差距、产业差距的后发优势,有些可以像发达国家一样在国际上领先。

发展中国家按照新结构经济学提供的产业政策制定的框架,利用后发优势取得比较快速的发展,使得已经领先的产业进一步在国际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将会比发达国家取得更加快速的发展,最终成为高收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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