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23年中国GDP增长5.2%。对此，彭博社评价到，“这个数据令人印象深刻。”对于近期鼓吹“中国经济登顶论”的外媒来说，5.2%确实让他们五味杂陈。在本文中，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从国进民退、人口红利、资产负债表衰退等角度，用历史、事实和数据等驳斥了这一波“唱衰论”；并认为在2035年之前，中国还有8%的增长潜力，每年可以实现5-6%的增长；同时，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每年都能达到30%左右，这意味着，中国还是世界上机会最多的国家。本文根据2023年12月28日林毅夫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专题》课程最后一堂课的录音整理而成，经作者修订，授权观察者网发布。【文/林毅夫，整理/观察者网

九月金风送爽，杏坛再绽芬芳，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迎来了第三届本科生。2022年9月30日下午，第三届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开班仪式在经济学院成功举办。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发表致辞，经济学院副院长锁凌燕、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王勇、实验班第一届本科生代表、第三届新生及两院教师代表出席。此次开班仪式由第一届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班主任李博主持。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在致辞中指出，很高兴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能够有新的力量加入，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代，相信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的同学们一定会在这个班上，强化自己的能力，实现自己的目标，抓住时代的机遇，推动时代的浪潮，做出应有的贡献。经济学院副院长锁凌燕用新结构经济学的英文简称（NSE）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最重要的三大特点：第一是创新（Novel），实验班依托小班教学的模式，采取创新的互动式的学习方法，让师生之间可以开展更多知识和方法的交流；第二是扎实（Solid），实验班有着扎实的培养方案，在进入实验班后，大家方能在这扎实基础之上收获许多的扩展视角；第三是热忱（Enthusiasm），实验班的师生一直以来对学科创新有更多的热忱，有更加持续的投入，因而一直有更多的产出。锁老师勉励同学们，在实验班良好的平台与模式的支撑下，扎根中国大地，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中国解、北大解、新结构解。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王勇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的培养目标。他指出，新结构经济学在过去几年一直在发展，各高校相继挂牌成立新结构研究院，成立了本科实验班，而我们实验班在其中起到模范引领的作用，重任在肩。王老师还提到，同学们在学业中碰到的问题和增进的见识，都是对新结构经济学学科发展的贡献。希望同学们与师兄师姐们，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一起学好、建设好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第三届学生代表王梓民分享了自己的感悟——《山崇海深，日新又新》。实验班的师长前辈就像高山一样景行仰止，学习的知识像海洋一样广袤无垠，而真实世界的复杂，却比山更高远，比海更深邃。我们要想达成“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目标，必须要“日新又新”，怀着“常无”心态大胆创新，勇于在新的领域不断探索。他表示，在温暖的实验班大家庭中，既有浓厚而发自内心的归属感，也有深入钻研的使命感，实验班学子将不会辜负时代，也不会辜负各位师长、前辈倾注的心力，而是勇敢迎接未来崭新的机遇与挑战，为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为新结构经济学注入新的活力。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第一届学生代表吴梦分享了自己的收获与感受，她向同学们分享了实验班大家庭中充满关爱与温暖的氛围，介绍了自己学习新结构经济学的收获，即实事求是、依照问题本身去探究本质原因的思维和看待、解决问题的全新视角。作为学姐，她还鼓励第三届的新同学们，树立远大理想，坚持拼搏奋斗，发扬求知精神，并祝愿新同学们在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快乐学习，健康成长，早日找到并实现自己的理想。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第一届学生代表赵祥瑞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体会。她说，远大的理想是前行道路的“指明灯”和开展学习研究的“源动力”，我们只有坚守初心，保持定力，才能行稳致远；坚定的自信是学术海洋的“压舱石”，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新结构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先进性，看到我们学科发展的光明前景，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学有所获、学有所成；学习的能力是破题创新的“金刚钻”，我们要从现象出发，不受既有理论束缚，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真正做到“因行得知、用知践行”，做到“知成一体”；强烈的担当是实现价值的“推进剂”，我们都应心怀“国之大者”，不断“强本固源”，履行实验班成员应尽的社会责任和时代使命。她勉励所有实验班学子，成就精彩人生，不负师长教导、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仪式最后，李博老师指出，对新同学来讲，在实验班的学习生活将会是一段神奇而梦幻的经历，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努力，好好学习，好好做学问，争取成为自身领域中的佼佼者，不辜负林老师和各位老师对同学们的关爱和关心。“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共同创建，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任首席教授。借助合作双方的优质教学与科研优势，搭建顶尖的人才培养平台，营造一流的学习科研环境。面向北京大学一年级本科生进行二次选拔，培养能够掌握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能够抓住时代机遇，引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自主创新，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拔尖型创新人才。目前实验班共有三个年级的学生在读，首届学生将于2023年7月毕业。推荐阅读林毅夫教授寄语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的办班宗旨和时代机遇张皓辰：我为什么选择到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读博NSE新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隆重开班开班仪式｜林毅夫：今天我们一起开创历史开班仪式｜张皓辰在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开班仪式上的发言开班仪式｜新生代表郭若菲：从“新”出发NSE新闻｜第二届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开班仪式成功举办开班仪式｜新生代表张宇翔：因心而来，从新出发开班仪式｜学生代表黄卓楷：以新的姿态追索真理开班仪式｜学生代表赵祥瑞：生逢盛世、以学立业，“知成一体”、逐梦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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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新结构经济学“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报名通知为加深全国高年级本科生对新结构经济学的了解，增进有共同理想的全国优秀大学生的交流，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暂定于6月下旬举办2022年“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活动具体安排另行通知）。夏令营主要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林毅夫教授、王勇副教授等给营员讲授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全体师资也将与有意愿来学习新结构经济学的优秀大学生互动，全方位多角度呈现新结构经济学“知成一体”的框架体系。新结构经济学是林毅夫教授创立和倡议的第三代发展经济学，提倡以新古典的方法研究一个国家决定其发展水平的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等结构及其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以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有关经济运行的财政、货币、金融、人力资本、产业组织、技术创新、国际贸易等各个方面的特性。新结构经济学是来自于我国的经济学理论自主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提出以来已经引起国内外学界的重视，并在非洲和波兰等发展中与转型中国家产生了重要的政策和实践影响。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由林毅夫教授创办并担任院长，系国家首批高端智库试点单位之一，其目标是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自主理论创新和高端智库型研究机构。一、申请资格（以下须同时满足）：1.

2月6日，阿根廷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双方承诺将在多个领域开展合作，探讨挖掘双方合作的新机遇，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截止目前，“一带一路”倡议推出8年间，中国已经与148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不仅如此，就在2021年11月底，不久前，中非合作也传出重要进展。中非双方共同制订《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作为愿景首个三年规划，中国将同非洲国家密切合作，共同实施“九项工程”。其中包括疫苗捐助，实现2022年60%非洲人口接种新冠疫苗，援助实施10个减贫和农业项目，援助实施10个绿色环保和应对气候变化项目，捐助新建或升级10所学校等等等。面对反全球化逆流和全球疫情等挑战，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海外发展逆流而上，实实在在推动着中国和共建国家的共同发展。但与此同时，海外尤其是西方主流媒体不断对中国的海外发展进行抹黑，例如所谓“一带一路债务陷阱外交”、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债务陷阱论”、“乌干达恩德培机场中国接管论”等等此起彼伏。中国作为海外发展援助的后来者，已经形成了不同于二战以来西方的传统发展援助理念。如何进一步实现与合作国家的共建共享，绿色可持续发展；又如何在海外发展中突破西方的话语霸权？观察者网采访了长期在中国国际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领域耕耘的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采访/

2022年3月18日，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部主办的第39届新结构经济学国际发展论坛在线上圆满举行。博士后研究员Kok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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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30日下午，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部主办的第38届新结构经济学国际发展论坛在线上圆满举行。研究员谌文博士报告了题为《从“三方困境”到“三方共赢”：在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全球买家和低收入南方国家之间创造协同效应》的文章。我院常务副院长徐佳君博士、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博士后Valeria

第八届三年一度的中非合作论坛近日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行。在过去的论坛上，中国宣布了大规模的发展融资计划。但今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开幕式上承诺中国将向非洲再提供10亿剂新冠疫苗，并向非洲提供更多民营投资。这只是疫情之后发展前景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迹象。新冠疫情危机迫使世界各地的决策者和发展领域的专家重新组织和反思他们的做法。不断出现的新变异毒株以及气候变化日益明显的后果都在提醒我们人类对大自然是多么的无能为力。而且旅行限制和贸易中断也凸显了全球相互依赖的风险。因此，这让我们从疫情中学到了第一个重要教训：想要取得发展，首先得从“自己现在所有”开始。各国不应依赖跨境资金流动，而是必须认识并积累自己的财富——也就是本国境内的各类资产和禀赋。在过去，财富并没有得到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足够的重视。首先，正如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抱怨的那样，债务可持续性的评估（如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合作开发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债务，没有充分考虑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情况。像GDP这样的流量数字吸引了比资产存量和净资产（资产减去负债）多得多的关注。这反映了短期思维所占的重要地位。GDP反映了某个国家一年货币收入或产出的多少，财富则包含了国家底层的资产的价值，这包括构成一个国家比较优势基础的劳动力、自然资源和过去产出积累而来的资本。因此，财富核算为一个国家长期保持和增加收入水平的前景提供了重要的洞见。然而，目前我们缺乏关于公共部门资产和净资产价值的数据资料。世界银行《2021年国家财富变化》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使其成为当今决策者的宝贵资源。目前全球供应链中断显然给世界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但疫情带给我们的第二个教训是，许多低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继续受到缺乏必要资源的打击（如缺乏医护人员和医院病床、呼吸机等资源）。一些低收入国家无法提供干净的水、电力和卫生设施，而这一直是制约他们经济的“卡脖子”问题。经过70年的发展援助与合作，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国家仍然身陷低收入或中低收入陷阱，没有足够的能力满足其公民的基本需求？我想这既要归咎于市场的失败，也要归咎于政府的失败——尤其是这些失败根源于长期的新自由主义正统思想。一个核心问题在于国际援助尚未充分解决基础设施瓶颈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非洲国家经常欢迎中国的投资。正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2020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0周年纪念招待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本世纪的头20年，中国在非洲资助、建设和完成了数千个硬、软基础设施项目。这包括超过6000公里(3728英里)的铁路和里程大致相同的公路。中国还建设了近20个港口、80多个大型发电厂、130多个医疗设施、45个体育场馆和170所学校。这对支持非洲的结构转型大有帮助。据我们的研究表明，2000年至2014年期间，中国非洲国家资助并已经完成的项目中有75-78%的项目解决了五大瓶颈问题之一。换句话说，中国援建非洲十分之七的完工项目满足了非洲人民的基本需求，缓解了发展瓶颈。此外，多达18个非洲国家的制造业自2011年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但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有22%已完成的硬基础设施项目和26%的软基础设施项目存在项目瞄准定位不准的问题，这意味着它们并不是真正的“需求驱动型”项目，并非“因需而建”。这可能会让这些项目成为“中看不中用”的“大白象”工程。此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的研究揭示了（国际社会）对这些项目的社会和环境影响的担忧。对此我们需要进行国别研究。好消息是，中国承诺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并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根据威廉玛丽学院提供的中国最新的援助数据（ChinaAiddata.org），60%以上的中国投资项目属于绿色领域。另一方面，自2017年以来，中国两家大型政策性银行已大幅减少了海外贷款，但我们仍有足够的空间来改善项目的瞄准定位问题。中非合作论坛是开始解决这些问题的好地方，更广泛地说，是改进中非合作、反映疫情给我们带来的教训的好地方。这首先意味着我们要致力于确保援助或发展合作要以需求为导向，以满足每个国家的最紧迫的需求。南南合作将贸易、援助和投资相结合，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方法。这一方法有助于确保平等伙伴之间的激励相容，互利共赢，这或许是我们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一条路。所有中国资助的项目都必须达到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的首要要求。支持医疗保健、教育和治理的软基础设施项目则应该是重中之重。更广泛地说，中国必须提高其对外援助和合作项目的标准化和透明度。最终，这需要制定一部全面的对外援助法，重点是确保透明度和问责制。同样重要的是要让更多的参与者参与进来（包括私营部门和多边开发银行），以实现混合融资。考虑到所需投资的长期性，所有参与者都需要接受“耐心资本”的概念。后疫情时代的议程很明确：各国必须把发展建立在自己所拥有的禀赋上并解决基础设施瓶颈的问题。有了正确的政策和融资方法，各国就可以调动所需资源，开辟一条通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JUS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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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提出，但合作成果惠及全世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18日以视频方式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带一路”合作理念与成功经验为推动全球发展合作提供有益启发，有助于弥补全球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近年来，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欠账凸显。林毅夫指出，“一带一路”合作考虑到共建国家的迫切发展需求，让发展中国家积极共享有益发展经验；合作项目的选择和执行注重与共建国家实际国情和发展水平相适应。“改善基础设施是中国脱贫致富的重要经验，这也成为中国同其他国家开展‘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抓手。”林毅夫说，从推进工业化和技术创新，到保障就业、改善民生，“一带一路”合作抓住了发展中国家破解可持续发展瓶颈的优先事项，符合共建国家的共同发展利益，为全世界人民带去实实在在的福祉，有力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截至目前，中国已与145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倡议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够在国际上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充分说明其合作理念是人心所向。”林毅夫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共建“一带一路”不但没有按下“暂停键”，反而逆风前行，成为助力各方抗击疫情、稳定经济、保障民生的重要合作路径：中老铁路全线通车，匈塞铁路、雅万高铁建设顺利推进；今年前11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3817列，同比增长23%……“‘一带一路’合作是基于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原则，致力于推动各方形成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林毅夫说，这就是在疫情背景下，“一带一路”合作展现出强劲韧性和旺盛活力的“密码”所在。眼下，中国正致力于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林毅夫认为，这将进一步激发中国市场潜力、推动中国扩大对外开放，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尤其是绿色丝路和数字丝路建设拓展更大空间，为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目标提供更优路径。一段时间以来，国际上不时出现一些抹黑“一带一路”合作的杂音。“这些说法没有事实依据。”林毅夫说，以在斯里兰卡和一些非洲国家开展的“一带一路”项目为例，大量研究数据表明中方在相关国家债务总额中所占份额较低。“这些合作项目不但没有制造所谓‘债务陷阱’，反而还帮助这些国家摆脱了发展迟滞落后的陷阱。”“事实胜于雄辩，公道自在人心。”林毅夫表示，相信秉持开放包容精神的“一带一路”合作，将继续助力世界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华社记者

2021年12月5日上午，第二十一届中国经济学年会新结构经济学专场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王勇致开场辞，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和上海大学等院校的12位学者分别报告了学术论文，并就新结构经济学的前沿研究议题展开了热烈交流讨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博士后文永恒、蔡嘉瑶、黄宇轩参会，会议由研究院博士后姚瑶主持。Session

2021年12月4日，我院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受邀在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举行的高级政府官员培训班授课。该培训班于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世界经济与外交大学举办，为期两日，以线下线上结合的方式邀请来自全球学术界和政界的代表，为乌方部级以上官员介绍全球发展前沿理念，帮助乌兹政府提升执政水平，更好地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为人民创造福祉。于佳博士演讲题目为“新结构经济学助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她首先用翔实的数据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后在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中取得的成就，引出基于中国发展经验的新结构经济学，并提出新结构经济学对中国成功经验的核心总结：“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应用这一核心经验呢？于佳博士提出，工业园区是发展中国家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最好抓手。她从国际工业转移的“雁行模式”讲起，用数据表明中国在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方面逐步失去比较优势，而与此同时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发挥其比较优势吸引此类产业落地，创造就业和出口。一个成功案例是孟加拉在T恤产业上的崛起，依靠其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出口欧美的优惠关税条件以及当地政府对服装成衣业的大力支持，其出口量于2013年超越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T恤出口国。（全球工业转移的雁形模式）于佳博士认为，乌兹别克斯坦在发展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和招商引资方面，目前还处在“三难困境（trilemma）”中，即国际买家对乌兹产品的质量和时效信心不足、乌兹本地缺乏相应软硬基础设施（尤其作为双内陆国家物流成本高是很大的短板）、全球最大制造业厂商集群（也是招商引资核心目标）中国大陆企业对乌兹的优势和投资环境缺乏足够认知。如何将“三难困境”转化为“三方共赢（triple-win）”？发展工业园区是核心，有助于政府集中有限资源创造快速成功。通过工业园区，乌兹政府、中国制造业厂商和国际买家可以组成三方合作模式，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共赢。（乌兹面临的三难困境及以工业园区为核心的三方共赢模式）从产业层面上来说，于佳博士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在实践层面上的政策工具“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GIFF”模型。该模型为发展中国家如何甄别比较优势和相应重点发展产业提供了“六步走”方案。自2016年起，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部团队一直致力于将新结构经济学和GIFF模型应用到发展中国家，帮助当地政府甄别优势，并通过工业园区发挥政府的因势利导作用，其中就包括乌兹别克斯坦。2018年，团队在乌兹别克斯坦两个代表州，纳曼甘和布哈拉开展了针对皮革行业和鞋业集群发展的研究，为政府甄别两地比较优势和瓶颈，并就如何针对性地发展工业园区提出了政策建议。在此次授课上，于佳博士也介绍了项目组在乌兹的研究成果，为参会者更好地理解新结构经济学的实际应用提供了第一手案例。（新结构经济学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应用案例）于佳博士的发言得到了参会嘉宾的热烈欢迎和踊跃提问，代表性问题包括乌兹政府在工业园区方面除了提供优惠政策还有哪些可以做得更好、如何避免外企与当地企业的恶性竞争、乌兹在棉纺织业上的潜在发展途径等。于佳博士一一回应。首先她强调乌兹别克斯坦在鞋业方面具备显著的比较优势，除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的相对低廉的人工、土地、能源等要素之外，乌兹（主要在纳曼甘地区）还具有世界顶级的原皮资源。此外，乌兹的劳动力不仅工资较低，且吃苦耐劳，基础教育覆盖率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这样的劳动力素质在发展中国家是罕见的。因此，项目团队选择皮革和鞋业作为在乌兹的重点研究和工作对象是基于严谨研究的。在工业园区的发展方面，于佳博士提出在招商引资和产业政策制定时，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发展。虽然乌兹拥有超过3500万人口，但其国内市场与全球市场相比是极小的，难以孵化大规模的产业集群。只有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打开全球市场，才有足够的空间吸引大量的制造业企业落地，形成规模和集群效应。在纺织业方面，于佳博士表示乌兹的确盛产棉花，但应该看到棉纺织业不仅仅需要棉花。由于新结构项目团队在乌兹的研究重点为皮革和鞋业，出于学术的严谨性，于佳博士讲解了团队在同样盛产棉花的西非贝宁的研究过程和发现。她提到，贝宁是西非四大产棉国之一，2017年课题组首次前往考察时，也认为贝宁在棉纺织业有一定潜力，因此同时邀请了中国最大的纺织企业前往考察，以便将理论研究和市场反馈结合起来。但企业考察结束后，提出纺织业不仅需要棉花，更是典型的“能源密集型”的产业，而贝宁当时的能源供应总量和稳定性都达不到快速启动纺织业发展的要求。同时贝宁棉花供应由行业协会控制，企业并不能以更优惠的价格购买到棉花，从而产棉国的优势并没有最大化的发挥出来。贝宁的案例为乌兹发展棉纺织业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即除了棉花之外，还需要关注纺织业产业层面的其他要素禀赋以及瓶颈挑战，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发展规划。（参会学员和嘉宾合影）本次培训班其余授课嘉宾包括：UNDP乌兹代表处主任Mrs.

Syndicate）封面图片来源：新华社推荐阅读世界报业辛迪加｜林毅夫、王燕：发展援助的转折点Project

新结构经济学是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及其合作者提出并倡导的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的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应从其自身禀赋结构出发，发展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推动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编者按12月1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在China

编者按11月18日，欧美同学会举行留学人员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座谈会，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应邀出席发言。发言文章《中国发展奇迹彰显中国智慧》于11月24日在《神州学人》杂志及其网站（全国79家中央新闻网站之一）发布。中国发展奇迹彰显中国智慧于佳2021年11月8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深刻揭示了“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更加坚定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我仔细研读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结合我的工作背景，从经济学的角度谈谈我的学习感悟。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人类发展的奇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中阐释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时提到，党的百年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从1978年到2020年，中国GDP总量（按可比价格计算）以每年9.2%的速度增长，在2010年我国经济规模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中国GDP规模为14.6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19.3万亿美元）。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减贫进程加快推进，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2011年，中国将扶贫标准提高到2300元，在新的扶贫标准下，中国贫困人口为1.22亿。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经过8年持续奋斗，到2020年底，中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定义，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2695美元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以联合国制定的人类发展指数（HDI，0到1之间，1为最优）为标准，考虑预期寿命、受教育年限、人均国民总收入这几个因素，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HDI不足0.30，而2019年已经达到0.76，跻身于“高人类发展水平”的国家行列。我们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能以这么高的速度、长时间地保持社会经济的增长，在这么短的时间让所有贫困人口脱贫，这堪称人类历史发展的奇迹。我们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是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方面解放思想，另一方面实事求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现实条件来推动改革，而不是简单照搬一些西方理论进行改革。对那些传统上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放开准入，积极因势利导，设立工业园、出口加工区、经济特区，利于招商引资。沿着这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道路全面推进改革，这是中国在过去40年能够维持稳定和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中国道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贡献中国智慧《决议》中提出，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其中包括坚持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不是其他国家或主体给中国的，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在艰难探索中自主走出来的。这条道路绝对不是我们模仿他人、跟在别人后面习得的，而是我们立足自身的国家特征和时代特质自我探索出来的。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同志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也是全人类的理论瑰宝。世界上有些发展中国家习惯于奉行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然而在这种“西天取经”心态的指导下，经过将近3代人的努力，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深陷贫困和中等收入陷阱。发展中国家亟需根据经济发展的本质，总结属于自己的、能够反映发展中国家阶段特性、能够指导发展中国家“认识世界、改造好世界”的理论。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相似的历史、命运、追求和条件，总结我们的经验能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例如，我国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将更有助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推动这样的理论创新能够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在多年研究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和改革成败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新结构经济学，这是新一代的发展经济学。自2009年正式提出以来，新结构经济学已经初步显现其生命力和影响力。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只手有机结合、共同发力，这一主张在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塞内加尔、贝宁、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以及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实践中已经产生了实际效果。此外，已经越过高收入国家门槛的波兰也以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其国家发展计划的理论基础，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和《决议》发表后，我特别关注了国际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反响。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为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了重要启发和借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契合当下不断变化的形势，“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倡议和理念不仅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且能不断加深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中国发展的经验和理论可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参照系。我们相信，以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作为参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必将实现。注释：按现代经济学的命名方式，新结构经济学是以一个经济体的结构和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为研究对象，应该取名为“结构经济学”，但为了区别于西方第一代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故取名为“新结构经济学”。作者简介于佳，现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主要负责新结构经济学在实践领域的落地和推广，负责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国际合作和国际智库项目。法国国家科学院国际发展研究中心(CERDI-CNRS)发展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国语言文学和经济学双学士。欧美同学会欧美同学会是由中央书记处领导的，以归国留学人员为主体的统战性群众团体。欧美同学会广泛联系、组织、动员和服务海内外留学人员，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神州学人》《神州学人》杂志创刊于1987年5月

战胜命运与定西马铃薯产业发展经验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作为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我一直高度关注甘肃省定西市马铃薯产业的发展经验。定西历史上是我国最为贫穷的“三西”地区之一，全市1.9万平方公里，位于海拔1640-3900米的黄土丘陵沟壑区，全年降水量只有300多毫米，主要集中在秋季，蒸发量高达1400多毫米，春季和夏季少雨，总体而言，定西处于干旱、高冷地区。定西市在甘肃中部，历史上称“陇中”，素有“陇中苦瘠甲于天下”之名。1982年，有一位世界银行专家到定西考察，认为定西不具备人类生存的条件。但是在1996年时，定西市政府根据马铃薯不怕旱、经济效益高、适合像定西这样的黄土高原地区种植的特性，提出了洋芋工程。其后的几任领导一张蓝图绘到底，在科技、育种、种植、运销、库存、加工等环节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创造了“公司＋协会＋基地＋农户”和“公司＋协会＋铁路”等经验，举办了经贸大会、招商引资，引进资金和技术，使定西成为全国闻名的马铃薯之都，定西的马铃薯远销全国各省市以及欧美国家。2020年定西农民从马铃薯产业获得的人均收入达2300元人民币，定西1区6县与全国各地同时打赢脱贫攻坚战。像定西这样的地区能取得这样的发展成绩，令人肃然起敬！解决贫困问题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世界银行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消除贫困，在世界银行办公大楼进门大厅里就有一条标语，写着醒目的大字：“我们的梦想是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2015年9月25日，联合国成立70周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在纽约总部召开，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在峰会上正式通过了到2030年要完成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第一个就是消除贫困。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消除的8亿贫困人口排除在外，世界贫困人口至今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在增加。消除贫困是大家共同的愿望，世界各国都在努力，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也一直在提供帮助，但是距离消除贫困的目标还非常的远，贫困还是各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我想原因在于思路，思路对了，出路就有了。在《战胜命运：跨越贫困陷阱，创造经济奇迹》（2017年出版）一书的第一章中我介绍了定西马铃薯产业的发展经验，来证明只要思路是对的，贫穷就不是命运，每个地方若能找准这个地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每个地方都能发展起来。从我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经济发展代表人民的收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要提高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前提是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如何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需要在现有的产业上不断进行技术创新，让每个生产者能够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同时需要有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让劳动力、资本和各种资源能够从附加值低的产业重新配置到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才会不断提高。同时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过程中，还需要不断地解决硬的基础设施的瓶颈问题，以及软的制度安排的制约，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才能够不断地进行。从技术创新、行业升级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具有后来者优势，可以从发达国家引进、消化、吸收比较好的技术和附加值比较高的产业作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因此，就理论而言，发展中国家可以比发达国家以更低的成本来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应比发达国家发展得更快。但是，我们普遍地看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比发达国家慢，因此，其收入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时候，必须符合每个国家或地区当地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如果符合比较优势，要素生产成本能够低，但同时也必须解决每个产业所需要的合适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来降低交易费用，这样才能够把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如果一个地区的发展违背了当地的比较优势，生产成本就会太高，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会有竞争力，在这种状况之下，所作的努力就会白费。就像定西，在提出洋芋工程之前，当地做了许多努力去生产玉米和小麦，由于在定西这个地方经常干旱，种小麦和玉米时经常因为连续一两个月不下雨，太干旱而颗粒无收，贫困问题当然得不到解决。定西的农民过去也生产马铃薯，但仅仅作为保命粮。对于具有比较优势的马铃薯要发展成为一个在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业，需要由科技研发适宜当地种植和市场需求的良种。生产多了，如果进入不了大市场，价格会降低，农民同样不能获利，要进入大市场，就要解决交通基础设施的问题，对于定西这个地方，需要利用铁路运输；同时，也要有销售的渠道、销售的平台、销售的组织等。马铃薯的生产具有季节性，马铃薯的消费是全年的，如果在生产季节能够给予储存，在非生产季节就能够大幅提高产品的价格，要增收需要有储存设施的投资。另外，全国能生产马铃薯的地区不仅是定西，在全国的竞争中要胜出，就必须建立定西马铃薯品牌。马铃薯产品的产业链非常长，深加工能提高附加值，需要政府招商引资，吸引拥有技术、资金、销售渠道和品牌的大企业来投资。以上方方面面都需要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一个地区的经济要想发展成功，就必须根据当地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同时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只手的共同作用，才能够把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定西的发展经验印证了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定西的经验不仅改变了定西人民的命运，定西的经验也值得向世界分享。如果全世界其他贫困的地区也能像定西这样找准自己的比较优势，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把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就不是梦想，而是可以实现的理想。2020年，定西的人均GDP为17500元人民币，只有全国人均GDP72000元人民币的25％，在全国仍属于收入水平比较低的地区，尤其像通渭、渭源、岷县还是全国160个乡村振兴的重点帮扶县，定西仍然需要继续加速发展经济。相信2021年《中国·马铃薯大会暨高峰论坛》能够助力定西马铃薯产业进一步发展，期盼定西在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创造出新的经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作出贡献。来源：

1978年以后，我们改变了发展思路，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可是为什么这40多年当中老是听到“中国崩溃论”的声音？老是在讲中国经济即将崩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转型的思路跟当时国际上主流的转型思路不一样。我们1978年开始改革。到了80年代，基本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也都在进行改革。对于当时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国际上的主流认识（我们现在称为“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发展不好，是因为政府对市场进行了太多的干预、扭曲，导致了资源的错误配置。政府的干预、扭曲形成了租金，用经济学的话来讲就是会有寻租的行为，会有各种腐败现象，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既然要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就要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转变为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也就是说，这些发展中国家如果要把经济搞好，政府就应该退出市场，就应该建立一套像发达国家一样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怎么样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呢？当时提出的就是要私有化、市场化、政府财政预算平衡、自由化。当时为什么是这样的看法呢？因为你要建立市场经济体系，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这就是市场化的含义。各种产品的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这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当时的看法是：如果企业是国有的，国有企业亏了本，国家会给补贴，在这种状况下，企业对价格信号不起反应：一方面，如果用的生产要素价格高，国有企业不会在乎，因为即便生产要素价格高、企业亏损，政府也会给补贴；另一方面，即使产品价格高，企业也不见得会多生产，因为他们认为赚的钱再多，也要交给国家，厂长和经理没有得到更多的收益。只有私有企业，老板为了多赚钱，才会根据价格信号作出准确的决定。所以当时的第二种思路就是必须要私有化。同时，宏观的价格必须稳定，如果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价格就会失掉配置资源的功效。稳定物价，前提就是政府的财政预算必须要保持平衡。因为如果政府的预算有很大的赤字，必然用货币化的方式增发货币，弥补政府的财政赤字。如果增发货币，就会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高了以后，价格就失掉了引导资源配置的功能。当时的这些改革思路好像是一环扣一环：要建立市场经济的制度机制，就要由价格决定资源配置。但是必须要有私有产权的制度安排，这样企业才会按照价格信号来决策，资源才会由市场来配置。同时，必须要由政府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价格信号才会起作用。这些后来被大家称为“华盛顿共识”。中国在1978年以后开始改革，并没有用当时被认为最好的办法，中国是按照一个渐进的、双轨的方式来转型。所谓渐进的、双轨的方式，就是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有很多资本很密集的大型的国有企业，当时如果不给这些国有企业保护补贴，它们是活不了的，因为资本非常密集，违反我们的比较优势。所以当时的转型方式基本上就是老人老办法—继续给这些企业必要的保护补贴，新人新办法—对那些劳动力密集的加工业，这些传统上受到抑制的、符合我们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开放准入，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都可以进入。而且不仅是开放准入，同时还积极地因势利导它们发展，包括设立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经济特区，招商引资，给予各种的优惠政策，把那些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发展起来。当时国际上还有一个共识，就是像中国那样渐进的、双轨的方式的改革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如果按照这种方式转型，中国经济会比在计划经济的时候还要糟。他们的看法是这样的：在计划经济的时候，政府无非就是把资源提供给自己的国有企业。但如果像中国那样推行渐进的、双轨的方式转型，一方面，政府的保护和对市场的干预会造成市场扭曲，另一方面，放开了一些市场的准入，就会出现很多腐败现象。因为在政府控制的价格跟市场价格之间有一个价差，就会有人去寻租。在座的同学们可能没有听过“倒爷”这个词。在座的老师都知道，20世纪80年代有很多所谓的“倒爷”，政府规定的价格低、市场价格高，“倒爷”就到政府那边去批条子，把政府廉价的产品倒到市场上去卖，转手之间就能赚钱。这样就有了腐败，就会有很多的贿赂现象出现。所以他们认为这时候的中国经济比计划经济更糟。这个现象在中国确实是出现了。可是我们现在看到，当时认为最好的转型方式是“华盛顿共识”所讲的“休克疗法”，但是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结果怎么样呢？结果经济都崩溃了、停滞了，危机不断。而且出现在我国的腐败和收入分配问题他们也遇到了，并且比我国还严重。为什么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听起来好像非常清晰，好像在逻辑上一环扣一环，但是推行以后的结果却跟原来预期的效果正好相反呢？为什么按照“休克疗法”这种被认为最好的方式转型，结果经济却崩溃了、停滞了，危机不断，而且腐败问题还更严重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这样的理论忽略了原来对经济干预、扭曲的目的是什么。干预、扭曲的目的是为了对资本非常密集、规模非常大的国有企业进行保护补贴。那些国有企业违反了比较优势，私有化以后，不给保护补贴，还是活不了。活不了会有什么结果？一方面是规模很大，雇了很多人，让它破产，就会有大量的失业，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政治不稳定。另一方面，这其中的一些企业的产品跟国防安全有关，如果没有这个产业，没有这些产品，就没有国防安全。现在，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了，随着资本的积累，许多老产业已经从违反比较优势变成了符合比较优势。既然符合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只要管理好，就应该能赚钱，就应该能够面对市场竞争。在这种状况下，保护补贴就失掉意义了。从企业的角度来讲，肯定是保护补贴越多越好；从国家的角度来讲，给保护补贴就会有寻租、腐败的问题，会有社会代价、政治代价。因此，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主要内涵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怎么样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呢？就是要把政府的保护补贴取消掉，现在取消是水到渠成。很多过去没有保护补贴就活不了的产业，现在很有竞争力了。比如装备制造业，像三一重工，在国际上很有竞争力。又比如徐州工程机械，是国有的，同样可以在国际上竞争。还有汽车产业，我们现在汽车产业年产3000万辆，全世界最多，产品可以跟进口汽车竞争，有一些汽车也可以到国际上竞争，有比较优势了。所以就可以把在20世纪80

中国政府对发展经济很明确有“两个毫不动摇”：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也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很多人认为国有经济是不该发展的，其实不见得，因为国有经济基本上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资本极端密集，跟国防安全有关，没有保护补贴就活不了。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像美国、欧洲，国防产业也同样是保护补贴的。这些产业不管是国有还是私有，都要保护。比如说美国的国防产业，战斗机、航空母舰都是民营企业生产的，但是同样都是“钓鱼工程”。比如说要研发新一代的战斗机，开始跟国会报预算说

“本文根据2021年10月24日举行的新结构制度经济学内部交流会上的总结发言整理。如何做好新结构制度经济学研究和教材的编写林毅夫如果要研究新结构制度经济学和编写新结构制度经济学的教材，首先需要知道什么是新结构经济学，也要知道什么是新结构制度经济学。2015年，在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首届冬令营的总结发言上，我指出不是研究结构就是新结构经济学[1]，对于新制度经济学而言，同样并非所有研究制度的都是新制度经济学，同理不是研究制度并有结构就是新结构制度经济学。各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各种不同的学派都在研究制度，新结构制度经济学的教科书也不是各种研究范式、各种学派有关制度研究的拼盘。新结构制度经济学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子领域，进行新结构制度经济学的研究，编新结构制度经济学的教科书，就应该有一个和新结构经济学一脉相承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我从这个角度来谈一下我对新结构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和教材编写的一些思考和建议。要弄清楚什么是新结构制度经济学，还需要从定义开始。首先，新结构经济学是什么？是以马克思的唯物辩证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和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的一门学科。如何定义新结构制度经济学呢？新结构制度经济学既然是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子领域，那么，新结构制度经济学就应该是以新结构经济学的特有视角为指导，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所形成的一门学问。从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来说，新结构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是相同的。在上世纪60年代，诺斯开始倡导新制度经济学的时候，就是主张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并以此来区别于制度学派（institutional

中国经济学年会旨在加强中国高等院校经济类院、系以及海内外其它经济科研、教学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广大从事经济学教学科研的中国师生搭建一个开放的、互动的平台，以促进中国经济学教学与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推动中国经济学界自由开放、严谨务实的学术环境发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第二十一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将于2021年12月4日至5日在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召开。为了促进海内外学者在新结构经济学领域的学术交流，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将设立新结构经济学专场，现面向海内外广大经济学者公开征文，欢迎踊跃投稿。一、征文主题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二、征文要求1结合年会主题及作者相关研究领域，题目自定，字数控制在2万字以内，中英文论文均可；2未公开发表，保证原创性，遵循学术规范；3征文截止日期：2021年11月7日；4征文投稿邮箱：nse@nsd.pku.edu.cn,

关于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思考与建议林毅夫摘要：经济学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显学，改革开放以后加大了从西方引进现代经济学的力度。经济学理论来自对过去经验的总结或问题的解决，必然内嵌于理论产生之国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结构之中，并以此为理论的暗含前提。经济学理论要在我国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功能的统一，必须来自总结我国社会经济现象和解决问题的自主创新。本文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两种范式，并针对当前经济学学科设置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关键词：自主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他还指出，“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他号召“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经济学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属于显学，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各大学大力从西方引进现代经济学，投入的力量最大、师资力量最强、每年招收培养的学生最多，相形之下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本文论述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性，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两种范式，并针对当前经济学学科设置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一、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经济学理论的必要性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来自经济学家对其所在国家经验现象的观察与总结，或为了解决其所在国家面临的突出问题而提出。在总结经验或为解决突出问题而提出理论时，必须从其所在国家成千上万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变量中“抽象”出几个变量以构建因果逻辑，“舍象”其余变量，被“舍象”的变量并非不存在，而是“存而不论”，成为理论成立的暗含前提，用控制论的术语来说，这些被“舍象”的变量就成为这个理论的“状态变量”。换句话说，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有时代和社会属性，都是被“内嵌”于这个理论所来自的国家和被提出时国家的发展阶段，及其相应的产业、社会、制度、文化结构之中。现代经济学自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社会科学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约翰·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创立宏观经济学，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一直在英国，那段时期的经济学大师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他们提出的理论主要是总结英国的现象或是针对英国的问题，所以凯恩斯以前的理论，都是“内嵌”于英国的发展阶段及其相应的产业、社会、制度、文化结构之中，都是具有英国特色、英国风格、英国气派的理论。这些理论被提出来并在世界上流行，是因为工业革命以后英国是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国家，发生在英国的现象或问题在世界上会有最大的影响、受到最大的关注，所以说，是英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美国，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转移到美国，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他们提出的理论基本上也都是总结美国的现象或是针对美国的问题，所以，这些理论同样是“内嵌”于美国的发展阶段及其社会、经济、文化结构当中，也是具有美国特色、美国风格、美国气派的理论。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理论成立的前提，那些被一个理论“舍象”的变量中如果关键的变量发生变化，理论成立的暗含前提也就发生了变化，原来的理论很可能就不再具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需要由新的理论取而代之。这里举两个例子以说明之。第一个例子是宏观经济学。20世纪30年代发生全球经济大萧条。约翰·凯恩斯为了解决这个突出问题，提出了凯恩斯主义，于是宏观经济学从现代经济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子学科。凯恩斯主义主张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需求、创造就业、推动经济增长。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实行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的结果是“滞胀”，也就是出现了通货膨胀，但是，就业和经济增长率并不增加。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滞胀”的现象，其政策措施也失去了“改造世界”的功能。于是，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就被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提出来的理性预期理论所取代，这一理论一反凯恩斯主义的主张，认为政府的任何干预、刺激都是无效的。盛行一时的凯恩斯主义之所以被取代，究其原因在于凯恩斯主义出现的背景是经济大萧条，当时世界各国存在大量的过剩产能和不充分就业，政府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刺激需求，促进生产、就业和经济增长。到了20世纪60年代，经济中的供给和需求基本恢复均衡，不存在过剩产能和不充分就业，暗含前提变化了，政府再采用扩张性的刺激政策就只能带来通货膨胀而不能增加就业和推动经济增长。第二个例子是最近国内热门的话题——产业政策。美国开国元勋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5—1804年）在担任美国财政部长时，极力反对当时盛行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自由放任贸易政策，主张并使用了产业政策来保护和发展美国的制造业，那时美国还处于以农业为主的阶段，为了追赶工业化的英国，汉密尔顿给予国内制造业关税保护和税收优惠。后来在产业政策理论的确立上有重要地位的德国历史学派奠基者之一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年）在19世纪20年代到美国访问、工作时，看到美国在汉密尔顿提出的保护主义下工业化迅速发展。回到德国以后，也积极倡导德国采用保护主义来发展工业，认为由此德国才能够从农业国变成制造业强国，追赶上先进的英国。但是，为何现在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回归到亚当·斯密倡导的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德国等西欧国家也跟着附和？原因是条件变了，到了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和18世纪末的英国一样，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德国等西欧国家的工业也处于世界的最前沿，他们的制造业不仅不需要保护，而且，为了方便他们的产品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自由贸易就取代了保护主义成为美欧工业化国家的主流思潮。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现在美欧等发达国家并不是不扶持产业的发展，发达国家新产业的出现，有赖于基础科研的突破和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企业对于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有积极性，因为成功了可以获得专利。基础科研的成果是论文，属于公共产品，企业对此没有积极性，但是，没有基础科研的突破，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就会成为无源之水，不可持续。所以，美欧等国家的经济学界在理论上从追赶阶段时倡导的贸易保护主义转而倡导自由贸易政策，政府在扶持新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上则从关税保护、财政补贴等改为对基础科研的支持。从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出，西方的主流理论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被提出来，盛行一时以后，随着条件的变化，就会被新的理论所取代，这些所谓的主流理论并非“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基础不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的瓶颈、机遇和合适的制度安排、政策措施也就不一样。例如，经济要发展，劳动生产率水平要不断提高，技术就要不断创新、产业就要不断升级。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位居世界最前列，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需要自己发明。自己发明靠自主研究和开发，所以，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盛行的是探索如何促进自主研发新技术的内生增长理论，保罗·

以新的姿态追索真理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2019级“林班”学生黄卓楷，很荣幸今天能够作为老生代表见证新一届“林班”同学的启航。希望能够以学长的身份给五位新同学鼓劲儿，见证大家以新的姿态在“林班”追索真理。看到今年朝气蓬勃的各位，就好像看到了去年的自己，激动与兴奋溢于言表，也带着面对未来的些许不安。一年过去，我能够感受到自己学理上有了较大精进，同时对真理的热情始终未减。我想对大家说下面的话：大家首先要以新的姿态，追求自己人生的真理。在“林班”，大家能够期待的是众多的良师益友，能够最大程度地帮助大家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经济学院和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老师都将全程关注大家的成长与发展。这里的老师是大家的本科生活的指导者、是大家学术道路的引路人、也是大家人生发展的领航员。他们都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和一流的学术水平，相信在经济学院和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双导师”机制下，大家都能够有机会与老师们进行深入的交流。也希望大家能够主动地去找老师，老师的指导能够让大家在成长的道路上走得更加踏实。当然，大家将有机会和林老师进行几年密切的学术交流，全面提升自己经济学方法论和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能力。林老师希望大家能够做到的不仅仅是掌握解读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的理论，更加希望大家能够掌握解读中国经济的能力；在分析事物的方法论上，不仅仅满足于已有理论的解释，更加希望大家揭示根本的影响因素；不仅仅做已有理论的被动接受者，更要做已有理论的批判改良者和全新理论的开拓者！实验班的学长学姐们还有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博士生们都非常乐意与大家一起交流与合作。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努力，形成我们经济学学术研究交流与合作的良好氛围！诚然，对各位来说，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也是一项全新的挑战，它需要你的决心、你的毅力、还有你的努力，来造就你的实力。我学习这些课程也觉得并不轻松，更加繁重的课业任务，更加艰深的数学推导，更有深度的理论思考，也让我觉得累。但是，当我们听闻我们的林老师从早上五、六点到凌晨的工作强度，胡老师和江老师是如何在博士阶段努力打好数理基础的故事之后，我明白我在我拥有的资源下，面临的困难完全算不了什么。我对于抓住问题和现象本质的能力较为欠缺时，林老师曾经这样鼓励我：“每个人只要有此心去学习，不弃不馁，不骄不躁，持之有恒，如切如磋地去揣摩，或早或晚必然能登堂入室，豁然开朗，达到一通百通的境界。”希望，在我们完成学业时大家都能够为自己的努力取得的成就而喝彩！可能大家也见到过许多同学选择更加轻松的学习模式，甚至是“躺平”。但我想说，每个人的人生都应该有一个为之奋斗的目标和方向。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份自己喜爱而且擅长的工作，那么在之后的工作之中就不会自怨自艾，我们更多地，是会选择一条更加有利于我们达成自己目标的学习模式，这样自然也就不会再存在“躺平”这样的说法了。本科阶段就是让大家通过广泛而自由的阅读与尝试，来找到自己甘愿为之奉献一生的目标和梦想。“林班”提供给了大家这样一个开放的平台，支持大家走出属于你自己的人生！第二句话是：大家要以新的姿态追求学术真理。“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新结构经济学的“所务之本”是“知成一体”，我们做理论研究，就是希望能够让理论能够对现实世界做出指导。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需要理论创新的时代，我们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见证者，更是这一伟大事业的实践者、建设者！中国的发展需要中国的学者以“常无”的心态，思考中国的问题，给出中国的答案。中国经济发展的答案意义重大，它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提高中国话语软实力；它能够给予世界上挣扎于发展泥淖的国家，摆脱贫困的全新希望；它能够指导社会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保持战略定力，化解矛盾与挑战，实现伟大复兴。最后我要由衷地恭喜各位加入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让我们一道在这个大家庭找到自己愿意为之付出一生的事业，一同追索经济学学术的真理！谢谢大家！供稿：黄卓楷审核：胡博

生逢盛世、以学立业“知成一体”、逐梦前行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下午好！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简称《纲要》），标志着将通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实力雄厚、特色鲜明的双城经济圈的国家战略正式拉开序幕。《纲要》在具体内容上既是对2011年出台的《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和2016年出台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的不断深化，在战略意义上更是新时代的“新三线建设”。20世纪60—70年代的三线建设也历经三个五年计划，西南地区特别是成渝地区的“两基一线”（“两基”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一线”就是修建成昆铁路干线）是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到改革开放初期成渝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就超过了全国的7%，高于现在的比重。按《纲要》设定的目标，到2035年，重庆、成都进入现代化国际都市行列，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的城镇体系更加完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基本实现，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基本建成，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优势全面形成，现代产业体系趋于成熟，融入全球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基本建成，人民生活品质大幅提升，对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带动能力显著增强，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活跃增长极和强劲动力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去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会上总书记强调，我们要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符合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的重大战略支撑，也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一项重大举措，有利于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增强人口和经济承载力；有助于打造内陆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新基地，助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有利于吸收生态功能区人口向城市群集中，使西部形成优势区域重点发展、生态功能区重点保护的新格局，保护长江上游和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增强空间治理和保护能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将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还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更重要的使命。中央站在历史新的更高起点上提出，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时候提出，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两个翻一番”的目标相当于再造一个100万亿的中国经济，这要求未来15年年均增长率要达到4.73%。2020年，以长三角、大湾区和京津冀三极引领的7个发展水平最高的沿海省份合计的经济体量已占到全国的40.58%，沿海地区目前的整体水平事实上已经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后来者优势的空间在发达国家“卡脖子”的压制下愈发缩小，单靠自主创新来实现未来15年较高的年均增速压力较大，如果达不到全国平均增速则会大幅度拖累“两个翻一番”目标的实现，影响两步走的第一步大局。因此，要确保分两步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第一步目标，就必须在沿海以外的区域寻求具有较强支撑能力和发展潜力的区域作为具有全局带动作用的新的增长极。成渝地区位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处，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起点，具有连接西南西北，沟通东亚与东南亚、南亚的独特优势；区域内生态禀赋优良、能源矿产丰富、城镇密布、风物多样，是我国西部人口最密集、产业基础最雄厚、创新能力最强、市场空间最广阔、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2020年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作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的重大决策部署，为未来一段时期成渝地区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重要指引。中共中央、国务院今年2月24日印发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已经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的四极予以确认。《纲要》明确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三大战略任务：★第一大战略任务：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2020年5月17日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到2035年，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通达程度、人民生活水平与东部地区大体相当。西部地区占全国总面积的71%、占全国总人口的27%，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巩固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依然较大，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安全任务依然繁重，仍然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短板和薄弱环节。除了西南地区之外，西部地区主要位于“胡焕庸线”以西，自然本底较差，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薄弱，而主要位于“胡焕庸线”以东的成渝地区承载能力极强，2020年底成渝城市群常住人口接近9800万人，相当于西部地区其他城市群人口总和。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居中，统领人口合计约9000万人的黔中城市群、滇中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和兰西城市群四大西南西北城市群，就能够以不到西部十分之一的面积承载超过西部一半以上的人口，依托渝昆、成昆、成贵、渝贵、渝西、西成、兰渝、成兰、成西、川藏等动脉，可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这就是为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列入第九篇第三十二章第一节“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之中的原因。★第二大战略任务：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长江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承载了约全国一半的人口和经济，是中华民族休养生息的主要国土空间。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首先是做好长江生态保护，长江大保护首要是位于上游的成渝地区。《纲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全面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位于长江上游的成渝地区，是长江主要水源涵养地，对维护国家生态安全至关重要，而成渝周边地区不但生态相对脆弱而且经济发展落后，面临巩固脱贫攻坚和生态保护双重压力。增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承载能力，引导周边的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涉藏州县、大小凉山等周边生态功能区和欠发达地区人口流入，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巩固提升脱贫成果，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成渝城市群已经显示出强大的人口吸引力，2020年较之2014年底的常住人口增加了近700万。然而，仅三峡库区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川滇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秦巴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武陵山区生物多样性及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这四大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人口合计就超过3000万人，仅毗邻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凉山州、昭通市、毕节市三个欠发达市州的人口合计也近1700万人。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为中国第四极不但可以吸收生态功能区的大量人口，减少生态脆弱地区承载人口的压力，进一步筑牢长江上游和西部地区生态屏障，还可以带动周边区域全局发展，增强绿色发展内生动力，特别是创造生态产品转化的消费市场。★第三大战略任务：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我国目前的外循环主要依赖于发展水平最高的7个沿海省份，例如2020年按照境内目的地和货源地进出口总额计算，7个沿海省份占比近七成，除了长三角的三省一市合计占36.63%之外，长江经济带中游三省和上游四省的7省份合计占比不到8.67%。显然，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还有着巨大的开放潜力挖潜。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的外循环潜力也有待挖潜，例如2020年我国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32.16万亿元，出口17.93万亿元，进口14.23万亿元；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9.37万亿元，虽然比上年增长1.0%，但占全国的比重不足30%，而其中的出口仅为5.43万亿元，仅占全国的30%，进口仅为3.94万亿元，仅占全国的27.7%。因此，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11月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推进上中下游协同联动发展，引导下游地区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上游地区有序转移，留住产业链关键环节；要统筹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开放，加快培育更多内陆开放高地，提升沿边开放水平，加快长江经济带上的“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建设。成渝地区位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处，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起点，也是中欧班列的主力，更是通过大西南一体化直接毗邻东南亚和南亚直达非洲。中欧班列（成渝）号累计开行超过3800班，西部陆海新通道通达106个国家（地区）的311个港口，中缅新通道与中老通道也开始试运行。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战略联结点，打造国家南向西向的开放门户，有利于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纲要》作为中国第四极建设的施工图，要牢牢把握好四大要点：成渝合体、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引领全局。★首先，《纲要》按“圈”绘制了成渝新发展格局将加快成渝合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要建成中国第四极，要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大战略作用，要在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肩负更大使命，成渝必须合体才具备担此重任的实力。目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均不足全国的7%，尚不及改革开放初期在全国的地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也不及全国平均水平，而且重庆主城、成都的经济总量占到整个区域的50%以上，合计超过3万亿元，合体均可以比肩北上广深，如果成渝独立发展背向发展就不能撑起国家战略，构不成中国第四极。因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的核心任务就是要彻底抑制成渝独立发展背向发展的问题，全方位推动成渝合体，全面辐射带动区域，建成中国第四极。所以，《纲要》的基本思路就是我们在去年的报告中提出的，按照“圈”来规划融合发展变“隔空唱戏”为“二龙戏珠”，构建起双城经济圈发展新格局：首先要全面提升双城两条龙的发展能级，其次围绕重庆主城和成都两条龙培育现代化都市圈，然后推动重庆、成都都市圈相向发展，渝东北、川东北地区一体化发展，川南、渝西地区融合发展，辐射带动川渝两省市全域发展。中央提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一年多来，川渝已经建立了多级合作机制，累计签署252份合作协议，实施67个重大合作项目，已有206项事项实现川渝通办，办件总量超391万件，上线以来平均每天办理1.5万件，成渝一体化的发展理念、机制与内容逐步走深走实。★其次，《纲要》明确了八大重点合作建设内容将整体推进经济圈。建设中国第四极，要尊重客观规律，发挥比较优势，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纲要》从合力建设现代基础设施网络、协同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共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富有巴蜀特色的国际消费目的地、共筑长江上游生态屏障、联手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共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强化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8个方面明确了重点合作建设的具体内容。成渝地区深处西部内陆，由于薄弱的基础设施使得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过高，市场半径较短，导致大量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无法形成竞争优势，也是阻碍内陆开放的关键瓶颈。因此，《纲要》把合力建设现代基础设施网络摆在了首位，特别是坚持交通先行，如打造国际航空门户枢纽、共建轨道上的双城经济圈、完善双城经济圈公路体系与推动长江上游航运枢纽建设。“十四五”时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要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与强化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整体提升成渝城市群的城市化水平和能级。目前成渝地区的城市化率不及全国平均水平，尚有近4000万农村常住人口，特别是四川，除了成都之外经济圈中的14个市的城市化率均只有50%左右。这也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放置在第八部分第31条“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现实考量，以及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依托城镇化工作暨城乡融合发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而不是中央成立领导小组来推动的原因。★再者，中国第四极建设成功的关键在于重点突破实体经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作为中国第四极的实际地位最终需要由经济实力而非政策文件来决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其人口规模2020年是德国的1.2倍，但地区生产总值仅为德国的四分之一，这意味着成渝地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仅为德国的五分之一。德国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欧洲第一大经济体，看上去遥不可及，但事实上到2035年，如果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到8%，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就能够比肩德国现在的水平，考虑到还可以吸收周边地区大量人口流入，这一目标就不难实现，在此基础上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之时就能够超过同期的德国。我们在去年的报告中也提出，如按照“因势利导”和“倒弹琵琶”的两条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发展思路，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内部与外部协同发力，一定能够实现中央赋予的历史使命，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我国的第四个发展极绝对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理想。产业和科技是充实双城经济圈实力的关键，《纲要》既根据成渝地区的比较优势从柠檬、榨菜、生猪到川菜、火锅、白酒、盖碗茶再到汽车、装备、材料、新能源以及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更大力度承接产业转移等产业方面做了全面的因势利导，要加快形成世界级的产业集群，也根据创新链产业链协同需要“倒弹琵琶”布局建设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和实施成渝科技创新综合计划，要加快形成全国性的科技创新中心。作为第四极，要加强与其他三极的衔接，借鸡生蛋、借梯上楼、借船出海，形成双循环的强大合力。《纲要》对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重大战略也做出了明确部署，特别是科技与产业以及要素与港口的对接。★最后，中国第四极要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地增强支撑带动能力引领全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的规划范围虽然与《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一样，甚至比《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的规划范围还小，可能会使得各界混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成渝城市群的内涵与外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虽然在空间上依托于成渝城市群但不是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的翻版，也不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那样的国家区域重大战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只是将其放置在第八部分第31条“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之中而没纳入第30条“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只将其列入第九篇第三十二章第一节“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之中而没纳入第三十一章“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这并不是弱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地位，而是要时不我待地加快推动建设步伐，迅速提升发展能级，才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更重要的使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过一到两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之后，下一步更重要的历史使命是引领大西南三省一市（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一体化发展。如果到2035年，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引领带动下，大西南三省一市一体化发展能够达到现在长三角三省一市一体化发展的水平，即便人口规模保持不变，仅新增的经济体量就将超过10万亿元，其他条件不变就能对“两个翻一番”的目标贡献十分之一的力量，这对2035年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唯有如此，才能不辜负中央和全国人民对中国第四极的期望，成为名副其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活跃增长极和强劲动力源。作者简介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林毅夫班）迎来了第二届本科生。10月20日下午，第二届实验班开班仪式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隆重举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董志勇分别致辞，经济学院副院长锁凌燕、新结构经济学院学术副院长王勇、新结构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徐佳君，实验班首届本科生、第二届新生及两院教职工代表出席。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助理教授胡博主持仪式。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指出，建立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离不开时代与国家给予的勇气，离不开北大与经院的土壤，离不开老师与同学们的支持，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他还指出，要进行理论创新，不能只等到理论成熟，勉励实验班的学生们不断求索，不辜负时代给予的机遇。经济学院院长董志勇回顾了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的创立，表示实验班是一个小而精的班，经济学院与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为同学们提供超一流的师资、课程和教材，以及超一流的教学服务、国际交流机会和社会实践机会。同学们能在这里聆听大师的教诲是十分难得的，希望同学们珍惜机会，深入钻研，早日成才。10月是“林班”的生日，也是林毅夫老师的生日，同时为祝贺林老师获得第三届“教学大师奖”，经济学院在本次开班仪式上精心准备了蛋糕，参与开班仪式的老师与同学们共同分享了喜悦。“教学大师奖”是在教育部支持下最重要的教学奖项之一，用以表彰“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突出成绩、在国家战略性紧缺人才培养方面作出杰出贡献、具有全球卓越教学影响力、扎根教学一线的高校教师”。林老师表示，奖项来自于同学们，也将回馈给同学们，勉励诸位再接再厉，再创新高。

因心而来，从新出发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林班”同学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林班”2020级本科新生张宇翔，很开心有这样一个机会代表2020届新生进行发言。在上个学期，我有幸参与了“林班”招生宣讲会，对“林班”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并心生向往。此后我广泛搜集信息，征求了学长学姐的意见，最终我发现，我所热爱的经济学理论不仅仅是严谨的逻辑和数理模型，也应当与经院经世济民的初衷、与中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紧密相连。同时，我明白，选择了这里，也就意味着选择了理想，也选择了责任与重担；选择了机遇，也选择了挑战。在招生宣讲会上，面对林老师等一众领导、老师，我的内心既忐忑又向往；而今天，在这场迎新会上，同样的是面临着各位领导、老师，以及上次未能见到的董院长，不同的是，我已经成为“林班”的一份子，并以一个“林班”新生的身份在这里发言。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因心而来，从新出发》。前一个“心”，就是我们的内心与本心；后一个“新”，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因内心而来，也是因为其创新而来；从新起点出发，也是跟从我们的本心出发。前些日子林毅夫老师荣获2021年度“教学大师”奖，颁奖词中有这样一句话“他领衔创办的‘新结构经济学本科实验班’，为培养经济学理论自主创新和引领世界思潮的拔尖人才作出了卓越贡献”。诚然，作为新结构经济学本科实验班中的一员，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我愈发深刻地认识到了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一种独特的视角，一种实事求是地解决实际问题的方式，具有着引领世界思潮的潜力。在第一次与林老师的茶话会上，林老师教导我们，面临全新的经济学问题，我们不应当第一时间套用现有的经济学逻辑理论，而应该抛却脑海中之前的知识，要有常无的心态，像一个工程师要修建一座桥一样，去思考我们有什么资源，面临怎样的限制条件的约束，要达成怎样的目标，实事求是地进行思考与分析，这样才不会被已有的逻辑知识所束缚住手脚。在“林班”，经历了一个多月的学习，我融入到了新的环境，适应了新的学习氛围，同时也接触到了新兴的理论体系，新兴的研究思路和新兴的教学模式。我向来认为，若要在北大中真正学有所获，不负大学四年，应当充分地丰富自己的学识、锻炼自己的能力、与大师和前辈多多接触交流，努力抓住资源与机会。而这些我在“林班”看到了可能。在过去的一个多月中，我们被鼓励多读、被鼓励多写、被鼓励多进行辩证思考、被鼓励多进行对自我逻辑的检验、被鼓励多对不同的理论进行分析、被鼓励以现实去校验理论、从现实中提取理论。古人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当不过如此，这个过程需要每个人自发地去努力探索，但同时也依托于集体的关照与培养。因此，我们“因新而来”；同样，进入“林班”这个决定，必然成为自己整个大学、乃至之后职业生涯的转折点，此所谓“从新出发”。其次是内心的心。这个话题也应当分两个方面、两个层次去阐释。首先是我们对于“林班”的初心。我们之所以选择“林班”，是因为我们觉得，应当有人去承担“林班”的使命，也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选择了自己的理想与未来。而无论是在招生宣讲会上还是第一次茶话会上，林老师都强调希望未来我们无论踏入学界、政界、商界等领域，都能成为一个有价值、不寻常的人，而“林班”便是一个能给我们提供这样帮助的地方。同时我们对这个集体中的各位老师充满了尊重与崇敬之心，每一位老师都是各自领域的大能，每一次与老师们的交流都让我们受益匪浅。对于今天拨冗出席此次迎新会的的各位领导、老师，我都或多或少地听过一些讲话或分享，不禁感叹立意之深广、学识之渊博，心中仅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之感。因此，我们选择了“林班”，也是选择了我们自己内心的声音，此所谓“因心而来”。另一个层面上，这个心，也是“林班”这个集体所受到的真心的善待与帮助。就像我之前说的，“林班”这个集体，拥有着机遇，也有着很多的挑战。或许是进入一个新的集体、面临新的体制存在诸多不适，或许是习惯了去接受成熟的知识理论体系而不善于自发思考，或许是较重的学业负荷量让我们手忙脚乱，我们也面临过很多很多的困难与挑战，但我们也收到了很多的善意与帮助。在这里我代表“林班”同学，首先向林老师表示感谢，即使事务再繁忙，他也会在凌晨一一批阅我们小班讨论课的心得，每月与我们的午餐会从不缺席，林老师为创建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感谢拨冗出席的各位领导老师，发自内心的为每一位“林班”同学的成才发展考虑，为我们“林班”的创立以及各种体制的完善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感谢于老师，从我们刚踏入这个集体便与我们直接进行对接，协调多方事宜，为我们提供了无微不至的帮助与服务，帮我们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也感谢我们中国经济专题、小班讨论课以及《新结构经济学导论》的各位助教和我们“林班”的学长学姐，同为新结构经济学的探索者，作为前辈，他们对我们提出的疑问无一不进行细致全面的的解答，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这种善意与温暖的薪火相传……正是大家的真心相助，才让我们对这个集体才有着浓厚的、发自内心的归属感，此之所谓“从心出发”。最后，在这个新的起点上，希望我们能一直保持这种初心，同时能够继续与在座的各位领导、老师和同学一道，彼此保留那份真心，因心而来，从新出发，一同迎接未来崭新的机遇与挑战！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大家！供稿：张宇翔审核：胡博

在10月19日举行的2021乡村发展高层论坛上，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教授总结中国减贫经验时指出，摆脱长期贫困陷阱的思路，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需要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共同作用，这是中国在过去四十多年中可以消除所有贫困的主要道理。林毅夫教授表示，消除贫困，就要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一是在现有产业进行技术创新，进而推动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二是要完善基础设施，如改善农田水利灌溉基础设施，完善电力基础设施，建设道路、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让农产品进入更大的市场，防止谷贱伤农，建立完善的金融制度，保证使用现代化技术时能真正把生产力释放出来。林毅夫教授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过程当中，必须按照所在的国家和地区要素分布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使要素生产成本最低。在制度安排上，要让企业家和农民按照比较优势选择产品和技术，需要能够反映各种要素相对价格的价格体系。因此，必须有一个有效的市场。同时，政府也不能缺位，政府要战略性地使用有限的资源和能力。中国的经验，是创造一个局部的良好区域，如经济特区、加工出口区、产业园区等等，在园区里实行一站式服务，使“软”“硬”条件能够快速提升。“政府的因势利导，让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迅速变成竞争优势，创造出最大的就业机会和利润，积累最多的资本，就能够进行产业升级。”林毅夫教授认为，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后来者优势。同时，政府要给弱势群体和落后的地区提供必要的帮助。来源：农民日报记者：姚媛推荐阅读林毅夫、高艳平：中国脱贫经验，放到世界上也行得通林毅夫：为人民服务——中国政府的决策动机研究NSE新闻｜林毅夫教授等对话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林毅夫：在非洲现代化进程中

“我最关注的议题是可再生能源的持续发展。我们要有定力，坚定推动能源低碳转型。化石能源的供不应求和化石能源价格的上涨，不是回到老路上的理由，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借机以更大的力度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10月18日，在第二届“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上，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应以可再生能源供应来满足需求的增加，替代化石能源，以经济可行的可再生能源来保证能源价格的稳定。该专访于10月19日在“学习强国”平台发布，可点击“阅读原文”查看。谈及本次大会，于佳表示：“本次‘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非常重要、非常及时，也可以说在‘非常时期’召开的。我也非常关注在疫情常态化的背景下，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能源合作有哪些创新，如何进一步、更有效地推动项目落地。”

2021年10月14-15日，第21届中国国有经济发展论坛以及“新结构经济学与国有经济”专场研讨会在吉林长春成功召开。其中以新结构经济学与国有企业改革为主题的学术专场研讨会由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联合举办。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秘书长王勇，博士后文永恒、黄宇轩参会。王勇副院长主持了论坛首日下午的主旨发言环节。并在次日上午作了题为《垂直结构与新形势下国有企业的新角色》的主题报告，介绍了当代中国经济上游国企主导+下游民营开放的“垂直结构”特点，指出国企在中国各个发展时期的经济结构中起到了不同的作用：1992-2000年的第一阶段中，垂直结构尚未形成，下游产业出现“国退民进”；2001-2007的第二阶段的高速增长期内，垂直结构形成，国企往上游集中；2008-2017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企在反周期宏观政策环境中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2018到现在，国企则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新冠疫情的冲击中起到了支柱性作用。此外，王勇副院长从垂直结构和双循环的发展视角，对当前东北三省增速全国排名靠后的现状提出了思考。改革开放后的东南沿海地区开始更多地从国外直接进口上游产品，东三省则从之前深度参与的内循环中逐步脱离，导致了经济下滑。报告最后指出：中国经济的“垂直结构”对于理解中国过去二十年的宏观发展、供给侧改革、中观产业升级、微观企业绩效以及不同地区经济绩效差异都很重要。而对于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形势与各种不确定性，国有企业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在14日下午同时举办的还有新结构经济学与国有经济专场研讨会。会议由吉林大学经济学院代栓平教授主持。会上，来自我院、吉林大学经济学院、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淮北师范大学经管学院的十多位学者分别就自己的研究论文或课题成果进行了报告发言。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王婷副教授和周雯博士研究生分别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实证研究的视角对国有企业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影响做了研究报告。在《充分发挥国有企业主导作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报告中，王婷副教授通过研究探讨国企管理者的企业家精神，并与民营企业家进行对比，展开探讨了新时期的国有企业在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中起到的带头作用和承担的社会责任。周雯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对共同富裕影响的实证研究》的发言中，对国企经济效率和国有经济占比两个方面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国有企业经济效率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公平与效率悖论，国有经济比重与共享水平存在正相关，并建议为应正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积极作用。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胡宁副教授以《权责统一与中国国有企业分类监督——基于地方国资委成立的准自然实验》为题进行了报告。该研究以中国地方国资委成立为准自然实验，实证考察权责统一对地方国资委监管策略的影响。研究发现，权责统一显著提升了国资委对辖区国有企业的授权意愿，但对竞争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存在分类监管特征: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政府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究竟是发挥协调、促进作用以提升市场有效性，还是造成市场扭曲，恶化市场失灵，将极大影响一国经济发展速度、经济转型升级和经济运行质量。“为人民服务”的有为政府政府的行为类型通常可分为三种：一是“有为政府”。政府能够积极主动地克服市场失灵，平滑经济周期波动，提升市场有效性，促进经济发展，救助经济发展和周期波动中的被冲击方，维持经济正常运转和社会发展稳定。二是“不作为政府”。政府在面对市场失灵和经济周期波动时不主动克服，放任市场自发运行。三是“乱为政府”。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秩序，导致市场扭曲、寻租腐败、资源错配、收入差距扩大等。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究竟属于何种类型，取决于政府是否具有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能力，更取决于政府的行为动机。目前，主流经济学盛行两种政府行为假说。首先是“利益集团说”。该假说认为，政府行为是各种利益集团角逐达成的一种均衡。政府官员的决策受制于利益集团，政府政策成为利益集团维护其利益的工具。对于这些利益集团来说，其成员数量越少就越团结，影响力就越大，主导政府决策的能力也就越强。其结果是政府决策出于少数人的利益，而非全体人民的利益。此时，如果政策制定背离了全体人民和市场规律，将导致“乱为政府”。其次是“个人利益说”。该假说认为，基于个人理性原则，政府决策主要是为满足决策者个人的需要，而非出于全体人民的利益考虑，这就有可能导致以个人利益为主导的不作为或乱作为。但上述假说的结果，并不符合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假设，即政府是最大化所有家庭效用的仁慈型社会规划者（benevolent

日前，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在昆明举行。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法语台的邀请，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资深实务专家于佳博士，与中国驻刚果民主共和国前大使吴泽献一起接受了CGTN法语频道金牌主持人许莉的采访，在Rencontres（对话）节目中畅谈生物多样性的话题。采访发言内容翻译如下：（最后两个问题限于时间没有录制播出）来源：CGTN问：第十五届缔约方大会为什么选择在昆明市举行？答：我们知道昆明是云南省的省会，而云南位于中国西南山区，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云南在我国乃至全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素有“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的美誉。而且，云南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保护和恢复了大量珍稀濒危物种。例如云南的绿孔雀，这是一种比大熊猫更稀有的野生动物，在5年内从56只增加到130只。加上昆明市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是一个以温和的气候和美丽花卉闻名的城市，所以昆明是召开这次生物多样性公约大会最理想的城市。问：习主席在生物多样性公约大会的讲话中提到了“中国将持续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第一届世界能源理事会“未来能源领袖”的中国代表，您如何看待未来的能源结构？

Dasgupta）牵头完成的《生物多样性经济学：达斯古普塔评估》于今年年初发布，在生态学和地球科学的研究基础上提供了一个综合了经济学的框架，以探讨如何在经济学中考虑人类最为珍贵的自然资本。

“我相信中非之间的投资合作，会对非洲人民实现梦想提供重要载体，也会给中国企业发展提供巨大的机遇。”9月27日下午，在参加“中非民营经济合作论坛”时，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如是说。林毅夫一直关注非洲的发展，他提到，中国跟非洲人民有共同的历史、共同的命运、共同的追求，都在努力实行工业化、现代化，希望能够消除贫困，追赶上发达国家。中非也都在努力落实联合国“2030行动计划”，希望到2030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我国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到今年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比联合国议定的2030年提前实现了目标。现在，我国已经进入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新中国的新征程。对于非洲国家，林毅夫表示，去年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非洲国家经济增长下滑了1.8%。对非洲国家来讲，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打赢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战。但目前非洲国家的疫苗接种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因此关键措施便是要加强疫苗的接种。他认为，在这方面，中非将有很多合作空间。中国生产疫苗的企业可以帮助非洲国家，中国生产防控产品的企业将在非洲大有用武之地。当然，疫情总会过去，对非洲国家来讲，林毅夫认为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目标，最重要的还是要落实在“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高峰会议”上所达成的，在非洲实现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目标。目前，中国是非洲最大的投资来源国之一，在非洲的投资中，70%来自民营企业。而民营企业在过去中国的快速发展中也为工业化、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林毅夫看来，在非洲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中国的民营企业同样也将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而非洲这片全世界未来发展潜力最大的土地，也将为中国民营企业的腾飞提供更大的平台。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确实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挫折。对此，林毅夫表示，中国政府可以提供一些资金应对短期困难，非洲国家也可以对中国提供税收等方面的便利，把已经投资的企业留下来。而当疫情过去，非洲国家也可以学习中国通过建立工业园区、经济特区的方式来筑巢引凤，中国企业也可以在地方政府与商会的帮助下抱团出海，在非洲建立产业园区、产业集群，这样既有利于企业本身的发展，也有利于提升非洲的竞争力。工业化的进程不可避免要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而正如林毅夫表示，要走上绿色工业化的道路，就需要有太阳能，有风电，在这一领域中国也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也有众多中国民营企业处在了最具竞争能力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也将为非洲的绿色发展做出贡献。“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当中，民营企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们相信，在中非合作和中非发展上，中国民营企业同样可以再创造辉煌。”林毅夫说。作者：孙琳来源：人民政协网推荐阅读《人民日报》｜林毅夫、刘培林：以中国经验丰富和创新发展经济学（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林毅夫：现代经济学的引进与自主创新林毅夫：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是非常具有战略性的决策费尔普斯+林毅夫+薛澜：创新的关键理念与举措林毅夫：创新不只是科学家的事情，要释放和保护每个人的创造力专访林毅夫｜中国经济的挑战、底气与后劲夏令营｜林毅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理论创新林毅夫：中国经济的世界意义与世界表述林毅夫：“从西天取经走向自主创新：中国经济学科发展方向探索”林毅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结构经济学无党派人士代表林毅夫寄语中共百年华诞全球中国经济大讲堂｜林毅夫：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与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林毅夫：2049年世界将进入新的政经格局林毅夫、高艳平：中国脱贫经验，放到世界上也行得通林毅夫：中国未来创新发展的优势与挑战林毅夫：聆听时代声音

核心阅读中国学者身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亲历具有世界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发展实践，既有更好条件、也有更大责任总结好中国经验，丰富和创新发展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适应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现实需要，发展经济学逐步兴起。然而时至今日，机械地按照西方理论推动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并未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为数众多的经济体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先后于1999年和2010年跨入下中等和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目前人均国民总收入已相当于高收入国家门槛线的83%左右；我国技术和产业水平快速提高，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我国这样的超大型经济体在如此短时间内取得奇迹般的巨大成就，研究其中的经验和规律无疑具有世界意义和历史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大有可为。”中国学者尤其是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学者，身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亲历具有世界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发展实践，既有更好条件、也有更大责任总结好中国经验，丰富和创新发展经济学，为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发展的内涵及发展经济学的核心任务发展的直观表现是规模的扩大，但其根本内涵则是一系列结构的变迁和升级，如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投入和经济增长主动力结构、人口和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结构、居民消费结构、对外贸易结构等。同时，不同技术水平产业的规模经济性、风险特性、市场交易范围、交易方式不一样，需要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也会不同，政府制定政策的重点也不一样。发展经济学的核心任务是揭示结构变迁和升级规律，并提出使结构升级得以顺利和持续推进的战略和政策体系。结构升级和变迁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随着发展进程的推进，要素禀赋结构会由人均物质资本短缺和人力资本低下的状态，升级为人均物质资本丰裕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状态；产业结构会由以农业和初级原材料产业为主，升级为以轻工业、重工业再到以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要素投入和增长主动力结构会由以简单劳动推动为主，升级为以技术研发和内嵌着日益复杂技术的资本品推动为主；人口和产业活动在国土空间的分布结构会逐步城镇化；居民消费结构会由以食物为主，升级为以耐用消费品再到以服务消费为主；对外贸易结构会由以初级原料出口和初级设备进口为主，升级为以复杂制造品和设备为主。在这些结构升级过程中，各行各业会成长起不少大企业，交易范围日益扩大，交易复杂程度日益提高，金融和法律体系复杂程度和精细程度日益提高，对政府推动发展和协调多元利益关系的能力也会提出更高要求。从这些维度出发，可以观察到发展进程所呈现的比较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上述方方面面的结构，相互之间并非独立，而是有着内洽的关系，一些结构是因，另一些结构是果。比如，要素禀赋结构是因，决定着产业结构的最优状态。而产业结构升级又决定着城镇化速度，决定着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消费结构的升级，决定着在什么样的价值链环节参与国际经贸往来，决定着需要什么样的金融和法律以及体制和政策支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的发展经济学经历了两波大的思潮，但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均以失败而告终。一波以结构主义为代表，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巨大结构性差异，并把发展中国家一系列“落后的结构”归因于市场失灵，于是主张政府全面干预，力图发展超越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体系，结果导致一些国家经济在经历短暂的由投资拉动的高速增长后陷入停滞，且危机不断。另一波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把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问题归咎于政府失灵，主张政府应该彻底放手，激进地推进私有化和市场化，认为市场会解决一切问题。结果在推行“华盛顿共识”的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比推行结构主义的60年代和70年代更低，而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却更高。这两波思潮之所以都以失败而告终，第一个原因是没有深刻认识到，发展不仅是市场竞争下的资源最优配置，更是一个结构变迁过程；第二个原因是没有充分认识到前文所述各方面结构的内洽性；第三个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是，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结构升级和变迁有别于既定结构下的资源配置，前者涉及许多单个企业甚至单个产业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既需要产业之间的协调，也需要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的相应完善，因而既需要发挥市场作用，也需要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因势利导创造产业升级的基础条件，能够使产业升级更顺更快。正是基于对二战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发展经济学本身发展的总结，我们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我们认为，发展是一个结构变迁的过程，推动结构转型升级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互协调，共同发挥作用。只有两者协调配合，才能有效地推动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这也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得出的结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动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和经验改革开放后，中国立足国情，循序渐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同时注重发挥好政府作用，因势利导地推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以充分利用后来者优势加快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经济快速发展和资本积累提升了要素禀赋结构、改变了比较优势，为产业升级创造了条件。以这样的方式，中国较好地平衡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并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提出相应的发展理念，在成功实现经济起飞后平稳而快速地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围绕发展进行有效社会动员。党中央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后，各级政府和微观经济主体迅速响应，形成了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社会共识。务实渐进地从改善微观主体激励机制入手启动改革，保证了改革取得比较明显的普遍获益效果。积极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极大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大幅度提升了农业生产率，为经济起飞和劳动力流入非农部门和地区奠定了基础。构建富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顺应物质资本不断积累带动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态势，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引进、消化、吸收并再创新国际先进技术，同时加强自主创新，梯次孕育出以轻工业、重化工业、服务业为主的富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在这个产业结构攀升的工业化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关于增长、发展、创新和相互协调的社会知识。经济起飞带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经济起飞时的轻工业和从事简单制造的小微企业发展，带动了离土不离乡的城镇化。之后随着重化工业和复杂程度日益提高的制造业发展，大量劳动力和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口跨区域流动到大中城市，进而带动了服务业发展。这样的发展节奏保证了流入城镇的劳动力与城镇就业吸收能力相匹配，避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的贫民窟现象。逐步融入世界经济，扩大技术来源和市场空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以来料加工且产品出口的方式扩大对外贸易，既发挥了劳动力丰富的优势，也避免了对国内原有产业造成较大冲击。随着国内部门竞争力的提升，我们通过内外合资、引进外资等方式，先沿海后内地逐步扩大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在金融开放特别是资本项目开放过程中，我国保持了谨慎态度，避免了热钱大进大出对金融体系乃至经济体系可能带来的冲击。始终注意发挥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只手的作用。政府以务实态度平衡好改革、开放、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出包括要素市场体系在内的整个市场体系，逐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注重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从实际出发，对宏观经济加以有效管理；积极作为，组织建设基础设施体系，联通国内大市场，促进要素流动和产业发展；随着发展阶段提升，不断提高监管标准，引导绿色环保产品和工艺研发推广，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高发展可持续性。兼顾效率和公平。通过转移支付安排和富有自身特色的帮扶政策，努力控制并缩小区域、城乡发展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有效推进减贫事业，提高发展包容性。注重保持发展的安全性和发展进程管理的自主性。得益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平稳运行。在面临外部经济危机冲击时，政府有很强能力推行逆周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予以应对，进而避免了为获得国际金融机构援助而被迫推行其惯常主张的结构性改革或紧缩性政策方案。在分享中国经验、促进共同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创新发展经济学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旧国际关系体系下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经验相比，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发展的经验更贴近当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发挥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只手的作用，遵循比较优势循序渐进推进产业升级和城镇化进程，可以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提供有益借鉴和启示。中国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也应看到，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从内部看，在临近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时如何更好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如何保持和提高社会流动性，为人人参与、人人尽力创造更公平的条件；如何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并改善二次分配，实现人人享有和共同富裕等等，都需要经济发展理论作出科学解答。从外部看，在迈向高收入国家过程中，如何统筹发展和安全，维护和延续重要战略机遇期；如何落实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促进形成各国共同发展的格局；如何通过畅通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高端产品、服务和生产要素；如何参与乃至引领全球治理特别是全球货币体系改革等等，都需要经济发展理论加以前瞻性研究。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将推动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实现更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国许多经济学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在总结中国经验、推动经济发展理论进步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今后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进一步总结提炼好基于中国经验的发展经济学知识，作为重要全球公共产品贡献给世界，促进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者信息：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刘培林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来源：《人民日报》

题记：2021年9月19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暨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承泽园新院区落成启用仪式隆重举行。落成庆典之后，在以“中国经济学的使命与传承”为主题的庆典论坛上，北大国发院六位创始教授林毅夫、易纲、海闻、张维迎、张帆、余明德分别做了现场或视频分享。本文根据创始人之一林毅夫教授的分享整理。林毅夫教授

9月4日，在2021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期间举行的2021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表示，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对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个非常具有战略性的决策。林毅夫教授表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意。中国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首要必须不断提高收入水平，如果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那么国内循环的比重就会越来越大。要不断提高收入水平，必须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上面按照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技术要创新，产业要升级，也必须有条件，一个是必须有创新型的企业家，中国有14亿人，企业家有这个才能的人非常多。林毅夫教授说，中国有句古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企业家要把他的创新才能发挥出来，必须有金融支持。所以，现在北京要创立以服务创新型的企业家为主的北京证券交易所，对构建新发展格局，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一个非常具有战略性的决策。他表示，期望北京市把这件工作做好，会对在新发展阶段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极大贡献。本届论坛以“绿色北京

题记：2021年7月30日，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国发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清华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教授进行线上对话。对话源起于费尔普斯教授的新书《活力：创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下称《活力》）中文版在中信出版社出版，围绕“创新如何激发社会活力”的话题展开。活动由《华尔街见闻》“创制”和中信出版社“深阅读”主办，由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与北大国发院特别呈现。本文根据三位教授的对话整理。创新要注重教育，不要过于担心垄断薛澜：我自己也研究创新，重点关注创新政策。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大力支持创新发展，特别是最近几年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认为这项工作开展得很有价值。但我们仍然可以从《活力》这本书中学到很多经验，了解政府如何能够更好地激励创新，在一些方面做出切实的改进；如何让价值观、文化、体制等因素以和谐的方式发挥作用，从而最大程度推动创新。

题记：2021年7月30日，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国发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清华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教授进行线上对话。对话源起于费尔普斯教授的新书《活力：创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下称《活力》）中文版在中信出版社出版，围绕“创新如何激发社会活力”的话题展开。活动由《华尔街见闻》“创制”和中信出版社“深阅读”主办，由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与北大国发院特别呈现。本文根据林毅夫教授对费尔普斯演讲及本书的点评整理。费尔普斯教授是经济学界的泰斗，我在美国读书时，就曾经读过很多他的著作，受益良多，因此他也相当于是我的老师。今天有机会参与基于他这本新书的对话研讨，对我来说十分荣幸。首先恭喜费尔普斯教授的又一力作出版。这本新书可谓恰逢其时，因为世界正面临诸多挑战，可以说是新旧挑战叠加。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过去，很多伤痛尚未痊愈，另一方面，人类正面临新冠疫情的冲击，对经济再次带来打击，人类面临健康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双重挑战，而且这种挑战对于不同国家又是不均等的。不仅如此，各国还承诺要在2030年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但有些国家进展顺利，有些国家明显掉队。人类还有气候变化这个共同的重大挑战。应对这些挑战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创新来构建充满活力的社会，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这就需要我们思考和探索激发创新与保持活力的方式方法。这本书对中国很重要。因为中国今年刚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在建党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时也实现了全面脱贫目标，正在开启新征程，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新中国百年华诞之际，即2049年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实现这些目标，中国需要不断提高收入水平，这就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和工业化提高生产力。这并不容易，因为在实现目标的路上，中国会遇到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很多挑战。比如，中国中等收入人口有4亿，到2035年之前又会增加4亿，2049年前再增加4亿。如此大规模的中产阶层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出现是人类前所未有的。中等收入人群向往好的生活质量、生活环境，并且兴趣广泛。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需求，只要是有益的，都应该得到满足。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兼顾气候变化和资源有限性带来的挑战。这本书传达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只有通过持续创新才能实现经济的蓬勃发展。如何促进这种创新？本书提到，刻板印象认为，推动技术从一个前沿突破到另外一个前沿的必须是在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这个技术创新群体诚然重要，但并不构成所有创新的主体。构建一个创新社会还需要依靠每个公民的创造才能，需要万众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充满活力的经济增长，对中国和对世界都是如此。这本书的论证也启发我们去深入思考：如何才能释放每个公民身上的创造天赋，实现万众创新？为此，我们需要塑造一种价值观，即人们知道创新是与生俱来的能力，我们应该尊重人人皆有的创新能力，这是其一。我们还需要创造一种文化，包容不同的意见和做事方式。只有在这种文化下，每个公民身上的创新能力才能被释放出来。当然，我们的体制也需要起到对创新的鼓励、帮助和保护的作用。总之，这确实是一本对全世界都颇有意义的书，相信会像菲尔普斯教授的另一本力作《大繁荣》一样让大家受益良多。《大繁荣》树立起我们构建繁荣社会的信心，而这本书又为我们指明了实现目标的道路。来源：北大国发院相关阅读诺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万众创新是经济增长和社会活力的源泉

题记：2021年7月30日，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国发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清华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教授进行线上对话。对话源起于费尔普斯教授的新书《活力：创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下称《活力》）中文版在中信出版社出版，围绕“创新如何激发社会活力”的话题展开。活动由《华尔街见闻》“创制”和中信出版社“深阅读”主办，由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与北大国发院特别呈现。本文为费尔普斯教授英文主旨演讲的译文，未经本人确认。埃德蒙·费尔普斯教授

为开展由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委托的《在后疫情时代通过助力非洲医药制造行业的发展全面深化中非合作》专项课题研究，2021年7月20日-7月23日期间，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带队，研究员谌文博士、项目研究专员吴昕月、茹怡、项目运营专员王晴岚及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学生与新结构经济学博士生前往武汉、上海、台州进行调研工作。为更好地贯彻新结构经济学知成一体的理念，此次调研与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开设的智库实践课程相结合，共有1名博士生与4名本科生参与调研。在各省市经信局的悉心组织安排下，课题组围绕企业对非投资和在非经营情况、非洲在同类业务投资中相关配套、劳工成本与技能、政策扶持、营商环境等方面的优势与不足、非洲医药产业的发展前景与挑战等核心议题，分别走访了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台州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7月20日，课题组走访了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与人福医药企业运营部总监吴谦、非洲公司副总经理任博仕、投资总监杨雪等集团负责人就人福药业集团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十四五期间企业发展规划、人福药业集团国际合作情况及其在非洲的发展历程、经验与困难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课题组调研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课题组与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座谈7月21日，课题组奔赴上海走访了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上海医药公司发展现状、企业业务及运营情况、企业发展策略等主题与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事业部副总经理韩慧兰、副总经理严军、办公室主任傅惟惟等进行了座谈，重点了解了上海医药集团在创新发展、国际化发展方面的实践情况，并详细了解了该集团在苏丹、埃塞俄比亚两地的投资经验与发展历程。课题组调研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课题组与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座谈7月22日，课题组一行走访了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洲发展总监郑端钦详细的介绍了万邦德集团在2016年跨国并购南非医疗器械公司的初衷、在非发展的经验及集团对建设南非工贸智慧小镇的规划等。课题组调研万邦德中非医疗科技产业园调研组与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进行座谈通过此次调研，课题组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医药企业在非投资的发展历程与现状，为后续课题研究工作的开展收集了重要的信息与数据。参与此次调研的学生也践行了我院“知成一体”的学风，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体现了新结构经济学致力于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目标的统一。供稿：国际发展合作部推荐阅读NSE新闻｜国际发展合作部与农业投资人拜访坦桑尼亚驻华大使NSE新闻｜国际发展合作部团队与农业投资人拜访贝宁大使NSE新闻｜国际发展合作部团队拜访贝宁共和国驻华大使NSE新闻｜国际发展合作部团队赴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进行座谈NSE新闻｜我院国际发展合作部团队赴成都调研新经济产业发展现状NSE新闻｜我院研究员谌文受邀参加联合国南南办公室组织的网络研讨会NSE新闻｜国际发展合作部团队赴江西、湖南及浙江调研NSE新闻｜于佳博士参加绿色时尚沙龙并发表“三方合作助力可持续时尚发展”的演讲南非部长高度评价我院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博士发言并致函感谢NSE新闻｜我院于佳博士在国际发展时报（IDT）发文NSE新闻｜于佳博士应邀参加南非政府关于“零基和性别敏感预算”高级别研讨会NSE新闻｜国际发展合作部与英国驻华大使馆代表开展线上交流会

Tozo、研究专员李晨妹，及有兴趣赴非洲投资的农业企业代表团共同拜访坦桑尼亚驻华大使馆，与驻华大使姆贝尔瓦·凯鲁基（H.E

题记：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国发院名誉院长、南南学院院长林毅夫教授的新书《论中国经济：挑战、底气与后劲》在中信出版社出版之际，中信出版社、《环球人物》杂志及国发院传播中心对林毅夫教授进行了专访。本文根据专访内容整理。问题一：GDP目标李克强总理在2021年两会上提出“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况提出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对“十四五”期间的增长预期没有设一个具体数值，这个变化应该怎么理解？林毅夫：这一点确实和前几个“五年规划”不同，“十四五”规划没有明确设定未来五年的经济增速目标，并不意味着年均增度指标的参考性不再重要，只不过是未来五年将更加灵活地决策，会根据每一年的实际状况设定一个合理的增长区间，比如说6%左右、5%左右。2021年的增长目标就是6%以上。为什么不在当下就设定好长远的增长目标？实事求是地讲，是因为未来增长的不确定性变大。第一个大的不确定性是新冠疫情什么时候能结束？虽然现在有疫苗，但还不够全世界分配，中国、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估计可以生产并拥有到足够的疫苗，但很多发展中国家，像非洲、中亚、拉丁美洲的国家目前基本都分配不到疫苗。如果这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得不到疫苗、没有办法有效地防控疫情，使之继续发展，国际人员来往很可能导致新病毒变种的出现和传播，现有疫苗也不一定能有效地防控。所以，国际相关学者的普遍共识是，除非在全球范围得到控制，否则新冠疫情的威胁总是存在。这种大传染病只要在某个地方暴发，就必须采取居家隔离、保持社交距离等措施，再严重的话可能要封城、封国，阻断国际人员的来往，这些都会对经济造成不利影响。第二个大的不确定性是地缘政治。现在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美国新一任总统拜登上台以后，我们并没有看到中美关系明显的改善。拜登虽然对中国的科技企业、技术创新、经贸发展等方面的牵制不像特朗普那么粗鲁，但是并没有改变美国政府的基本政策取向。这当然也会对中国的发展造成较大的影响。尽管如此，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总的来讲，我们的发展潜力很大，国内可动用的各方面条件比较充分，因此，未来数年保持一个相对好的增长速度完全可以预期。只不过这个预期究竟是高一个百分点，还是低一个百分点，应该按照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判断。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十四五”规划关于经济增长区间的提法非常科学。根据未来的情况设定一个合理的增长区间，而这个增长区间会在每年“两会”时根据当年的实际情况再来调整设定。问题二：新冠疫情影响这次新冠疫情对于世界的影响不仅仅在经济方面，对中美关系乃至整个世界的格局都产生了影响。您觉得这种影响是会长期存在，还是随着美国恢复元气后就会减弱？林毅夫：新冠疫情的影响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两个平行事件，因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提出的，而新冠疫情是2020年才出现，所以不能说新冠疫情是中美关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结果。当然，相互间会有影响，但是我们要把它们分开来看。尽管新冠疫情是不可预测事件，但是我们知道，在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全球化的趋势下，人员、物质各方面的交流越来越紧密，会产生一些不可预期的影响，包括自然灾害事件或者大流行病，都可能会暴发，这个概率总是存在的。对于这次的新冠疫情，我们可以看到的短期影响是各个国家的经济受到很大冲击。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从1978年到2019年，平均每年增速是9.2%，在2020年第一次出现了2.3%的增长率，这对中国而言是非常低的，不过仍然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国家。如果拿中美两国来比较，2019年中国增长6.1%，美国增长2.2%，中国比美国高出3.9个百分点；2020年中国增长2.3%，美国负增长3.5%，中国比美国高出5.8个百分点。所以，英国的一家研究机构发布最新预测，认为中国经济在总规模上对美国的赶超会加速。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但用市场汇率计算，国际上一般的共识是，中国经济规模会在2030年超过美国。当然，最终早一点、晚一点都有可能。由于这次新冠疫情，根据英国这家研究机构的预测，可能会让中国提前两年超过美国。除此之外，还会产生其它影响，比如对自身制度优越性的认识。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应该执政为民，每个国家的政治体制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遇到新冠疫情，就明显地表现出中国的体制做出了最好的防控，以最低的代价克服了挑战。对此，其他国家的人民也看在眼里。我想这会增加我们对中国制度、中国治理的信心。同时，中国也表现出大国担当——不仅自身很快控制住新冠疫情、实现复工复产，而且向其他国家伸出援手，提供口罩、呼吸机等防疫用品；研发出疫苗后就承诺跟全世界共享知识产权，让其他国家可以使用中国的疫苗。反观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内没有防控好，而且对外基本上采取放手不管的态度。比如疫苗的分配方面，人类共同面临这么大的挑战，理应共同努力，让全世界各个角落、各个地方，不分贫富都可以把疫情控制住，因为这对全世界都很重要，而疫苗是关键。可是，那些发达国家有了疫苗以后大都是自己用，不分配给其他国家，或者只分配一点点给关系特别好的国家；同时那些制药公司还在以知识产权保护的名义，使得其他想要获得疫苗的国家不得不付出比发达国家更高的价格。这就呈现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治理模式在面对这么一件重大公共事件时，采取的做法和态度不一样。这次新冠疫情对每个国家都是巨大的考验，而我们在考验中表现出了中国文化、中国治理的优越性和担当。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过去总是觉得西方的月亮更圆。我们的确不能关起门来搞现代化，需要用包容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外国的经验，对待他们积累下来的值得学习之处。但是，中国跟外国比也有自己的长处、自己的优越性，这可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问题三：中国经济实力外国人也好，中国人也好，对中国真正的实力认知都不容易客观。比如中国的一线城市感觉就像发达国家，但人均GDP排名全世界70多位，中国的经济实力到底应该怎么看？林毅夫：中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大国，人口有14亿，我们的经济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确实超过了美国，比整个欧盟还要大。但是，不要忘了我们的分母更大，平均数还比较低，明显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可能在东部沿海城市看不出来，这主要是因为地区发展水平的差距，毕竟东部地区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人均GDP确实比较高。而且中国的大量基础设施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建设的，比较新，甚至比美国、欧洲的还要好，所以就会给人家一种幻觉。从总体生活水平来比，中国跟发达国家还是有差距的，尤其是中西部的农村地区还有很多需要追赶的地方。GDP所反映的只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情况，并不能代表全貌，比如不能反映环境、生活的质量，也不能反映社会治理情况。GDP不是一个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全面指标，所以也就有不少人提出要改进GDP的衡量方法。同时，经济发展不只是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此我们也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使发展拥有了更多内涵：比如创新、协调（城乡地区间的协调）、绿色可持续、开放；让中国的发展能够带动其他国家的发展，我们也会通过其他国家的发展促进自身的发展；我们还希望中国发展的果实可以让全国人民共享等等。这些都不包含在GDP里面，但对我们的现代化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侧面。问题四：双循环去年中国提出了“双循环”，而且是内循环为主，但还签署了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表示愿意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为何要提出双循环，并且签署对外贸易协定？林毅夫：中国之所以提出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既有短期因素，也有长期因素。在短期因素方面，比如新冠疫情发生了，国际贸易受到巨大冲击，出口当然会减少。中国2020年的出口跟其他国家相比还不错，增长4%，但是跟常年的出口增速相比较慢。当生产恢复，出口减少，生产出来的东西当然必须靠国内循环，自己消化吸收。另外，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进行打压，一方面会减少我们对国外高科技产品的进口，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华为这类企业的产品出口。我们还是希望中国的企业能发展，这种情况下也需要更多地依靠国内市场。我更看重的是长期因素，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背后反映出的是经济基本规律。中国很长时间内被视为出口导向型国家，而中国的出口占GDP比重最高峰是在2006年，达到了35.4%；在还没有提出新发展格局的2019年，这个指标已经从35.4%降到17.4%，也就是82.6%的国内生产已经是在国内循环。这充分说明，国内循环早已经是主体。为什么会这样？经济基本规律中有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经济规模，一个是经济当中服务业的比重。经济规模方面：因为现在我国制造业规模很大，要发展好，就要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如果国内的经济体量小，国内能消化的部分就小，那就要更依赖国外市场。最明显的例子是新加坡，经济发展得很好，2019年出口占GDP的比重高达104.9%，超过了100%，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口产品中许多原材料和中间部件靠进口，出口时也算在产值里。中国出口占GDP比例最高时也才35.4%，只有新加坡的1/3，为什么？因为新加坡是小经济体，中国是大经济体。服务业比重方面：服务业中有很多是不可贸易的，所以服务业在经济当中所占的比重越高，出口的比重往往就越低。如果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仍是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在2019年的出口只占GDP的7.6%，比中国低很多；日本是第三大经济体，但其出口比重也比中国低，2019年不到14%。为什么它们比中国低呢？因为日本跟美国都是高收入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很高——美国达到80%，日本达到70%，而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比例只有54.3

Tozo、研究专员李晨妹，及有兴趣赴贝宁投资的农业企业代表团共同拜访贝宁驻华大使馆，与驻华大使西蒙·皮埃尔·阿多韦兰德先生

编者按2021年7月1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院长在第八届新结构经济学优秀学子夏令营开幕式上做主旨演讲，题目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理论创新”。以下为演讲文字整理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理论创新林毅夫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提出了“当今世界正遭遇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谈谈为什么会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这个变局，怎么驾驭？同时，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阐述一下进行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必要性，并介绍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将会给在座的同学们带来的机遇。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何而起？如何驾驭？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面提出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怎样来理解这个论断？我想可以看一下历史。在1900年20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八国联军攻打了北京，这八国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以及奥匈帝国，它们是当时的列强，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经济是基础，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这八国的GDP总量达到了全世界的50.4%，占了世界的一半。到了2000年，

编者按2021年7月1日上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在夏令营主旨演讲后详细解答了营员的问题。以下为问答环节文字整理稿。魏伟斌同学：老师好，我是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荣誉实验班的魏伟斌。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林老师。刚刚林老师提到了人口老龄化问题，尽管短期内依靠后来者优势再加上自主研发，国家还能够维持不低的经济增长，但我们知道，人口结构的问题是不可忽视的。请问林老师您是怎么看待国内的人口问题的呢？具体来说，吸取日本欧洲国家的一些经验与教训，但是我们还应该考虑到我国对于家庭、孩子的特殊文化等观念。我们国家未来又应该如何解决人口生育率低这样一个问题？谢谢老师！林老师：首先，很多人认为人口老龄化会给经济增长带来非常严重的问题，认为“你看发达国家像日本过去发展那么好，现在因为人口老龄化，它经济增长率只有不到2%，未来中国也会这样”。但是事实上现在全世界除了中国之外，还没有一个在发展中国家阶段就出现人口老龄化的情形。新结构经济学一再强调要重视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其实，人口老龄化最大的含义是什么？人口不增长，带来劳动力不增长。比如我国的人口增长率在2019年降到只有

7月15日至16日，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联合举办了新结构经济学论坛，活动包括林毅夫教授在新疆财经大学“经世大讲堂”的专题报告、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王勇博士和赵秋运研究员的主题讲座、来自《经济评论》《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南京社会科学》和《华中农业大学学报》期刊代表共同参加的经济学院学术工作坊。论坛结束后经济学院部分教师与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于7月17-19日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开展调研。本次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系列科研活动，旨在推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在本校的发展，通过学习、交流让师生们了解什么是新结构经济学，如何应用新结构经济学进行研究。林毅夫教授会前与校领导进行座谈林毅夫教授作题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专题报告林毅夫教授的专题报告安排在7月16日下午，他的来访得到了新疆财经大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校党委书记李建军在讲座开始前与林毅夫教授进行座谈，介绍了新疆财经大学的发展状况，表达了对林毅夫教授一行到该校交流的欢迎。讲座现场，该校教职工用热烈的掌声表达了对林毅夫教授的崇敬。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新结构经济学联盟秘书长王勇向该校师生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与研习方法，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内发展合作部主任赵秋运研究员从理论溯源、学科建设与政策实践三个方面深入解读新结构经济学。两位老师的精彩讲座让该校教师深入理解了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并激发了大家对这一更贴近中国社会现实的先进的研究学派和研究方法的学习兴趣。王勇介绍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与研习方法赵秋运从理论溯源、学科建设与政策实践三个方面深入解读新结构经济学此次论坛得到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院天池特聘教授叶初升的大力支持，特别邀请了来自《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南京社会科学》《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期刊的杨万东、范敬群和黄南三位教授，分别从案例研究、论文发表过程中的常见问题、“三农”研究的经济学叙事三个主题为该校教师做了精彩的演讲，并对经济学院四位老师的论文选题设计进行了深入的评论，给出了建议，同时结合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与老师们探讨了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案例研究方式、新结构农业经济问题的研究选题等问题。通过学术工作坊的活动，结合具体的研究选题，加深了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解与应用。杨万东教授从案例研究角度进行演讲范敬群教授就论文发表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展开演讲7月18日，经济学院部分教师与新结构经济研究联盟的部分成员参加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发改委组织的座谈会，就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在林毅夫教授的带领下，调研组一行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的新建城市——可克达拉市参观考察。走访了规划展示馆、图书馆、伊力特酒文化产业园，听取了师市领导对第四师可克达拉市的发展历程、发展规划的汇报。林毅夫教授表示很高兴来到第四师可克达拉市学习，对兵团在稳疆安边做的贡献表示由衷敬佩，对第四师可克达拉市的发展完全有信心。林毅夫教授结合第四师可克达拉市的资源禀赋，问诊开方，从“屯垦戍边”转向“建城戍边”，需要形成产业集群，关键是发展制造业聚集人口，这方面可以借鉴重庆发展电子信息制造业的经验，鼓励第四师可克达拉市的领导者们通过科学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引进产业链，实现远大的发展目标。调研组一行来到可克达拉市参观考察调研组一行听取可克达拉师市领导汇报调研组一行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发改委与各部门座谈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组织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系列活动，加深了经济学院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交流与合作，为下一步展开进一步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激发了经济学院师生们学术研究热情，与老师们的近距离交流，有助于学院师生选择更具有当代意义、社会重要的研究主题，提高学院师生的学术能力。来源：新疆财经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联盟成立于2019年5月，旨在促进国内外兄弟机构之间在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与政策实践等方面的深度合作，设有理事单位、意向单位与观察单位。林毅夫担任理事长，王勇担任秘书长。迄今已正式挂牌成立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院）的理事单位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吉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兰州大学、西藏大学、云南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与宁波市发展规划院合作）、华沙大学（波兰）、广州大学、江苏大学、南京审计大学、上海大学、绍兴文理学院（与绍兴市政府合作）、新结构经济学知识产权研究院（与南京市人民政府、江苏省知识产权局、江苏大学合作）、中山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南开大学、郑州大学、南昌大学。另有约20家机构正在积极申请与筹建新结构经济学研究机构。更多详情请见：https://www.nse.pku.edu.cn/hzwl/xjgjjxlm/lmjj/index.htm。推荐阅读NSE

题记：2021年5月27日下午，中国国际商会、北大国发院、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共同举办了2021年中国企业未来发展论坛。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的主旨演讲整理。